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序
　　　导论
第一部分　自由的价值
　　　第01章　自由辨
　　　第02章　自由文明的创造力
　　　第03章　进步的常识
　　　第04章　自由、理性和传统
　　　第05章　责任与自由
　　　第06章　平等、价值与品行
　　　第07章　多数统治
　　　第08章　雇佣与独立
第二部分　自由与法律
　　　第09章　强制与国家
　　　第10章　法律、命令与秩序
　　　第11章　法治的渊源
　　　第12章　美国的贡献：宪政
　　　第13章　自由主义与行政：“法治国”
　　　第14章　个人自由的保障
　　　第15章　经济政策与法治
　　　第16章　法治的衰微
第三部分　福利国家中的自由
　　　第17章　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
　　　第18章　工会与就业
　　　第19章　社会保障
　　　第20章　税制与再分配
　　　第21章　货币框架
　　　第22章　住房与城镇规划
　　　第23章　农业与自然资源
　　　第24章　教育与研究
　　　跋　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第二章　自由文明的创造力
文明的进步，乃是通过增加我们毋需考虑便能运作的重大活动的数量来实现的。思
想活动一如战争中骑兵之冲锋：这种冲锋在数量上受着严格的限制，因为它们需要有新
马匹予以补充，所以它们只能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发起。

　　　　　　　　　　　　　　　　　　　　　　A.N.怀特海（A.N.Whitehead）

1．苏格拉底认为，承认我们的无知（ignorance），乃是开启智慧之母。苏氏的此
一名言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理解社会的首要条
件；我们渐渐认识到，人对于诸多有助于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往往处于必然的无知
（necessary ignorance）状态之中。社会生活之所以能够给人以益处，大多基于如下
的事实，即个人能从其所未认识到的其他人的知识中获益；这一状况在较为发达的社会
（亦即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中尤为明显。我们因此可以说，文明始于个人在追求
其目标时能够使用较其本人所拥有的更多的知识，始于个人能够从其本人并不拥有的知
识中获益并超越其无知的限度。
人对于文明运行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多因素往往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unavoidable
ignorance）状态，然而这一基本事实却始终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哲学家和研究社会的
学者，一般而言，往往会敷衍此一事态，并视人的这种无知为一种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缺
陷。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以完全知识（perfect knowledge）预设为基础而展
开的关于道德问题或社会问题的讨论，作为一种初步的逻辑探究，偶尔也会起些作用，
然而试图用它们来解释真实世界，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这里的根本问题乃在于这样一个“实际困难”，即我们的知识在事实上远非完全。科学
家倾向于强调我们确知的东西，这可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但是在社会领域中，却往往
是那些并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采取科学家那
种强调已知之物的取向，很可能会导致极具误导性的结果。诸多乌托邦式的建构方案
（utopian constructions）之所以毫无价值，乃是因为它们都出自于那些预设了我们
拥有完全知识的理论家之手。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要对无知展开分析，实是一项极为棘手的工作。初看上去，即
使从定义入手对其做细致探究，似乎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当然无力对我们毫无所知的东
西做理智且深刻的讨论，此乃不证自明之理。然而在我看来，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
的答案为何，但至少应有能力陈述这些问题。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对所讨论
的题域具有某种真正的知识（genuine knowledge），此即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理解社
会运作的方式，就必须努力对我们关于此一问题的无知的一般性质及范围给出界定。我
们虽不能在黑暗中视见，但却一定能够探寻出黑暗区域的范围。
有论者主张，文明既为人所创造，人亦应当有能力随意变更其制度或结构。如果我
们对此一主张的意义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大而化之的认识路径有着极为明
显的误导性，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人是在完全理解其所做所为的状况下经由审慎思考
而创造了文明的时候，又只有当人至少是明确地知道文明是如何被维持承续的时候，上
述主张才能成立。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确实创造了文明。文明是人的行动的产物，
更准确地说，是数百代人的行动的产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明是人之设计（design）
的产物，甚至更不意味着人知道文明功用或其生生不息之存续所依凭的所有基础性条件。
那种认为人已然拥有了一种构设文明的心智能力、从而应当按其设计创造文明的整
个观念，基本上是一种谬误。人并不是简单地赋予世界以一种由其心智所创设出来的模
式。人的心智本身也是这样一种系统，它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发生
着变化。如果以为我们只须将各种于当下指导我们行动的理念付诸实施，便可以达致一
更高级的文明状态，那就显然大错特错了。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就必须为此后的发展
所要求的对我们当下的观念及理想进行不断的修正留出空间，因为随着经验的增多，其
间所产生的各种偏差现象必然要求我们对这些观念及理想做出不断的修正。因此，我们
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500年甚或50年的文明的状况，恰如我们中世纪的先
辈或我们的祖父们无力预见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样式一般。
那种认为人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起了文明的观念，乃源出于一种荒谬的唯智主义
（intellectualism）；这种唯智主义视人的理性为某种外在于自然的东西，而且是那
种能独立于经验就获致知识及推理的能力。但是，人之心智的发展乃文明发展的一部分；
恰恰是特定时期的文明状态决定着人之目标及价值的范围和可能性。人的心智决不能预
见其自身的发展。虽说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实现我们当下的目标，但我们仍须给新的经
验和未来的事件留出空间，以决定我们当下的目标中何者将予以实现。
一位当代人类学家曾经指出，“并不是人控制着文化，而是文化控制着人”，此一
论断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他的另一说法对我们则不无警省，“恰恰是我们对于文化的性
质在深度和广度上过于无知，使我们有可能妄断是我们在指导并控制着文化”。他的这
一说法至少对唯智主义观念做出了一种重要的纠正。他所提出的警省将有助于我们对于
下述状况获致一种较为真实的认识：在我们实现我们的智识所构设的目标这一有意识的
努力与制度、传统及习惯所具有的功用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互动；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制度、传统及习惯这三者常常会混合在一起发生作用，并产生某种与我们所旨在实
现的目标差之万里的东西。
指导个人行动的有意识的知识（conscious knowledge），只是使个人能够达致其
目标的诸多条件的一部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须从下述两个重要方面加以认识。首先，
事实上，人的心智本身就是人生活成长于其间的文明的产物，而且人的心智对于构成其
自身的大部分经验并不意识——这些经验通过将人的心智融合于文明之构成要素的习惯、
习俗、语言和道德信念之中而对它发生影响。因此，其次，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任
何为个人心智有意识把握的知识，都只是特定时间有助于其行动成功的知识的一小部分。
如果我们对他人所拥有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成功地实现我们个人目标的基本
条件这个问题进行反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于我们行动的结果所赖以为基础的
环境极其无知，而且这种无知的程度甚至会使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诧。知识只会作为个人
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所有个人的知识（the
knowledge of all the individuals）的总和，绝不是作为一种整合过的整体知识（an
integrated whole）而存在的。这种所有个人的知识的确存在，但却是以分散的、不完
全的、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因此如何能够做到人人都
从此种知识中获益，便成了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大问题。
易言之，作为文明社会成员的人在追求个人目的方面，之所以比脱离了社会而独自
生活的人更能成功，其部分原因是文明能使他们不断地从其作为个人并不拥有的知识中
获益，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每一个个人对其特殊的知识的运用，本身就会对他人实现他
们的目的有助益，尽管他并不认识这些人。所有的社会活动为了能向我们提供我们经由
学习而不断期待的物事，就必须持续不断地与某些事实相调适，而正是这些特定的事实，
我们知之甚少。至于那些经由恰当协调个体活动而促成社会活动与某些事实相调适的力
量，我们知之就更少了。甚为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那些使我们彼此进行合作
的因素几无所知时，我们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一种憎恨的态度，而不是感到惊诧或好奇。
我们之所以有时候会产生那种试图打碎整个文明复杂勾连的网络的鲁莽且冲动的欲望，
全是因为我们无力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

2．然而，如果“知识”仅意指个人有意识的和明确的知识（conscious and
explicit knowledge），亦即能使我们陈述此事或他事为何的知识，那么将文明的发展
与知识的增长等而视之，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误导。当然，我们更不能将这种知识仅限
于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为理解笔者在下文的论证，牢记这一点是颇为
重要的，即科学知识甚至不能穷尽那些为社会经常使用的明确的和有意识的知识；我们
的这个观点当然与时下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相左。寻求知识的科学方法，并不能够满足
社会对明确知识的全部需求。在人们持续不断使用的关于变动不居、千变万化的特定事
实的知识当中，并不全都是适宜于被系统解释的知识；甚至其间的大多数知识也只是散
存于无数个人手中的知识。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专家知识（expert knowledge），其
间一些重要的知识并不是实质性的知识（substantive knowledge），而只是关于在何
处以及如何去发现所需信息的知识。然而，就本书的讨论而言，上述对理性知识
（rational knowledge）的不同种类进行界分的工作，并非很重要；而且在本书的分析
中，笔者实际上是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理性知识集合于一体而统称为明确知识的。
过去的经验业已融入于我们的环境之中，因此，只有在我们对知识的解释包括了人
们对于这些环境所做的一切调适的时候，知识的增长与文明的发展，才是同一回事。但
是，此一意义上的知识并非都属于我们的智识（intellect），而我们的智识亦非我们
的知识之全部。我们的习惯及技术、我们的偏好和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讲，都是我们对过去经验的调适，而这些调适水平的提升，乃是通过有选
择地摈弃较不适宜的调适行为而达致的。它们是我们行动得以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一如我们有意识的知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构成我们行动基础的“理性不及”的因
素（non-rational factors）当中，并不全都会始终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一些因素的
功用或早已失去，却仍被保留了下来，有些因素甚至在已成为障碍而非助益时，也仍被
人们保留了下来。然而不论如何，我们的所做所为却不能没有它们作为基础：甚至成功
地运用我们的智能本身，亦需依赖于对这些理性不及的因素的不断的使用。
人往往会对其知识的增长感到自豪和得意。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知识增长的同时，
作为人自身创造的结果，对于人有意识的行动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的有意识知识的局限、
从而也是人的无知范围，亦会不断地增加和扩大。自现代科学发端始，就连最优秀的科
学家都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公认的无知范围亦会扩大。”不无遗憾的是，科学的
发展所产生的普遍影响，却在大众中形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我们的无知范围正在逐渐
缩小，因此我们能够更为广泛地和有意识地控制人的所有活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此
一信念似乎亦为不少科学家所赞同。正是据此原因，陶醉于知识增长的人往往会变成自
由的敌人。由于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增长会恒久地向我们展现新的无知领域，所以我
们依据这种知识而建构起来的文明亦会日呈复杂和繁复，而这也就当然会对我们在智识
上理解和领悟周遭世界时造成新的障碍。人类的知识愈多，那么每一个个人的心智从中
所能汲取的知识份额亦就愈小。我们的文明程度愈高，那么每一个个人对文明运行所依
凭的事实亦就一定知之愈少。知识的分工特性（division of knowledge），当会扩大
个人的必然无知的范围，亦即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

3．当我们言及知识传承与知识传播（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时，我们乃意指文明进程的两个方面（笔者在上文业已对此做出界分）：
一是我们累积的知识在时间上的传承，二是同时代人之间就其行动所赖以为基础的信息
所进行的传播。但是，这二者并不能够截然两分，因为同时代人之间用以传播知识的工
具，乃是人们在追求其目的时常常使用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我们对于科学领域中知识的传承和累积的进程极为熟悉——这种知识既展示了自然
界的一般规律，也揭示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具体特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这是我们所承继的知识中最为显见的一部分知识，亦是我们所必须知道的主要知识，然
而在日常意义上的“知识”中，它依旧只是一部分知识；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还拥有许
多其他工具（tools，此处采用该词的最宽泛的意义）；这些工具乃是人类经悠久岁月
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产物，而且通过对它们的运用，我们才得以应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更
为准确地说，这些工具乃世世代代相传之经验的产物。一旦有更具效率的工具可供我们
使用，即使我们并不知道此一工具为什么更具效率，甚或不知道未来的替代性工具为何，
我们亦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一工具。
这些由前人逐渐形成并构成适应其所处环境之措施中重要内容的“工具”，所含括
的远远不止于物质性的器具。它们还存在于人们习惯遵循但却不知其就里的大多数行为
方式中。它们由我们所谓的“传统”（traditions）和“制度”（institutions）构成；
人们之所以使用这些传统和制度，乃是因为它们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工具：它
们是累积性发展的产物，而绝不是任何个人心智设计的产物。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
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
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
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
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在有意识的知识获得增长的同时，此
一最为宽泛意义上的工具（亦即经过验证并为大众所普遍采用的行事方式）也始终会有
同样重要的累积。
笔者于此处的关注，主要并不在于以上述方式传授于我们的那种知识，亦不在于人
们会在将来使用的新工具的形成方式，而在于当下的经验被用来帮助那些并不直接享有
此类经验的人的方式。鉴于此，我们将把有关时间上的进步问题留至下一章讨论，而在
本章集中探究社会个人成员所拥有的分散的知识、不同的技巧、各种各样的习惯及机会，
是如何帮助他们并使其活动与日益变化的环境相调适的。
条件的每一变化，都必将在资源使用方面、在人们活动的方向及种类方面以及在习
惯和风俗方面造成某种变化。因受资源变化影响而造成的人的行动的每一变化，亦将要
求人们在其他诸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调适，而这种调适则会逐渐扩展至整个社会。这样，
每一种变化在一定的意义上都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问题”，尽管任何个人不会认为它是
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则会在形成一项新的整体调适方式的过程中，逐渐获致“解决”。
那些参与此一进程的人士对为什么要为其所为的原因，可以说知之甚少，而且我们也无
从预言谁将在这个调适进程中的每一阶段上首先采取适当的调适动作，进而我们也无力
预言知识、技巧、个人态度及环境形成何种特定的组合便能给某人提供恰当的解答，甚
至更加无从预言某人的范例将通过何种渠道传播于他人并为他们所仿效。欲图事先便设
想出知识与技巧的所有组合形式，无疑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只有当各种组合形式付诸
实施以后，人们方能从中发现那些恰当的做法或手段，进而为人们普遍接受，但是，在
实践中，恰恰是平凡大众在面对变化不定的环境处理其日常事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无数
微不足道且平实一般的小措施，产生了种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例。这些小措施的重
要性并不亚于得到明确公认并以明确的方式传播于社会的重大的智识创新。
试图对谁会将本能取向与机会进行正确的组合从而发现较佳的调适方法做出预测，
甚为困难，其难度绝不亚于要预测不同的知识与技巧通过何种方式方法加以组合便能提
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所具有的困难。知识与本能取向的成功组合，既非出自于人们经由共
同的审慎考虑而做出的选择，亦非出自于人们通过共同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而做出
的选择；它们的成功组合，完全是个人模仿其他较成功者所作所为的结果，而且这些成
功者的所作所为往往也是通过不同的象征或符号而对模仿者施以引导的，例如，人们对
成功者的产品所提供的价格、对他们所遵奉的行为标准所做的道德上的赞誉或审美上的
羡辞，不一而等；一言以蔽之，这些成功的组合乃是个人运用其他人之经验的成就的结
果。
此一进程的功用的关键之处，一方面在于它可以使每个个人都能够据其特殊知识
（而且常常是独特的知识）行事，至少当他处在某种特定环境之中时是如此，另一方面
还在于它可以使每个个人能够在其所知道的限度内，为达致其自己的个人目的而使用他
自己的技巧和利用他所能得到的机会。

4．至此，经过上文的分析和阐释，本章的主要论点可以说较易理解了。主张个人
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
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
如果存在着无所不知的人，如果我们不仅能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当下的希望的因
素，而且还能够知道所有影响实现我们未来需求和欲望的因素，那么主张自由亦就无甚
意义了。当然从反面来看，个人的自由亦会使完全的预见成为不可能。但是，为了给不
可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事象提供发展空间，自由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自由，
乃是因为我们经由学习而知道，我们可以从中期望获致实现我们诸多目标的机会。正是
因为每个个人知之甚少，而且也因为我们甚少知道我们当中何者知道得最多，我们才相
信，众多人士经由独立的和竞争的努力，能促使那些我们见到便会需要的东西的出现。
尽管上文所述对人的自尊似有所羞辱，但我们必须承认，文明的发展，甚至维系，
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为未知之事象（或偶然之事象）的发展提供最多的机会。这些未知
之事象或偶然之事象，是在个人将其所获致的知识与态度进行组合、将技巧与习惯进行
组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而且也是在有能力的人士遭遇他们有相应知识去应对的特定环境
时发生的。正是我们对如此之多的东西都处于必然无知的状态之中，才决定了我们必须
在很大程度上去面对或然之事（probabilities）和机遇。
当然，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抑或是在社会生活中，尽如人意的偶然之事通常来讲并
不会适时发生，然而我们必须对它们的发生有所准备。但是，即使如此，它们依旧只是
机遇，而绝不会因此就变成确然之事（certainties）。这些机遇包含着那些经由审慎
思考后仍必须承受的风险、一些个人和群体虽然像成功者那般努力但仍可能遭受的不幸、
甚至大多数人都可能会蒙受的重大失败或挫折、以及很可能只是在最后方能获致的净收
益。对此我们所能做的，一是增加机遇：促使个人的天赋和环境形成某种特别的组合，
从而造就出某种新的工具或改进某一旧工具；二是增进成功的可能：促使诸如此类的创
新能够迅速地传播至那些能够利用它们的人士，并为他们所用。
当然，所有的政治理论都假定大多数个人是极为无知的。但是，那些为自由进行辩
护和呼吁的人与其他人不同，因为前者把自己和最为明智的人士也都纳入了无知者的行
列。与那种在动态的发明进化中不断为人们所使用的全部知识（totality of
knowledge）相比较，那种在最为明智的人士所拥有的知识与最为无知之个人能有意识
使用的知识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亦就无甚意义了。
由约翰·密尔顿和约翰·洛克首先提出、后又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Walter
Bagehot重新论述的有关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无疑是以承认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无知为
基础的。这种论点乃是一般性原理的特殊运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只有非唯理主义者
（non-rationaist）对我们心智活动的洞识，才能为这种一般性原理的特殊运用开启大
门。本书通篇贯穿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我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增进自由
的所有制度都是适应无知这个基本事实的产物，这种适应旨在应对机遇和或然之事象，
而非确然之事。在人类事务中，我们无力达致这种确然性，亦正是基于此一原因，为最
佳地使用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必须遵循那些为经验表明能在总体上产出最佳结果的
规则，虽说我们并不知道在特定情势下遵循这些规则会产生何种后果。

5．人从其期望屡屡落空而产生的失望中习得知识。尽管有诸多事象是我们不可预
知的，但是毋庸赘言，我们绝不应当用愚昧的制度去增加各种事象的不可预测性
（unpre dictability）。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地去完善或改进我们的制度，以增
加做出正确预测的机遇。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为不确定的任何个人（unkno
wnindividuals）提供最多的机会，以使他们有可能知悉那些连我们自己都尚未意识到
的事实并在其行动中运用这种知识。
正是通过众人所做的彼此调适的努力，人们在其行动中得以使用的知识方远较个人
所拥有的知识为多，甚至远较在智识上有可能加以综合的知识为多；也正是通过如此这
般地使用分散的知识，人们所可能获致的成就方远较一个人的心智所能预见的为大。正
是由于自由意味着对直接控制个人努力之措施的否弃，一个自由的社会所能使用的知识
才会远较最明智的统治者的心智所能想象者为多。
从主张自由所依凭的上述依据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论断：首先，如果
我们把自由仅限于那些我们知道自由会产生助益的特定事例之中，那么我们就无法实现
自由的诸种目的。仅在事先知道自由的效用会产生助益的情况下而授予的自由，实际上
并不是自由。如果我们已然知道自由会被如何使用，那么主张自由的论辩也就会在很大
程度上丧失其存在的依据。如果在一些人使用自由的结果似乎不尽人意的场合便不授予
自由，那么我们就绝不会获致自由的裨益，亦绝不会达致只有在自由提供了机会的情况
下方能取得的那些不可预见的新的发展。因此，自由常被滥用的现象，就绝不能被用作
反对个人自由的论据。自由必然意指这样一个道理，即许多事情虽为我们所不喜欢，他
人仍可以为之。我们对自由的坚信，并不是以我们可以预见其在特定情势中的结果为依
据的，而是以这样一个信念为基础的，即从总体观之，自由将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而其
所达致的结果一定是利大于弊。
其次，我们能自由地做某一特定事情的重要意义，与我们或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
有可能利用那种特定机会的问题毫不相关。只赋予那种为所有的人都能实施的自由，实
际上乃是对自由功能的根本误解。百万人中仅有一人所能使用的自由对社会的重要性以
及对大多数人的助益，可能要超过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自由。
第三，我们甚至还可以指出，有机会使用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可能性愈小，它就
对整个社会愈为珍贵。同理，有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机会的可能性愈小，那么当该机
会产生时而被人们坐失此一机会，其损失亦就愈严重，因为它所提供的经验将是极为罕
见难得的。此外多数也完全有可能对任何个人都应当可以自由做的大多数重要事情并不
直接关心。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如果
情况正相反，人们可以预知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那么自由的结果亦就可以通过多数
决定个人应当做什么的方式来达致。但是，多数的行动却必定局限于那些业经尝试而已
然确定的事情，亦即必定局限于人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然达成共识的那些问题，然而，
先于这些共识的乃是不同个人的不同经验和行动，换言之，这些共识乃是根据先于其而
在的不同个人的不同经验和行动而达致的。
据此，我从自由中所获致的助益，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他人使用自由的结果，而
且其间的大多数助益，乃是他人使用那些我本人绝无能力使用的自由的结果。因此，我
本人所能行使的自由，未必对我就最为重要。某人能够尝试做任何事情的重要性，当然
要超过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同样事情的重要性。我们之所以主张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喜
欢能够做特定的事情，亦不是因为我们视任何特定的自由为我们幸福的基础。一如前文
所述，促使我们反抗任何人身约束的本能倾向，虽说颇具正面意义，但对于证明或界定
自由而言，却并不总是一种可靠的指导或保障，所以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我本人愿
意行使的那种自由，而是某人为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而可能需要的那种自由。我们只有
通过将此种自由赋予所有的人，方能确使不确定的任何人都能获致此种自由。
自由的助益因此并不局限于享有自由的人，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讲，一个人并不从他
本人所能利用的自由的那些方面获致助益。毋庸置疑，在历史上，不自由的大多数人曾
从存在着少数自由人这个事实中获取了大量助益，而在当下，不自由的社会则从它们于
自由的社会中获致和习得的东西中得到了甚多助益。当然，我们从他人的自由中获致的
助益，随着那些能够行使自由的人数的增长而会扩大。因此，主张一些人应有自由的论
据，亦同样适用于所有人都应享有自由的主张。但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讲，一些人有自
由比无人有自由更好，多人享有充分的自由（full freedom）比所有的人只享有有限的
自由（restricted freedom）更好。此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有自由做某一特定事情的
重要性，与想做此事的人数毫不相关：因为它很可能是反比。将这种做某事的自由的重
要性与人数挂勾的做法，只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即一个社会可能因受到种种对人数的
要求和控制而遭到侵损，尽管绝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自由因此而被严重削减了。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只有为多数所实施的自由，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势必会创
设出一个以不自由为特征的停滞社会。

6．在调适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那些并非出于设计而达成的新颖者，首先，是由那些
能够协调不同个人的诸种努力的新安排或新模式组成的，也是由那些在资源使用方面的
新组合（其性质只是暂时的，一如导致这些组合的特殊条件一般）构成的。其次，它们
亦是由对工具和制度进行改进以适应于新环境的种种努力而促成的。这些改进中亦有一
些只是针对即时的境况所采取的暂时的调适性措施，而另一些则是为了增加现存的工具
和手段的多样性而采取的改善措施，从而亦会被保留下去。上述第二类改善措施不仅会
对特定时空下的境况做出较好的调适，而且也能对我们环境的某种恒久性做出较好的适
应。此类自生自发之“型构物”（pontaneous formations）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
自然是受一般性规律支配的。随着经验以累积的方式不断地被融合进工具及行动方式之
中，明确的知识——亦即那些能够通过语言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为人们明确阐释的
一般性规则——亦将得到发展。新颖者得以产生所依凭的上述进程，可以在智识领域中
得到最好的理解，当其产生的结果为新观念时尤然。正是在智识领域中，我们中的大多
数人都至少意识到了此一进程中的一些个别步骤，因为我们必须对这一进程中的各种细
节都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即在一般意义上也能认识到自由在其间的必要性。大多数科学
家都承认：一是我们无力计划或规划知识之发展，二是在通向未知之王国的探究——此
乃研究的目的之所在——过程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个人天才的奇思异想和变
化莫测的境况，三是科学发展，正如一人心智之中突然萌发的新观念一样，也是个人将
社会带给他的概念、习惯及环境加以组合的结果：它既是系统努力的结果，同样也是幸
运偶然事件的产物。
由于我们较为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智识领域中的发展常常出自于那些不可预见的
和不可设计的因素，所以我们趋于特别强调自由在这一领域中的重要意义，而忽视做事
情的自由——即行动自由——的重要性。但是，研究和信仰的自由，言论和讨论的自由，
尽管其重要性已为众人所理解，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自由的重要意义只有在新真理
被发现的整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才会凸显出来。以牺牲做事情的自由的价值为代价，而赞
美智识自由（intellectual liberty）的价值，无异于视一大厦之顶部为大厦之整体。
我们之所以有新理念供讨论，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可协调，皆因这些理念和观点产生于诸
多个人在崭新的境况中所做出的各种努力：他们在从事具体的工作时采用了他们所习得
的新工具和新的行动方式。
对此一发展于智识不及之领域的进程（the non-intellectual part of this
process）——亦即新颖者赖以产生的原有物质环境发生变化和形成的过程——的理解
和认识，需要人们有更大的想象力，而绝非是唯智主义观（intellectualist view）所
强调的那些因素所能够满足的。尽管我们在有的时候能够对导向一新观念产生的智识进
程进行探索寻踪，然而我们却几乎不可能对那些我们尚未获致明确知识的贡献间的组合
和序列加以重构或复制，我们亦不可能对人们所采用的颇有助益的习惯和技巧、所使用
的工具和机会以及有利于产生此一结果的主要行动者所处的特殊环境加以重构或复制。
我们为理解此一发展于智识不及之领域的进程所做的各种努力，目前还只能根据某些简
单的模式指出何种力量发生了作用以及各种影响力量发生作用的一般性原则，然却无力
明确指出它们的具体特征。一般来讲，人只关注其所知道的东西，因此，在此进程展开
的过程中，那些并不为人们明确知道的特征通常都会被人们忽视不顾，甚至也很有可能
就根本得不到详尽的探究。
事实上，这些并不为人们所意识的特征，不仅通常会被忽视不顾，而且还常常被视
为是一种障碍，而非一种帮助或一种基础性条件。它们是“理性”不及者，因为我们尚
无从明确根据推理去解释它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也常常把它们视为那种与理智行
动相悖意义上的非理性的（irrational）因素。然而，虽然影响我们行动的大多数理性
不及的因素，可能具有上述意义上的非理性，但是我们在行动中预设并运用的许多“纯
粹习惯”（mere habits）和所谓“无意义的制度”（meaningless institutions），
却是我们实现目的的基本条件；当然，它们也是社会做出的成功调适的一部分，它们一
方面经常为人们所改进，而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们能够实现多少成就所赖以为据的基本
条件。发现它们的缺陷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的发展却一刻也不能不以它们为基础。
我们逐渐学会了安排日常时间、穿着、饮食、装饰居室、演说写作以及使用文明为
我们提供的无数其他工具或器具，而正是我们所习得的这种种行事方式，时时刻刻为我
们提供着我们自身对文明进程做出贡献所必须依凭的基础，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生产和贸
易中的“诀窍”（know-how）。而且，正是在我们以新的方式使用和改进文明所提供给
我们的种种手段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新的观念，而这些新观念只是到了发展进程的最
终阶段才会被归入智识领域予以处理。人们一旦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抽象思考，这种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就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它在延续和发展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受到新的
挑战和质疑；而它之所以会受到挑战和质疑，乃是因为人们有能力以新的方式行事，有
能力尝试新的做事方式，还有能力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变更整个文明结构。智识进程，
实际上只是一种对已经形成的观念做详尽阐释、选择和否弃的进程。我们需要强调指出
的是，新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行动（常常是理性不及的行动）与重要事件交互影响的
领域中源源不断产生的。因此，如果自由被局限于智识领域，那么产生新观念的源泉就
会干涸。
由此可见，自由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使之成为可能的行动是否具有崇高的特性。
行动的自由（freedom of action），即使是从事平凡而日常事务的自由，亦与思想的
自由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人们常常通过把行动的自由称为“经济的自由”（economic
liberty）来贬低这种自由的价值，这甚至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但是，行动自由
的概念在含义上要比经济自由的概念宽泛得多，可以说前者涵盖了后者。更为重要的是，
是否存在着可以被称为纯粹“经济的”那种行动，以及对自由的限制是否能够被局限在
那些所谓的“经济”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疑问。经济的考虑只是我们据以协调和调适
我们欲求实现的不同目的的根据，而且从最终的意义上讲，我们欲求实现的这些目的，
无一是经济的（除了那些守财奴和那些把挣钱本身视作目的的人以外）。

7．上文所述的大部分内容，不仅适用于人为实现其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亦适用于
那些目的本身。自由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人的目标是开放的，而且能够不断产生人们为
之努力的新目标；尽管这些新目标一开始只是少数个人的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们会逐渐成为大多数人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甚至那些被我们认为
是善的或美的东西亦会发生变化（尽管其变化方式还不至于使我们只能采取相对主义的
立场），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知道下一代人将把
何者视为善或将把何者视为美。更有进者，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视某事为好，而且当
人们就某事是否为善而发生分歧时，我们亦甚难断言谁是正确的。不论从人的知识方面
来看，还是从人的目标和价值方面来看，人都可以说是文明的造物；归根结蒂，正是这
些个人的希望与群体或族群的永久存续之间的相关性，决定着这些群体或族群是持续还
是变化。仅仅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价值乃是文明进化的产物，便以为我们能够得出我
们的价值应当为何的结论，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却毫无理由怀疑，这些价值亦
是由那些产生我们智识的同样的进化力量所创造的和变更的。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关
于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的终极判断，并不是由个人智慧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坚持“错
误”信念的群体的衰弱或减少而决定的。
文明的所有手段或工具，都必须在人们追求其当下目标的过程中证明其自身的效度，
无效者将被否弃，有效者将被保留。但是，我们更须注意此一事实背后的问题，即随着
旧的需求的满足以及新的机会的出现，新的目标也会不断出现。哪些个人及哪些群体会
获得成功并持续存在下去，既取决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支配他们行动的价值，亦取
决于他们所掌握的工具和拥有的能力。同理，一个群体的繁荣强大抑或贫困衰败，既取
决于它所遵循的伦理规则或指导它的美好理想或幸福观，亦取决于它所习得的满足其物
质需求的能力。简而言之，在任何特定社会中，特定群体的兴衰，都将取决于他们所追
求的目的以及他们所遵循的行为准则。而且获得成功的群体的目的，将趋于成为该社会
全体成员的目的。
关于我们所坚持的价值或我们所遵循的伦理规则为什么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持续存在
这个问题，我们至多只能做到部分理解。我们亦无法确信，那些曾被证明对达致某一特
定目的有助益的诸规则，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是否还会依旧具有如此的正面功用。虽然
我们可以假设，任何业已确立的社会准则在某种意义上都会有助于文明的维系，但是我
们能证明此一假设的唯一方法，就是查证这种准则在与其他个人或群体所遵循的准则的
竞争下，是否仍能继续证明其自身的作用。

8．优胜劣汰的选择过程所依凭的竞争，必须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不仅
涉及有组织的群体与无组织的群体间的竞争，而且还涉及个人间的竞争。认为竞争与合
作或组织相反对，就会误解它的性质。通过合作和组织去获致某些结果的努力，乃竞争
之一部分，与个人所做努力并无不同。群际关系是否成功，同样也是在以不同方式组织
起来的群体间的竞争中证明其有效性的。与之相关的界分并不在于对个人行动与群体行
动的区分，而在于对下述两种境况的界分：在一种境况中，以不同的观点或惯例为基础
的种种可供替代的方法可以为人们所尝试；而在另一种境况中，某个机构拥有排他性权
利或权力，阻止他人进行这类尝试。如果这种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的授予，
是以某些个人或群体拥有较优较多的知识为预设，那么此一进程便不再具有试验的性质，
而且那些碰巧在某一特定时间盛行的信念亦可能变成知识增长的一种障碍。
主张自由的论辩，并不是一种反对组织的论辩（因为组织乃是人之理性所能运用的
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但却是一种反对所有排他性组织、特权组织和垄断性组织的观
点，亦是一种反对所有运用强制力量阻止他人尝试进步的论辩。每一种组织都是以特定
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意味着信奉某一特定目标并采用某些特定方法，但是甚至那种旨在
增进知识的组织，亦只有当其宗旨的设定所依据的信念和知识为真的时候，才会有效。
如果组织结构所赖以为基础的信念与事实发生冲突，那么这种冲突也只有在该组织失败
并为另一类型的组织所替代时，才会变得一目了然。因此，只有当组织是自愿的并扎根
于自由的领域的时候，它们才可能产生助益和具有效率，而且组织如果不调整自身以适
应其观念中并未虑及的情势，那么它就只有失败。将整个社会都纳入根据一项统一计划
建构起来的并受这种计划指导的一个单一组织系统之中，无疑会扼杀那些型构个人心智
的种种力量，甚至还会扼杀那些计划出这种组织的个人心智。
此处值得我们稍加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只有被公认为可资运用的最佳知识才应
当在我们的行动中加以使用，那么其结果将会如何呢？如果所有根据那种为人们普遍接
受的知识而被认为是浪费的尝试都遭禁止的话，而且只有那些被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认
为是重要的问题才能提出，认为是重要的试验才能尝试，那么这无异于说，人类已然达
致了这样一种境况，即人的知识能够使其预见一切常规行动的后果并避免一切失望或失
败。进而，这也无异于认为，人已完全将其周遭环境控制于其理性之下了，因为人们只
试图去做那些他们能够完全预知其结果的事情。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一种文明之
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
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动及其当下的境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
识出现的机会。

9．那种欲求将每一物事都受制于人之理性的唯理主义者（rationalist），因此而
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运用理性的目的，乃在于控制及预测。但是，理性增长的
进程却须依赖于自由以及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那些夸张理性
力量的人士，通常只看到了人的思想与行为间互动的一个方面（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
理性既得到了使用又得到了形构），但是他们却未能看到，欲使发展成为可能，理性生
成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进程就必须免于理性的控制。
毋庸置疑，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出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
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人类的持续发展，完全有可能依赖于其有意地避免实施其于当下
已然获致的种种控制手段。在过去，种种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无论受到多大的限制，
通常仍能表明其强大无比，足以抵抗国家所具有的那种有组织的强制性措施。然而，在
今天，政府已支配了种种技术性的控制手段，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是否仍可能表现出其
强有力的作用，就很难确定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在不远的将来，自生自发的发
展力量将不可能如其往昔那般强大了。我们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经由审慎思考
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将会摧毁那些曾经使发展成为可能的自生自发的力量；尽管这
种情况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离这种境况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三章　进步的常识
人绝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

　　　　　　　　　　　　　　　　　　　　 O.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当下，在那些有识之士中，大凡珍视个人声誉的论者，只要论及进步，都会极
谨慎地在该词上加引号。然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先锋思想家的一个特征，却是对
进步的助益性笃信不疑；当然，此后的情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笃信进步的信念也
渐渐被认为是一种思想肤浅的象征。尽管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芸芸众生仍将他们的
希望寄托于持续的进步，但是知识分子却已普遍对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持续的进步提出了
质疑，至少对进步的可欲性提出了疑问。
那种认为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无疑是虚幻且天真幼稚的；因此，从某种角度讲，
对这样一种观点做出回应，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就已发表的关于进步的论述和著述而
言，大多数属于站不住脚的言论，所以在使用该词的时候，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其实在
过去，人们从不曾给出理由证明“文明已然、正在、且将会朝着某一可欲的方向演进，”
亦不曾给出任何理由可以使人们认定一切变化为必然，或视进步为确然，并会始终有助
益于人类。然而，那种宣称人们有能力认识“进步规律”（laws of progress）而且这
些规律能够使人们预见我们必然趋向于的境况的观点，甚或那种视人们所为愚蠢之事为
必然进而视其为正当之举的观点，则是那些进步观中最无根据的。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对于时下流行的种种打破进步幻想的观点只做轻
描淡写的处理，那亦将不无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便是进步，而进步即是文明。
维续那种我们知道的文明，须取决于那些在有利的条件下会导致进步的诸种力量的运作。
如果说进化（evolution）并不一定会导向较佳境况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
没有那些促成进化的诸种力量，文明以及我们所珍视的一切事态（亦即那些将人区别于
动物的绝大多数事态）也将不复存在，或无力长久维续。
文明的历史乃是一种进步的明证；在尚不足八千年的岁月中，它便成就了几乎一切
为我们视作为人类生活之特征的东西。在放弃了狩猎生活以后，我们的大多数直系祖先
在新石器时代的初期便步入了农耕生活，而且很快又进入了都市生活；此一进步可能只
用了三千年时间。从某些方面来看，人的生物构造并未能相应地跟上文明迅速变化的速
度，人对其理性不及的境况的调适仍有不少跟不上时代节奏的地方，而且较之适应文明
生活，人的许多本能和情绪可能仍更适应于狩猎生活等等；这些现象实不足以使我们感
到太过惊诧。如果我们文明中的许多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不自然的、人为的或不健康的，
那么这一定是人类自进入都市生活始便具有的经验，实际上是自文明初始便已有的经验。
所有那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反对“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资本主义及过度精致
生活（Overrefinement）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抗拒；这种
新的生活方式乃是人类在经历了五十多万年狩猎生活以后，在不久前才接受的方式，而
且这种生活方式还导致了种种人类迄今尚无力解决的问题。

2．当我们将进步与我们个人的努力或有组织的努力结合起来讨论时，“进步”
（progress）乃是指一种趋向于某一已知目标的发展。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
则不能被称作这种意义上的进步，因为它并不是通过采用已知的手段努力趋向于一既定
的目标这种人的理性来实现的。然而上述意义上的进步观并不完全正确，更为确当的观
点乃是把进步视为一种人对其智力进行组合和修正的进程，亦即一种调适和学习的进程，
在此进程中，不仅为人们所知道的种种可能性，而且亦包括各种价值和欲求，都在持续
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由于进步在于发现尚未知晓之事象，因此它的结果必不可预见。由
于进步始终将人们导向于未知领域，所以我们至多能够期望的便是对那些导致不断进步
的诸种力量加以理解。如果我们想努力创造种种有利于进步的条件，那么对这种累积性
发展进程的特性，做出上述那种一般性的理解便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这种理解却决不是那种能使我们做出具体预测的知识。然而，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从这种
理解中获致我们必须遵循的进化之必然规律的主张，则纯属荒诞。人之理性既不能预见
未来，亦不可能经由审慎思考而型构出理性自身的未来。人之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
既有的错误。
即使在那种最刻意探求新知识的领域，亦即科学领域，也无人能预见其工作的各种
后果。事实上，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甚至那种试图将科学的目标刻意设定为达致实用性
知识（a useful knowledge）（即达致那种人们能够预见其在将来的效用的知识）的努
力，也可能滞碍进步。进步，依其性质，是不可能被计划的。在我们旨在解决某个具体
问题并已经掌握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的特定领域中，我们或许有理由说“我们在计
划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努力仅限于实现那些现已可见的目标，如果新的问
题也不再持续产生，那么我们很快就不用再做什么努力了。只有探索进而认识我们未知
之事物，才会使我们变得更聪明。
然而，探索我们未知之事物的努力，也常常会使我们大为沮丧。尽管进步在一定程
度上在于实现我们所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喜欢由此而产生的所
有结果，亦不意味着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结果都是有助益的。而且，由于我们的希望和目
标在进步进程中也会发生种种变化，所以有关由进步创造的新的事态乃是一更佳事态的
说法是否还具有明确的意义，也就颇令人怀疑了。虽说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们对
自然的认识和支配力的累积性增长，但是它却并未因此而认定新的事态就一定比旧的事
态更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的乐趣可能只在于实现我们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事情的过
程之中，而对此一结果的确实拥有，则可能不会使我们产生多少满足感。如果我们不得
不止于当下的发展阶段，那么我们是否就比我们止于百年前或千年前具有更多实质意义
上的幸福呢？坦率而言，此一问题很可能是无从回答的。
然而，无论对这一问题做出什么样的回答，都无关紧要。此处紧要的是人们是否能
够成功地达致每一时刻似乎都可能达致的事态。人类智识得以证明自己者，并非昔日之
成就，而是当下生活中的努力和为未来所做的奋斗。进步乃是一种为运动而运动的过程，
因为人们正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以及在习得某些新东西所产生的结果中，享受着人类智能
的馈赠。
个人的成功，只有在进步相当迅速的社会中，才能为大多数人所分享。在一个静止
的社会中，有多少兴起者，就有多少衰败者。为使绝大多数人在其个人生活中参与社会
发展之进程，此一发展进程就必须以一相当的速度推进。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亚
当·斯密的说法是正确的，“正是在这种进步的状态（即社会并不满足于已然获致的富
足，而正在发展以求进一步的获取）中，贫困的劳动者的境况，亦即大多数人民的境况，
似乎是最幸福的和最舒适的。然而在静止的状态中，他们的境况会非常艰难；而在衰败
的状态中，他们的境况则会极为悲惨。进步的状态实乃是令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欢欣、所
心往的状态。静止的状态令人乏味，而衰败的状态则令人悲哀。”
一个进步社会最具特色的事实之一，就是个人在其间所努力追求的大多数事情，只
有通过更深一层的进步方能达致。这是因为此种进步进程的必然性使然：新知识及其禆
益只能逐渐地传播和获得，而且众人愿望的实现也始终取决于少数人先行获致新知识并
先行获享由此种新知识产生的助益。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些新的可能性，在一开始便是
可由社会成员通过刻意安排而为众人分享的社会共有物（a common possession）；这
种观点无疑是误导的，因为这些新的可能性只有经过使少数人的成就逐渐为多数人所接
受和分享这一缓慢和渐进的过程，方能成为共有物。这一进程的渐进特征往往被人们所
忽视，因为人们通常都太过关注发展过程中的少数显见且重大的步骤。但是我们需要强
调指出的是，重大的发现多半只是展开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人们还必须通过长时间的
进一步努力，才能使其间产生的新知识为一般大众所享用。或者说，必须经过调适、选
择、组合、及改进的长期进程，新知识方能得到充分使用。这就意味着，始终有人在他
人尚未获益于新成就之前便已从中获益了。

3．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似乎都是上述那种不平等现
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这样一种
高速率推进的进步，不可能以一种齐头并进的平均发展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必须以一些
人先发展，另一些人继而跟进的梯队发展方式（echelon fashion）来加以实现。这样
一个道理之所以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乃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经济进步主要视之为更多商
品物资的积累。但是，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也要凭靠我们在知识
上的增进，因为这种知识的增进不仅能使我们大家消费更多相同的东西，而且还能使我
们享用不同的东西，而且常常是那些我们在早些时候甚至并不知道的东西。虽说收入的
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可能更依赖于我们不断习得的知识，因为
正是知识，才使我们得以用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去运用我们的资源，并使我们不断地开
拓出资源的新用途。
知识的增长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乃是因为新知识的用途是无限的（只要我
们不以垄断的方式人为地造成知识的稀缺），尽管物质资源始终处于稀缺状况并不得不
被保留于有限的用途。知识一旦被获致，便会被无偿地用以服务于所有的人。正是通过
知识这种无偿的馈赠（尽管这种知识是社会中的一些成员经由种种实验而获致的），普
遍的进步才具有了可能，亦即先行者的成就促进了后继者的发展。
在上述发展进程的任何阶段，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境况，即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许多
东西的生产方法，但是其生产成本却仍然太昂贵，所以只能提供给少数人享用。在早期
阶段，这些东西的制成，须耗用大量资源，其价格也往往会高出个人全部收入之平均分
配的份额的许多倍，所以这些产品只能为少数有能力从中获益的人享用。“在一新商品
成为一种公众需要并构成一种生活必需品之前，通常只是少数人的玩品。因此，今日的
奢侈品乃是明日之必需品”。再者，新东西之所以常常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完全是
因为它们一度曾是少数人的奢侈品。
如果我们这些生活在较富有国家的人，能够在今天给大多数人提供不久前在物质上
还不可能如此大量生产的商品和便利设施，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讲乃是这样一个事实的
直接结果，即它们最初只是少数人方能享受的奢侈品。大凡舒适家庭居室中的便利设施、
交通及沟通之便利工具以及娱乐和享受之便利设施，最初都只能小批量生产；但是，正
是在这种小批量的生产中，我们逐渐学会了用少得多的资源去生产它们或与其类似的产
品，进而能够向绝大多数人提供这些物品。富有者购买此类新商品的费用，有一大部分
被用来支付试验新商品的费用（尽管富有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作为这一进程的结
果，这些物品便可以在晚些时候为贫穷者所享用。
上文所述的重要之点，不仅在于我们逐渐学会了以廉价之方法大规模地生产那些我
们先前只知道以昂贵的方法少量生产的商品，而且还在于唯有从先行者的角度出发，我
们方能拓展出后继者的种种欲求和种种可能性，这是因为在大多数人有能力追求一些新
目标之前，少数人早已选定这些新目标并已经为之实现而努力了。如果少数先行者在既
有的目标业已实现后所欲求的新东西很快就能为其所享用，那么那些将在此后20年或50
年中给大众带去这些商品的种种发展，就势必会受到那些已然能够享用它们的少数人的
观点的指导。
如果在当下的美国或西欧，相对贫困者能够用其收入的合理部分来购买汽车或冰箱、
支付飞机旅行的费用或购买收音机，那么这完全是因为在过去一些收入较多的人能够支
付这些在当时尚属奢侈品的费用。进展之路已因前人的踩踏而大为平坦了。正是由于先
行者发现了目标，人们方能为那些较不幸运者或能力较弱者建造起通向此一目标的道路。
有些物品在今天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奢侈品或浪费者，只是因为它们是一些只为少数人享
用甚或为大众所不敢梦想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必须指出，正是这些奢侈品或浪费者，
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我们可以说，那些将得到尝试
并在日后得以发展的物品之范围的扩大、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在很大
程度上乃是对现存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如果对新商品的尝试能够早在绝大多数人
得以享用这些商品之前便可以展开，那么进展的速率便会大大提高。许多改进之物，如
果不能在早期就为一些人所享用，则更不可能为大众所享用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得不
等到新物品能够为所有的人都享用的那一天才可以做出进一步的追求，那么我们可以认
定，这一天在许多情形下就永远不会到来。我们甚至还需要指出，即使是最贫困者在当
下所享有的相对富裕的物质生活，也是昔日不平等的结果。

4．因此，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一如我们所知，比较富有的人也只是在他们所享
有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比其他人略有领先而已。在进化的进程中，他们先行生活于其间
的阶段只是他人尚未达致的阶段，但是他人亦将在此后步先行者之后尘而达致此一阶段。
因此，“贫困”亦就成了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当然，这并不能使贫困成为不
贫困。尽管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未得到满足的欲求通常已不再是那些物质的需求，而
是文明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精神上的需要，但是依然不争的是，在每一发展阶段，绝大多
数人所欲求的一些东西只能为少数人所享用，而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方能使大众都
享用到这些东西。我们为之努力的大多数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因他人已经拥有它们而欲
求的东西。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一个进步的社会依赖于这种习得和模仿的进程，但
是它却能把它所引发的欲求视为继续努力的激励。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进步的社会并不
保证这种努力的结果能为每个人都享有，它甚至也不考虑由少数人先行享有一些东西而
确立的范例会导致大众因不能实现这些欲求而蒙受痛苦的问题。这似乎很残酷，因为它
在增加给少数人以赐予的同时，也激增了大多数人对此的欲求程度，而这些欲求又往往
不能马上得到实现。然而不论如何，只要它仍是一进步的社会，那么就定有人领先，而
其他人继而追进。
在进步的任一阶段，富有者都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为一
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其不可或缺的贡献的，如果没有他们做出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
便会大为延缓。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观点，在一些人看来，亦只不过是一种牵强附会
的堂而皇之的辩词而已。然而，如果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此一论点确实有道理，
而且就此而言，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亦不得不效法自由社会。在计划经济的社会中，
如果它不能完全效仿其他较为发达的社会，那么它就必须在大众可资享用之前指定一些
个人负责尝试或试验最新的进展成就。如果不是由一些人先行实践或尝试，那些新的但
仍旧昂贵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推及大众而为他们所普遍享用。但是，仅让一些个人尝试
特定的新商品，也还不够充足，因为这些商品只有作为社会之普遍进展的附属物而被欲
求时，它们才会具有恰当的用途和价值。在一个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为了知道在每
个阶段上应当促成哪些新的可能性，以及为了知道应当以什么方式并在什么时候将某些
特定的新型商品推及和融入普遍的发展进程之中，它就不得不确定某一阶级（或者诸阶
级中的一个阶层）为先导，始终先发展于其他人。计划经济社会的这种境况之所以区别
于自由社会的境况，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计划经济社会中，以指定方式而产生
的不平等乃是设计的结果，而且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先行发展亦是由权力机构决定的，而
不是由非人格的市场进程（the impersonal process of market）决定的，亦非由家庭
出身和机会运气的偶然事件所促成的。此外，我们应当补充指出的是，计划经济社会与
自由社会的区别还在于，在推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中，只有那些由权力机构批准的较好的
生活方式，才是被容许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只有那些被特别指定的人方能
享有。但是，计划经济社会为达致与自由社会同等的进步速率，就不得不存在不平等的
现象，而且这种不平等的程度也不会与自由社会中的不平等有太大的差别。
上文所述的不平等现象，在我们看来乃是一可欲的现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进
步的前提下，这种不平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才能被视作合理，实际上并不存在一可行的
判准尺度，当然，我们不希望见到个人的境况由武断的意志来决定，也不愿意看到权力
者根据个人意志将某种特权授予某些特定的人。然而，那种认为某些人太过富有或者认
为某些人的进步远远大于其他人的现象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观点，在何种意义上可被视
为确当，亦很难有定论。如果先行者与后继者之间在发展速率方面的距离太大，那么提
出上述问题或许还有些道理；但是，只要社会分层持续存在而且收入金字塔的每一台阶
都以某种合理的方式为人们所占据着，那么我们就很难否认贫困者或弱势者会在物质上
受益于其他人先行致富这一事实。
那些反对我们主张的观点乃源出于下述误解，即那些领先者占有了对某些东西的权
利，而根据此一权利，他们独享了原本可为大众所享用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从如何重
新分配由过去的进步所达致的成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我们这种不平等的社会
所促成的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这种反对观点就是有道理的。但是从长远的
角度来看，一些群体先于其他人而发展的现象，显而易见，实有利于后进者，同理，如
果我们能够以极快的速度汲取或利用较为先进的知识（这些知识乃是一些在某一先前不
为我们所知的大陆上的其他人士在更为良好的境况下获致的知识），那么我们一定会受
益无穷。

5．当平等问题涉及到我们自己社会中各阶层的成员的时候，我们很难以一种情感
不涉的方式就这个问题做出讨论；当我们从较为宽泛的角度（如从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关
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平等问题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认识到这个问题讨论
中的复杂性，我们就不会轻易地为下述观点所误导，即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某种自然权
利或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从其所属群体的收入中分享一确定的份额。虽说当
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从彼此的努力中获益，但我们却显然没有理由视世界之一切创造
物为集体统一努力的结果。
当下的西方人在财富方面要远远富足于非西方的人，这是一个事实；虽说这个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讲乃是资本更大积累的结果，但是细究起来，其主要原因却是西方人以一
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运用了知识。毋庸置疑的是，如果西方国家不给出如此之强的领先示
范，那么那些正在力图达致西方国家当下生活水准的较贫穷的或“不发达”的国家的前
景就不容乐观。再者，如果在现代文明兴起的过程中，有一个世界性的权威机构不许某
些地区领先其他地区大多并确使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物质利益能平均分配给世界各国，那
么世界的发展前景显然会因为如此的安排而比实际发展进程糟得多。在今天，一些国家
仅在几十年内就能达致西方国家耗用了千百年时间才得以达致的物质生活水平，难道这
还不足以证明它们的进步之路因西方不曾被迫同其他国家平分其物质成就（亦即西方未
被拖拉住后腿，能够先于其他国家而发展起来）而变得更为平坦和便捷了吗？
西方国家之所以较富有，可以说是因为其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然而，西方国家之所以拥有较发达的技术知识，则是因为其较富有。那
些经由先发达国家耗费大量经费、时间、精力等而形成的无偿赐予性知识（free gift
knowledge），则使那些后发达国家能够在耗用远比此少得多的代价的境况下达致与西
方国家同等的水平。的确，尽管后发达国家可能不具有自生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条件，但只要有一些国家在领先，那么所有的后发达国家就能够随后继起。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正是那些并不自由的国家或群体也能够从自由产生的诸多成就
中获益，构成了自由的重要性未能得到较确切理解的诸原因之一。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或地区而言，文明之进展始终是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且，由于受助于现代沟通之便利，
这些国家也不致落后太多，尽管绝大多数发明或创新都源出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我们
决不应当忘记的是，苏联和日本的发展依赖于努力仿效美国的技术已有多时！只要有人
提供了大量新的知识并进行了大量的试验，那么人们甚至有可能在认真考量以后，以那
种能使其群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在大约相同的时间并在相同的程度上受益的方式，运用所
有这些新的知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说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也能够获致此一意义上
的发展，然其进步却基本上是寄生性的，亦即依附于那些业已付出代价的国家或社会所
获致的成就的进步。
在这一方面，最值得我们牢记的有两点：一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在此种具有世界性的
发展中起领导作用的因素，乃是其在经济上拥有最为发达的阶层，二是试图经由主观设
计而铲平贫富阶层之间差距的国家，定将断送其在这种世界性发展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大不列颠所显示之悲剧便是此一方面的一个范例。在此之前，大不列颠的各阶层曾因下
述事实而获益，即具有悠久传统的富有阶层所要求的乃是具有高品质和高品味的产品，
而这恰恰是他国所不及的，因此英国逐渐能够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其产品。然而，英国
的领导地位，后来却随着那个在生活方式上为他国模仿的阶层的消失而丧失了。英国的
劳动者用不了多久就可能会发现：一是他们之所以在过去能从其社会中获益匪浅，乃是
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有许多成员都比他们富有；二是英国的劳动者之所以在过去比其他
国家的劳动者领先，部分原因乃是英国的富有者同样比其他国家的富有者领先。

6．如果从国际层面来看，甚至国与国之间在财富方面的巨大不平等，都可能对所
有国家的进步产生重大助益，那么我们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群体或阶层间的不平等，会
有助于所有群体或阶层的进步这一点还能有什么疑问呢？就一国而言，其总体发展速度
的增进，乃是凭靠那些突进最快的人士来实现的。即使一开始有许多人都很落后，但是
用不了多久，先行者打通发展之路的累积效应就很快会促进他们的发展，并能使他们在
发展的进程中维系其地位。在一个拥有许多富有者的社会中，其社会成员事实上享有着
很大的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则是那些因生活在贫困国家而无法从富有者所提供的经验
和资本中获益的人所不具有的；因此，用这种境况来证明个人有权对其所属群体的收入
主张更大份额的正当性，显然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在一般情形下，事实似乎的确如此，
在迅速进步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它所具有的对于落后者的累积性助益，将大到足以使他
们的进步速度趋近原来领先者的进步速度，因此领先者与后进者的进步长期速率将趋于
拉平。美国的经验似乎至少证明了一点：较低阶层者地位的提高，一旦加快了速度，那
么向少数富有者提供物品也就不再成为产生很大收益的主要来源，从而这方面的工作也
就让位于那些导向满足大众需要的各种努力。因此，那些一开始促使不平等现象自动升
级的各种力量，到后来便趋于削弱这种不平等。
因此，对于采用凭空设计的再分配的方式来减少不平等和消除贫困的可能性这个问
题，一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进路：一是从长远的立场来看，另一是从短期的立场来
考察。在任何特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通过将我们从富有者那里获得的财富提供给最贫
穷者的方式来改善他们的境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按这种方式而将贫富者在进步
过程中的地位拉平的作法，能够暂时使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但用不了多久时间，
这种作法便会延缓整体的发展速度，甚至还会在长期的进程中阻碍落后者或贫困者的进
步。晚近的欧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确证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为明显
的特征就是：一方面，原本进步迅速的富裕社会因采取了平均化的政策而变成了静止的
（如果还不是停滞的）社会，而另一方面，原本贫困但奉行竞争政策的国家却变成了极
具动态且进步的社会。就这一点而言，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等推行高度福利政策的
国家与西德、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之间的表现，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英国和斯堪的纳维
亚等福利国家现在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对此需要证明，那么高度福利国家的
上述试验就可谓是一例：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
处于静止且不发展之状态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或者只允许最富成就者享有略高于平均数
的标准，无疑亦是延缓进步速度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就未开化国家的状况来看，每一位公允的观察者都可能会承认，只要其全民仍处于
同等低下且停滞的生活水准，其地位的改善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因此其发展的首要条件
乃在于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应当较其他人先行发展起来；然而，颇为奇怪的是，竟然大多
数人都不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较发达的国家中与此类似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社
会只允许操握政治特权者发展，或者先行发展者能获致政治权力并运用此一权力去阻碍
他人的发展，那么它就不可能比平均主义的社会为优。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所有
旨在防阻少数人发展的阻碍因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也是阻碍所有人进步的因
素；而且这些阻碍因素也并不会因为它们能满足大众一时的情绪而减少其对大众真正利
益的侵损。

7．就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言，人们有时会指责说，它们进步太快且太限于物质层
面。速度太快与范围太局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很可能是密切勾连的。一般而言，物质迅
速进步的时代，很少是艺术的辉煌鼎盛时代，而且艺术及智识努力的珍贵极品和华贵品
味，往往都是在物质进步的速度延缓的时候出现的。无论是19世纪的西欧，还是20世纪
的美国，都不是其艺术成就的灿烂时期。但是，那些并不具物质价值的作品的盛产，似
乎又是以经济条件的先行改善为其前提的。一般来讲，在物质财富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
以后，人们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对非物质活动的关注，或者说当经济活动不再能够提
供迅速进步的魅力的时候，一些最具天赋的人士亦可能会自然而然地转向追求其他价值
的实现。
当然，上文所述只是致使许多人对物质迅速进步的价值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原因，甚
至有可能不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尚不能断言大多数人对进步的所
有结果甚或大部分结果都持欢迎的态度。在多数人看来，进步乃是一非自愿的事情，它
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但却也迫使他们接受了许多他们根本不想要
的变化。关于参与进步进程的问题，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唯有参与一途可循；进步虽
说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时也剥夺了许多他们所欲求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往往是
他们最感亲切者和最为重要者。对另一些人来讲，这种进步纯属一悲剧，而那些倾向于
依赖昔日进步之成就而生活但却不愿意参与进步之未来进程的人则认为，这种进步与其
说是一种福音，不如说是一种灾难。
在所有的国家、在所有的时代，总是有一些群体过着一种或多或少静止的生活，他
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经数代人的相传而无所改变。他们的这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因种种发
展而受到突然的威胁，但是，他们却对这些发展的进程方向又毫无作为；因此，不仅这
些群体的成员而且常常还有一些外界人士，都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维护。欧洲
的许多农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民，便是一范例。这些农民非常珍视他们
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已不可能再获发展，尽管这种生活方式的存在也已因太
过依赖那种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状态之中的都市文明而无力再依凭自身的能力维续下去。
然而，保守的农民，一如其他人，其生活方式都是由此前的另一类人创生的，这些人曾
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创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新而迫使那些属于更早时期的文化状态的
人接受了他们的新生活方式；当年游牧民对那种以圈地的方式侵扰其牧场的做法就可能
大加抱怨，这可以说无异于后来的农民对工业的侵扰所给出的指责。
这些人必须屈从于种种变化，而这便是进步的部分代价；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不仅是大众，而且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每一个人，都被文明之发展而引入了一条并非出
自其自身选择的道路。如果大多数人被要求对进步所引发的各种变化发表他们的意见，
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希望消除进步的许多必要条件和许多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这种做法最终会扼杀进步本身。此外，我还听说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多数经由审
慎思考而做出的投票决定（与某个统治精英做出的决定不同），可以裁断是否应当做出
这类牺牲或做出哪类牺牲，以实现自由市场社会所能达致的更好的未来境况。然而，这
绝不意味着人们实际欲求的大多数东西的实现，可以不依赖于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这些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通过阻止那些
他们并不即时同意的后果的发生而终止这种进步的持续性发展，而这最终会致使人们的
大多数希望无从实现。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我们在今天可以提供给少数人的所有舒适条件，或
早或晚都能为所有的人享用。诸如个人服务之类的舒适条件，就显然不可能推及大众。
它们属于通过进步而可以剥夺的那些优越条件，即使为富有者所拥有也不例外。但是，
少数人所拥有的大多数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确能为其他人所享用。实际上，我们力
图减少现下痛苦和贫穷的所有希望，也都是建立在此一期望之上的。如果我们放弃进步，
那么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我们现在所希望的一切社会改进措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
们所欲求的在教育及卫生健康方面的一切进展，以及我们对于至少大部分人应当达致他
们为之努力追求的目标的希望，亦都取决于进步的持续性发展。我们必须牢记：阻碍领
先者进步，很快就会变成对所有其他后进者的进步的阻碍，而这种结果乃是我们最不愿
意见到的事情。

8．上文主要关注的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或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文明的成员国
的问题。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昔日进步的结果——例如，知识及种种
成就以一种极为迅速且便捷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已把我们置
于了一种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继续高速的进步。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目前状况中，还
有一个新的事实也在迫使我们继续向前进步，这个事实就是：西方文明的种种成就已然
成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欲求和妒羡的对象。不论从多么高深的观点来判断我们的文明
是否真的比其他的文明更优秀，我们都必须承认，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的成就，实际上
就是所有渐渐了解西方物质进步的人士所需求的。这些人士也许并不希望全盘接受我们
的文明，但确信无疑的是，他们却希望能够从中择取所有适合于他们的东西。我们可以
为下述事实感到遗憾，但却不能无视它，这个事实就是：即使在那些与西方文明不同的
文明支配着大多数人生活的地方，领导权也几乎全部都落入了那些努力采用西方文明的
知识和技术的人士的手中。
尽管从表面上看，当下有两种类型的文明似乎正在彼此竞争，以赢得世界各国人民
的依归，然而事实却是，这两类文明对大众所做的允诺，以及它们所提供给大众的便利
条件基本上是相同的。虽说自由国家与全权性国家都声称其各自的方法在满足人们的欲
求的方面将比对方的速度快，然而这个目标本身在他们看来却一定是相同的。这二者间
的主要差别在于，只有全权性国家会明确认为自己知道应当如何获致那种结果，而自由
世界只有通过其往昔的成就来表明这一点，因为就西方世界的性质而言，它们无力为进
一步的发展提供任何详尽的“计划”。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西方文明的物质成就激发了他者的远大抱负，那么
它们同时也给予了这些人以一种新的力量，亦即那种在他们认为没有获得其所应得者时
摧毁这种文明的力量。由于有关各种可能性的知识要比物质利益传播得快，所以当今世
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会在种种可能性未得到实现的时候深感不满，而这种不满却是他们
往日所没有的，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据此决定主张要求那些在他们看来是他们的权利。
这些人一如任何国家之贫穷者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坚信他们的目标可以通过对既有的财
富作再分配的方式而得到实现，而且他们还经由某些西方思想的启示而更坚定了此一信
念。随着他们力量的增强，他们便会在财富增长不够迅速的时候强行实施再分配措施。
然而，这些会降慢领先者发展速率的再分配措施，必定会导致这样一种境况，即次一轮
的改善将不得不更依赖于再分配措施，因为经济增长所提供的东西愈来愈少。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期望，只能通过迅速的物质进步来满足。毋庸置疑的是，
就他们目前的状况而言，因他们的期望未能实现而导致的巨大失望，会导致严重的国际
冲突或磨擦，甚至还可能导向战争。因此，世界和平以及伴随世界和平而存在的文明本
身，就必须依赖于持续的且高速率的进步。因此，在此一紧要关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我们不仅是进步的创造者，而且同时也是进步的囚困物；而且即使我们希望，我
们也绝不能放松悠闲下来，毫无紧迫感地坐享我们业已获得的成就。我们的使命就是必
须继续领先，亦即在一条更多的人都会努力步我们之后尘的道路上继续领先。当然，到
将来的某个时日，亦即当（在全世界范围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长时期的提高以后）进
步之通道极其堵塞（因为后继者会赶上来，而领先者亦因此会缓慢下来）从而导使那些
落后者在一段时间内仍能按过去的速度继续发展时，我们还会再一次拥有选择权，以决
定我们是否愿意按此一速率领先。但是，在眼下，亦即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只是刚刚
意识到人类有可能消灭饥饿、提高卫生条件和根治病害的时候，当他们经历了千百年比
较稳定的生活之后刚刚受到现代技术之浪潮冲击的时候，当他们对这种浪潮做出第一轮
回应并开始在总体上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拼命赶超的时候，我们的进步速率即使稍有减低，
亦可能对我们构成致命的一击。

第四章　自由、理性和传统
最能产生奇迹性硕果的，莫过于自由的艺术；但是，最难习得的，亦仍是自由。……
一般来讲，自由只有经历剧烈动荡的种种艰难后方能确立，并通过非暴力的论战和争论
（civil discords）才得以完善，而且自由的禆益也只有在它久已确立之后方能为人们
理解和享受。

　　　　　　　　　　　　　　　　　　　　 A.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

1.虽说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源出于设计
（design）。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
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
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而且为了达致这一目的，他们也会
开始探究自由社会发挥功能的种种方式。自由理论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主要发生在18
世纪，始于英法两国。然而只是英国认识并懂得了自由，而法国则否。
作为结果，我们于当下在自由理论方面便拥有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一为经验的且非
系统的自由理论传统，另一为思辩的及唯理主义（rationalistic）的自由理论传统。
前者立基于对自生自发发展的但却未被完全理解的各种传统和制度所做的解释，而后者
则旨在建构一种乌托邦，虽说人们此后亦曾反复尝试过这一乌托邦，但却从未获致成功。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由于法国传统的论辩相当唯理、像是有理、似合逻辑，又极为夸张
地设定了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所以渐渐赢得了影响并为人们所欢迎，但是英国的
自由传统却未曾阐释得如此清楚，也不那么明确易见，所以日渐式微。
由于我们所谓的“法国自由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源出于对英国各种制度进行解释
的努力，又由于其他国家形成的对英国种种制度的认识所依据的也主要是法国论者对这
些制度的描述，所以上述英国与法国自由传统间的区别便被遮蔽了。当英法两种自由传
统在19世纪的自由运动（liberal movement）中合为一体时，甚至当一些极为重要的英
国自由主义者开始在同等的程度上利用本国传统和法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时，这两种传统
间的界线就变得更加模混不清了。到了后来，亦即当边沁主义的哲学激进论者（The
Benthamite Philosophical Radicals）在英国战胜辉格党人时，甚至连英法两种传统
的根本差异也被掩盖了；只是到了晚近，这两种传统间的根本差异才以自由民主制与
“社会”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或全权性民主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之
间的冲突方式得以重新显现。
英法两种传统间的差异，在百年以前要比在今日得到了更为透彻的理解。在这两种
传统步向统合的欧洲革命的年代，人们仍可以清楚地揭示出“盎格鲁自由”与“高卢自
由”之间的区别，当年一位著名的德裔美国籍的政治哲学家Francis Lieber就曾做过这
方面的工作，他在1848年指出，“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或治理（goverment）
中寻求的自由，然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实可谓找错了地方，因为在这里根本寻求不到
自由。高卢观点的必然后果，乃是法国人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
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的问题，
完全决定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然而根据盎格鲁的观点，这种
干预永远只能是极权政制或贵族政制，而当下的极权政制，在我们看来，实际上就是一
种不折不扣的贵族政制”。
不无遗憾的是，自1848年Lieber撰写此著作之后，法国的传统便逐渐地在各地取代
了英国的传统。为了梳理这两个传统的条理，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在18世纪所呈现出来的
相对纯粹的形式进行分析。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主要是由一些苏格兰道德哲学家
所明确阐明的，他们当中的杰出者首推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随后，
他们在英格兰的同时代人塔克、埃德蒙·伯克和威廉·帕列（William Paley）也对之
做出了详尽的阐释；这些思想家所利用的资源主要是那种植根于普通法法理学中的思想
传统。与他们观点相反的乃是法国启蒙运动（the French Enlightment）的传统，其间
充满了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百科全书派的学者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
（Condorcet），乃是此一传统阐述者中的最知名的代表人物。当然，我在这里所采取
的划分方法，并不完全是以国界为标准的。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晚些时候的贡斯当，尤
其是托克维尔等人，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英国”传统，而不是“法国”传统。另外，
英国人托马思·霍布斯至少是唯理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之一，更不用说为法国大革命而欢
呼雀跃的整个一代热情的人了，如Godwin，Priestley，Price和潘恩等人（就像在法国
旅居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的杰斐逊一般），都属于此一传统。

2．尽管当下人士一般都将上述两个传统的代表人物混为一谈，视作现代自由主义
（modern liberalism）的先驱，但是他们各自关于社会秩序的进化及功用、以及自由
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的观点，实在区别太大，难以想象。这一区别可直接归因于一种本质
上的经验主义世界观在英国处于支配地位，而唯理主义思维进路则在法国处于压倒之势。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进路导致了实际上完全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之间的主要区别，由
J．L．Talmon于晚近出版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中做出了详尽的阐明，他指出，“一方
认为自生自发及强制的不存在乃是自由的本质，而另一方则认为自由只有在追求和获致
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他还指出，“一派主张有机的、缓进的和并不
完全意识的发展，而另一派则主张教条式的周全规划（doctrinaire deliberateness）；
前者主张试错程序（trial and error procedure），后者则主张一种只有经强制方能
有效的模式（an enforced solely valid pattern）”。一如他所指出的，上述第二派
的观点实际上已然成了“全权性民主制”的渊源。
源于法国传统的政治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往昔获得压倒优势的成功，其原因很可能
在于它们对于人的自尊和抱负的极大诉求。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两个学派的政治结论
乃产生于它们对社会之运作方式的不同认识。就这一点而言，英国哲学家为诞生一个深
厚且基本有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而唯理主义学派则完全错了。
英国哲学家已就文明发展的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而此种解释仍是我们当今主张自
由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他们认为，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
下来的实践（或者说“赢者生存”的实践［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他
们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各民族于偶然之中获致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的行动的结果，
而非实施人的设计的结果”。他们的观点所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政治秩序，绝不是一
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的产物。正如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思想家的直接传人所
指出的，斯密等人的所论所言“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实
在制度（positive institutions），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
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
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亚当·斯密与休谟、福格森及其他人所共同持有的上述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反唯理
主义的洞见”，使他们得以最早理解各种制度与道德、语言与法律是如何以一种累积性
发展（Cumulative growth）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而且还使他们认识到只有依据这一
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和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他们的论
点，一是与笛卡尔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因为笛卡尔认为，是独立而先在的人之理性发
明了这些制度，二是与另一种观点相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乃是由某个大智大慧的最早的立法者或一种原初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
所建构的。上述第二种观点（即那种认为世界之所以能够创建一新，完全是因为那些明
智之人聚集起来经详思精考而达成社会契约所致的观点），可能是那些设计理论
（design theories）的最具特色的产物。这种观点的最为精当的表述，可能是由法国
大革命的大理论家Abbe Sieyes做出的，他曾主张革命（或共和）议会“要像那些刚摆
脱自然状态并为达致签订一社会契约而聚集起来的人那样去行事”。
甚至连古代先哲对于自由的各种境况的理解，都胜于上述那种唯理主义观点。西赛
罗（Cicero）曾引证Cato的话指出，罗马的宪政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的政制，乃是因为
“它立基于众多人的才智，而不是立基于一人的天才：它是人们经过数个世纪的努力后
才得以获致的成就，而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他指出，这个道理很简单，一是因为历
史上根本不存在那种全知全能的天才，二是因为生活在一个时期的人，就是将他们的全
部能力和智慧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能获益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也不可能为
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共和的罗马还是雅典——古代世界的两个
自由的国度——都不能为唯理主义者提供范例。在笛卡尔这位唯理主义传统的鼻祖看来，
恰是斯巴达给出了范例：斯巴达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其每一部特定法律的优
越，……而是因为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一个单一的目的，即那种由某个个人最早确立
的目的”。同样也是斯巴达，成了卢梭、罗伯斯比尔、Saint-Just以及日后主张“社会”
民主制或全权式民主制中的大多数论者的自由理想。
与古代先哲的自由观相同，现代英国论者的自由观念也是根据对制度如何发展的方
式的理解而逐渐形成的，而这种关于制度的理解则是由法律家首先做出的。高等法院首
席法官黑尔（Hale）在其于17世纪所撰写的一部批评霍布斯的论著中指出，“许多事物，
尤其是法律及政府方面的制度，从其调适性、恒久性和结果来看，都可以被认为是合理
的，尽管当事者并不能即刻、明显或特别地认识到其合理性之所在。……悠久而丰富的
经验能使我们发现有关法律所具有的便利之处或不便之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富智慧的
立法机构在制定此项法律时亦无力预见的。那些经由聪颖博学的人士根据各种各样的经
验而对法律做出的修正案和补充案，一定会比人们根据机智所做出的最佳发明能更好地
适合于法律的便利运行，只要这种机智未能获益于悠久而丰富的经验的支撑。……当然，
这一点也增加了人们在把握当下法律之理性方面的困难，因为这些法律乃是悠久而累积
的经验的产物；尽管这种经验通常被指责为愚妇之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定是人类
最为明智的手段，而且它能告诉我们那些仅凭机智根本无法在一开始便预见或无法即刻
做出适当救济的法律的利弊。……法律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种种理由，并没有必要为我们
所明确预见和充分把握；只要它们是逐渐确立起来的法律，能给我们一种确定性，就足
够了；只要人们遵从这些法律，那就是合理的，尽管该法律制度的特定理性并不为人们
明确所知”。

3．从上述种种观念中，渐渐发展出一整套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这种社会
理论表明，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
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
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种理论表明，某种比单个人所思的结
果要宏大得多的成就，可以从众人的日常且平凡的努力中生发出来。这个论点，从某些
方面来讲，构成了对各种各样的设计理论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来得要比后来提出的生
物进化论（theory of biological evolution）更具威力。这种社会理论第一次明确指
出，一种显见明确的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必要将其归之于一
种更高级的、超自然的智能的设计：这种理论进一步指出，这种秩序的出现，实际上还
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它乃是适应性进化（adaptive evolution）的结果。
由于我们特别强调选择（selection）在这种社会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它
在今天很可能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借用了生物学的观点；但是有必要强调指
出的是，事实正好相反：达尔文及其同时代的研究者恰恰是从社会进化的种种论说中获
致启发进而展开生物进化研究的，这一点可谓是一不争的事实。更进一步说，最早提出
社会进化观念的乃是苏格兰哲学家，他们当中的一位甚至先于达尔文而将这种观念适用
于生物领域；此后，法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各种“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s）也
开始运用这些观念，进而将那种认为语言和法律在结构方面的相似性可以通过共同的起
源来加以说明的观点变成了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常识，而这也远远早于“起源观点”在生
物领域的运用。不无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社会科学未能在其自身领域中业已确
立起来的起点上进行建构和发展，反而重新从生物学中引进了一些这样的观念，其间如
“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或译“天择”）、“生存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等观念，但这些观念在社会
科学领域中并不适宜；因为在社会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个人生理的且可
遗传的特性的选择；而是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所做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
的运作仍要通过个人和群体的成功来实现，但这种实现的结果却并不是一种可遗传的个
人特性，而是观念和技术——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而传播沿续下来的整个
文化遗产。

4．对英法两国自由传统进行详尽的比较，显然不是本章的篇幅所能及，它需要用
一部书的篇幅加以讨论；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能选出这两个传统相区别的几个关键要点，
加以阐释。
唯理主义传统假定，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
而形构文明；而进化论者则明确指出，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
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其中的一部分为代代相传下来的明确知识，但更大的一
部分则是体现在那些被证明为较优越的制度和工具中的经验；关于这些制度的重要意义，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亦不会妨
碍这些制度有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苏格兰理论家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人为的文
明结构极为精致而微妙；在他们看来，这种文明结构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认识，即人
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且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
教化，然而这些制度既不是出于人的设计，也不是人所能控制的。他们根本没有诸如
“人生而善良”（natural goodness of man）。“各种利益之天然和谐”（natural
harmony of interests）的存在、或“天赋自由”的禆益（尽管苏格兰哲学家有时也使
用过天赋自由的术语）等一系列天真幼稚的观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后却有人
将这些观念不公正地归结于或怪罪于苏格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苏格兰自由主义者早
已经知道，协调利益间的冲突，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他们的问题在于，
“人性中最普遍的动力（即爱己，self love），如何能够在此一境况中（一如在所有
其他的境况中）接受这种引导，于追求自己利益的种种努力中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毋庸置疑，能够促使上述种种个人努力对公共利益的实现产生有益作用的，并不是任何
字面意义上的“天赋自由”，而是经过进化发展得以形成的种种确保“生命、自由和财
产”的制度。洛克、休谟、斯密和伯克都不可能似边沁那般认为，“每一部法律都是一
种罪恶，因为每一部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他们的论点，决非那种彻底的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的论点，恰如这两个词的语种所示，它实际上也是法国唯理主义传
统的一部分，而且就其字面意义来看，它也从未得到过任何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捍卫。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要比其后的批评者更为确当地知道，绝不是某种魔术，而是“建构良
好的制度”的进化，才成功地将个人的努力引导到了有益于社会目标的实现的方面，因
为在这些制度的进化过程中，“主张利益及分享利益的规则和原则”得到了彼此协调。
事实上，他们的论点从来不是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这类反国家的或无政府主义的
论点实是唯理主义“自由放任”原则的逻辑结论；英国经济学家的论点既阐明了国家的
恰当功能，也说明了国家行动的限度。
英法两派在对个人人性的假设方面的差异，也极为显著。唯理主义的设计理论
（rationalistic design theories）必定立基于下述假设：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
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识和善。相反，进化的理论则试图表明，某些制度性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引导人们最佳地运用其智识的，以
及如何型构制度才能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反唯理主义的传统，就这一点而
言，比较接近于基督教的传统，后者认为人极易犯错并有原罪，然唯理主义的至善论则
与基督教传统处于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即使像“经济人”（economic man）这样著名
的观念，也不是英国进化派传统的原生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英国哲学家的眼
中，人依其本性就是懒惰、放纵、短视和浪费的；而且只有透过环境的压力，人的行为
才会被迫变得经济起来，或者说他才会习得如何小心谨慎地运用其手段去实现他的目的。
“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虽是青年穆勒所明确引用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在很大
程度上仍属于唯理主义传统，而与进化的传统没有多少干系。

5．然而，上述两种自由传统之间的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它们对各种传统的作用的
不同认识，在于它们对在漫长岁月中并非有意识发展起来的所有其他成果的价值的不同
判定。唯理主义进路在这一点上几乎与自由的所有独特成果相反对，并几乎与所有赋予
自由以价值的观点或制度相背离——我个人以为，这样看待唯理主义传统，可以说是一
种公道之论。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用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的设计的人，大凡认为任何
不是出自于有意识设计的东西都无助于人的目的的人，几乎必然是自由之敌。在这些人
看来，自由意味着混乱或无序。
相反，经验主义的进化论传统则认为，自由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为并非出自设计的发
展提供了机会，而且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其有助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取
决于自由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的存在。如果对于业已发展起来的各种制度没有真正的尊
重，对于习惯、习俗以及“所有那些产生于悠久传统和习惯做法的保障自由的措施”缺
乏真正的尊重，那么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存在什么真正的对自由的信奉，也肯定不会有建
设一自由社会的成功努力在。这似乎很矛盾，但事实可能确实如此，因为一个成功的自
由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永远是一个与传统紧密相连并受传统制约的社会
（tradition-bound society）。
对那些我们并不知道其起源及存在理由的传统、习惯、业已发展起来的种种制度和
规则予以尊重，当然并不意味着——一如托马斯·杰斐逊所具有的典型的唯理主义的误
识那样——我们“认为我们的前人具有着一种超人的智慧，而且……假设他们所做出的
成就也已达致了毋需修正和补充的完美程度”。实际上，进化论者的观点根本不认为那
些创造了种种制度的古人要比今人更智慧，他们的论点反而立基于这样一种洞见之上，
即历经数代人的实验和尝试而达致的成就，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

6．我们在上文业已讨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和习惯，亦即人们做事的方法和工具，
并认为它们是透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
（inherited civilization）。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一些行为规则，因为它
们也是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而演化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既是自由的条件，又是自
由的产物。在这些调整人际交往关系的惯例（conventions）和习惯（customs）中，道
德规则（morall rules）是最重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是唯一重要的规则。我们之
所以能够彼此理解并相互交往，且能够成功地根据我们的计划行事，是因为在大多数的
时间中，我们文明社会中的成员都遵循一些并非有意构建的行为模式，从而在他们的行
动中表现出了某种常规性（regularity）；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行动的常规性
并不是命令或强制的结果，甚至常常也不是有意识地遵循众所周知的规则的结果，而是
牢固确立的习惯和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对这类惯例的普遍遵守，乃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
世界得以有序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尽管我们并不
知道这些惯例的重要性，甚或对这些惯例的存在亦可能不具有很明确的意识。如果这些
惯例或规则常常得不到遵循，那么在某些情形下，为了社会的顺利运行，就有必要通过
强制来确保人们遵循它们。因此，强制在有些时候之所以是可以避免的，乃是因为人们
自愿遵守惯例或规则的程度很高；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自愿遵守惯例或规则，乃是自由发
挥有益的作用的一个条件。当时，在唯理主义学派以外，许多伟大的自由倡导者都始终
不渝地强调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自由绝不可能发挥任何
作用，而且只有当个人通常都能被期望自愿遵奉某些原则时，强制才可能被减至最小限
度。
人们能够自愿遵循这类不具强制力的规则，当有其益处，这不仅是因为对此类规则
施以强制是不好的，而且也是因为以下两种境况事实上常常是可欲的：一是自愿性规则
（voluntary rules）只应当在大多数情形下得到遵守，二是个人应当能够在他认为值
得的时候挑战这些定规而不顾此举可能会导致的公愤。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即确使这些规则得以遵守的社会压力的强度和习惯力量的强度，都是可变的和不确定的。
正是这类自愿性规则在压力方面所具有的弹性，使得逐渐进化和自生自发的发展在道德
规则领域中成为可能，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又容许此后的经验趋向于对先前的规则进行
修正和完善。只有那些既不具有强制性亦不是经由审慎思考而强加的自愿性规则，才有
可能发生上文所述的逐渐进化——虽说遵守这样的规则会被视为一种美德，从而它们也
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遵守，但是我们需要重申的是，当一些个人认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
去甘冒公众的非难时，他们就可以向这些规则提出挑战或违反这些规则。然而，任何经
审慎思考而强加的强制性规则（coercive rules）的变更，却只能以间断的方式进行，
而且必需同时对所有的人发生效力。显而易见，自愿性规则与这类强制性规则不同，它
们可以通过逐渐而持续的方式发生变更，甚至容许试验性的变更。更有甚者，个人及群
体还能够同时遵守一些在内容上略有不同的规则，而这可以说为人们选择更为有效的规
则提供了机会。
正是对这类并非出于设计的规则和惯例的遵从（而且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理解它
们的重要性和意义），亦即对传统规则和习俗的遵循，被唯理主义观点视为不可理喻，
尽管这种对自愿性规则的遵循乃是自由社会得以有效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对这类传
统规则和惯例的遵循，可以从休谟所强调的观点中找到依据；休谟的这个洞见对于反唯
理主义的进化论传统来讲，具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休谟指出，“道德的规则
（rules of morality），因此并不是我们的理性所能得出的结论”。与所有其他价值
相同，我们的道德规则也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理性据以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a
presupposition），是我们发展人的智能所旨在服务的诸目的的一部分。在人类社会进
化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生而便面对的那些价值体系，不断地向我们提供着种种我们的
理性必须为之服务的目的。价值框架（the value framework）的这种给定性意味着，
尽管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改进我们的制度，但是我们却绝不能够从整体上对它们做彻底
的重新建构，而且即使在我们努力改进这些制度的过程中，也还是必须把诸多我们并不
理解的东西视为当然。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始终在那个并非我们亲手建构的价值框架
和制度框架内进行工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假设我们有能力建构出一套新
的道德规则体系，我们也绝不能假设我们有能力充分认识到遵循众所周知的道德规则于
某一特定情形中所具有的各种含义，并试图在这种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去遵循这些规则。

7．唯理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最充分地见之于他们对所谓“迷信”
（superstition）的种种看法。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同那些被证明为谬误的信念进
行了不折不挠和毫不留情的斗争，对他们所做出的此一功绩，笔者不愿做任何低估。但
是我们必须牢记，将迷信的观念扩大适用于所有未被证明为真的信念，同样缺乏根据，
且往往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当相信任何被证明为谬误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应当
相信那些被证明为真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任何想在社会中生活得好并有所
成就的人，都必须接受许多为人们所共有的信念（common beliefs），尽管我们所持有
的这些理由的价值可能与它们能够被证明为真并无多少关联。这些为人们所共有的信念
可能立基于过去的某种经验，但并不是立基于任何人都可以给出证明的那种经验。当然，
当一个科学家被要求接受其研究领域中的某个一般性判断时，他显然有权追问此一判断
所赖以成立的证据。的确，有许多在过去表达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的信念，都在这种追
问证据的过程中被证明为不可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业已能够达致这样一个阶段，
即我们已经能够不再相信任何不具这类科学证据的信念的阶段。人类获得经验的方式，
远远多于职业实验家或追求明确知识的人所能认识者。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不知道那些试
错过程演化出来的做事方式的根据，就不屑依凭这些方式行事，那么我们就会摧毁诸多
成功做事方式的基础。我们行为的妥适性，未必就取决于我们已认识到了这种行为之所
以妥适的原因。当然，这种认识是使我们行为妥适的一种方法，但绝不是唯一的法门。
如果将信念世界（world of beliefs）中所有在价值上未能得到实证的信念予以否弃，
那么这个信念世界就只能是一个无创见无活力的世界，其状况之恐怖很可能会不亚于生
物世界的境况。
虽说上述讨论可以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价值，但是以上的讨论对于行为的道德规则而
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除开语言以外，这些道德规则可能是并非出于设计的发展的
一个最为重要的范例；尽管这些道德规则调整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为
什么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也不清楚它们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遵
守这些规则会对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群体）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然而，唯理主义精神
却始终反对遵循这类规则。唯理主义观坚持将笛卡尔的原则适用于道德规则；所谓笛卡
尔的原则，就是“只要我们对任何一种观点哪怕还有一点理由去怀疑，我们就应当将它
视作完全谬误而加以拒绝和否弃”。唯理主义者始终欲求的乃是经由审慎思考而建构一
种综合的道德体系，一如伯克所描述的，在此一体系中，“所有道德义务的践履，以及
社会基础的确立，依据的都是他们的理性能向每个个人所展示者和所证明者”。诚然，
18世纪的唯理主义者曾明确地论证说，由于他们知道人性，所以他们“能够轻易地发现
适合于人性的种种道德规则”。然而，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所说的“人性”，在很大的程
度上，乃是每一个个人通过语言和思考而习得的那些道德观念的产物。

8．这种唯理主义观点的影响日趋增大，而其征兆也颇耐人寻味，即在我所知道的
各种语言中，都日益发生了以“社会的”一词来替代“道德的”一词甚或“善的”一词
的现象。对于这种发生在术语上的替代现象进行一简略的考察，当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
发意义。当人们用“社会的良知”（social conscience）以反对仅用“良知”一词时，
他们是预设了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对其他人所具有的特定影响，因此，人们的行
动不仅应当受到传统规则的引导，而且还要受到对该行动的特定后果所具有的明确认识
的引导。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的行动应当受我们对社会进程的作用的充分理解的引
导，同时也是在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通过对相关情境中的具体事实所做的有意识的
评估，而产生一种可预见的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之善”的结果。
颇为奇怪的是，这种对“社会的”一词的诉求竟隐含了下述这样的要求，即应当用
个人的智识，而不是用经由社会演化出来的规则，来指导个人的行动——这即是说，人
们应当不屑使用那种能被真正称之为“社会的”东西（即指非人格的社会演化进程的产
物），而应当只依赖于他们对特定境况所做的个人判断。因此，倾向于用“社会的考虑”
（social considerations）来替代对道德规则的遵循，从根本上来看，乃是无视真正
的社会现象的结果，或者说是坚信个人理性具有优越力的结果。
当然，对于这些唯理主义的要求，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即他们所要求的知识
超出了个人心智的能力，而且如果遵循他们的观点，那么大多数人，与他们现在可以在
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确立的范围内追求他们自己目标的状况相比，就会变成无甚作用的
社会成员。
唯理主义者的论点，就此而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一般的意义上讲，对
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遵从，恰恰是我们因我们的理性不足以使我们把握错综
复杂之现实的详尽细节而渐渐学会使用的一项工具。无论是我们经审慎思考而建构一抽
象规则来指导个人的行动，还是我们遵从经由社会进程而逐渐演化出来的共同的行为规
则，其原因都在于我们的理性不足以使我们充分理解现实世界中各种具体细节所具有的
全部涵义。
众所周知，我们在追求个人目标的时候，只有为我们的行动确立一些我们毋需在每
一特定情形中对其正当性再进行考察便会加以遵循的一般性规则，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成
功。我们在安排日常活动时，在做并不合自己心意但又必须做的工作时，在受到刺激的
情况下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或在压制某些冲动时，之所以常常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作法变
成一种不需思考的习惯，乃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些使这类行动成
为可欲行动的理性根据，就不足以有效地平衡各种各样的即时性欲望，也不足以有效地
促使我们去做那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当会希望自己去做的事情。为了使我们自己能
够理性地行事，我们往往会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行为受习惯而非受反思的指导，而为了
避免使我们自己做出错误的决策，我们必须经过审慎思考而缩小我们的选择范围；这两
种说法尽管看上去都有些矛盾，但是我们却知道，如果我们欲求实现自己的长期目标，
以上所述在实践中就往往是必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述在下面的情形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是我们的行动所
直接影响的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二是我们的首要关注点因此是使我们的行动与其他人
的行动及预期相协调，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危害。在这类情形中，任何个人试图
凭据理性而成功地建构出比经由社会逐渐演化出来的规则更具效力的规则，都是不可能
的；退一步讲，即使他成功地建构出了这样的规则，那么也只有当这些规则得到所有人
遵守的时候，这些规则方能真正发挥其效力并有助于其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别无选
择，只有遵循那些我们往往不知道其存在之理由的规则，而且不论我们是否能够确知在
特定场合对这些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我们亦只有遵循这些规则。道德规则，
就它们主要有助于人们实现其他人类价值的意义上来讲，乃是一种工具；然而，由于我
们很少能够知道在特定场合对这些道德规则的遵循所能达致的具体成就，所以对它们的
遵守就又必须被视之为一种价值本身，亦即必须被视之为一种我们必须追求但却毋需追
问其在特定情形中的合理根据的居间性目的（intermediate end）。

9．当然，上述考虑并不能证明在一社会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各种道德信念都是有助
益的。恰如一个群体的发展可以归功于该群体的成员所遵守的道德规则（其意义在于这
些道德规则经由成功而显示出来的价值，最终会被这一获致成功的群体所领导的整个民
族所效法），一个群体或民族也可能会因其所遵循的道德信念而遭摧毁。因此，只有最
后的结果才能够表明引导一群体的种种道德理想是助益性的，还是摧毁性的。尽管事实
上存在着这样的事例，即一个社会渐渐地视某些人的信念为善之体现，但是这绝不能证
明他们的信念因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遵循就不会导致该社会的解体。完全有可能发生这样
的情况：一个民族因遵循被该民族视为最智慧、最杰出的人士的信念而遭致摧毁，尽管
那些“圣人”本身也有可能是不折不扣地受着最无私的理想的引导。在一个社会中，其
成员如果仍有自由选择自己的实际生活方式，那么上述危险就会大大减少，因为在这样
一种社会中，各种毁灭性的或衰败的苗头和趋势会得到自行矫正：只有那些受“不切实
际”的理想指导的群体会衰败，而其他根据当时的社会标准被认为较少道德的群体则会
取而代之。但是，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因为在自由的社会中，人
们不会强迫其所有成员都去遵循那种不切实际的理想。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迫遵循
相同的理想，又如果异议者不得遵循与此不同的理想，那么这些规则也只能通过因遵循
它们的整个民族的衰败而被证明为不确当。
这样，便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多数对一道德规则的共同同意，是否构成了把
这种规则强制适用于对它持有异议的少数的充足理由，或者说这一因多数同意而产生的
权力是否就不应当受到更为一般的规则的限制——换言之，普通的法规是否应当受到一
般性原则的限制，一如有关个人行动的道德规则也会排斥某些行动，而不论这些行动的
目的是何等善良。政治行动一如个人行动，也极需要有道德规则的支撑，而且连续性的
集体决策的结果以及个人决策的结果，只有在其与那些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诸原则极为符
合的时候，才会是有助益的。
这类调整集体行动的道德规则，发展极为缓慢并充满了困难。但是，正是这一点应
当被视为是它们珍贵的表征。由我们人类发展起来的为数本来就不多的这类原则中，最
为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个人自由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将这种个人自由的原则视作一
种政治行动的道德原则最为恰当。如同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则那样，个人自由的原则也要
求自已被作为一种价值本身来接受，亦即被作为一种必须得到尊重而毋需追问其在特定
情形中的结果是否将具助益的原则来接受。如果我们不把个人自由原则作为一种极为强
硬的以致于任何权宜性的考虑都不能对其加以限制的信念或预设来接受，那么我们就无
从获得我们想得到的结果。
对自由的主张，从终极的角度来看，实是对一系列原则的主张，也是对集体行动中
权宜性措施的反对；一如我们所见，这就等于说，只有法官而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命令采
取强制性措施。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知识界领袖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就
曾把自由主义描述成“一系列原则的体系”（systeme de principes），我们可以说他
把握住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自由是一种体系，在此一体系中，所有政府行动都受原则的
指导；但除此之外，自由还是一种理想，此一理想如果本身不被作为一种支配所有具体
立法法规的最高原则来接受，就不能得到维续。如果不把这一基本规则作为一种不会对
物质利益做任何妥协的终极理想而予以严格的遵守——这样一种理想，即使在某种短暂
的紧急状态中而不得不遭暂时的侵损，也必须构成所有恒久性制度安排的基础——那么
自由就几乎肯定会一点一点地蒙遭摧毁。这是因为在每一特定情形中，人们总是有可能
允诺某些具体的和切实的好处；尽管这种给予具体好处的做法只能以限制自由为代价，
但是那些因此而被牺牲了本来可由自由提供的益处，就其性质而言，却始终是未知的和
不确定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所能提供的种种允诺，对于特定个人而言，始终只能是各种
机遇而非种种确定性，只能是种种机会而非种种明确的赐物，此为一不争之事实；因此，
如果自由不被视作最高原则，那么自由社会所提供的种种允诺，就必定会因其性质的缘
故而被证明为致命的弱弊，并使自由渐渐丢失。

10．根据上文所述，自由的政策不仅要求制止主观刻意的管制，而且还极力主张接
受不受指导的自生自发的发展，因此读者很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在安排社会事
务的过程中，理性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对此所做的第一个回答是，如果有必要对
理性之用途寻求确当的限度，那么发现这些限度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且极为棘手的
运用理性的工作。我们的第二个回答是，如果说我们在这里的侧重点始终在于理性的限
度方面，那么我们的意思就一定不是说理性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使命。毋庸置
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
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
理性。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
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
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
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
我们在本书中所持的反唯理主义的立场（antirationalistic position），绝不能
与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或任何对神秘主义的诉求相混淆。我们所主张的，并
不是要废弃理性，而是要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这个论点的一部
分含义是指，如此明智地运用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中运用主观
设计的理性（deliberate reason）。天真幼稚的唯理主义将我们当下的理性视作一种
绝对之物，而这正是我们的观点所要严加反对的；我们所必须继承并推进的乃是休谟所
开创的工作，他曾“运用启蒙运动自身造就的武器去反对启蒙运动”并开一代先河，
“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
在安排社会事务方面，明智运用理性的首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通过学习而设法理解
理性在一立基于无数独立心智的合作的社会运作中事实上发挥的作用及其能够发挥的作
用。这就意味着，在我们能够明智地努力重塑我们的社会之前，我们必须理解理性发挥
作用的方式；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即使当我们相信我们已然理解了理性发挥作用的
方式的时候，我们的理解仍有可能发生错误。因此，我们所必须学会理解的是，人类文
明有其自身的生命，我们所有欲图完善社会的努力都必须在一我们并不可能完全控制的
自行运作的整体中展开，而且对于其间各种力量的运作，我们只能希望在理解它们的前
提上去促进和协助它们。我们的态度应当与一名医生对待生命有机体的态度一样，因为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乃是一通过各种力量而持续运行的具有自续力（self-maintaining）
的整体，然而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替代的，从而也是我们在试图实现我们的目的时所
必须加以使用的。欲改善文明这个整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
础上，而不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展开。此外，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
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
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
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
上述诸项结论，无一旨在反对运用理性，所反对的只是对理性的滥用，亦即反对各
种要求政府拥有强制性的和排他性的权力的主张；上述诸项结论，并不反对试验或尝试，
所反对的乃是一切对一特定领域中的尝试或试验施以排他性的和垄断性的控制权——这
种权力不仅不容许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存在，而且还宣称自己拥有高于一切的智慧—
—，当然，所反对的还有那种最终会排斥较当权者所信奉的计划为优的种种解决方案的
做法。

第五章　责任与自由
如果一个社会的组织，所依据的原则是治疗而非判断，是错误而非过失，那么民主
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是否还能存续下去，则无疑是大有疑问的。如果人是自由而平等
的，那么他们必须接受的就是判断而非送入医院治疗。

　　　　　　　　　　　　　　　　　　　　 F.D.Wormuth

1．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承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
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 -lity）实
不可分。如果一个自由社会的成员不将“每个个人所处的境况乃源出于其行动”这种现
象视为正当，亦不将这种境况作为其行动的后果来接受，那么这个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
发挥作用或维续自身。尽管自由所能向个人提供的只是种种机会，而且个人努力的结果
还将取决于无数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它仍将强有力地把行动者的关注点集中在他所能
够控制的那些境况上，一如这些境况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由于个人被赋予了利用可能
只有他才知道的境况的机会，而且一般而言，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否业已最好
地利用了这些境况，所以当然的预设就是，他的行动的结果决定于他的行动，除非有显
见的反证。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然而不无遗憾的是，
这种对个人责任的信念，同对自由的尊重一起，现在已明显地衰落了。责任已变成了一
个不为人们所欢迎的概念，亦即一个为经验丰富的演说家或资深作者都不愿使用的术语，
其原因是那个反对泛道德化的一代人都很讨厌甚或反对接受这个术语。有关责任的信念
还常常引起另一些人的极端憎恨，其原因是这些人一直被告知，是他们所处的种种环境，
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境况，甚至还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而这些人对于这些所谓的环境却根
本无从控制。然而，对责任的否定，通常来讲却是因恐惧责任所致，而且这样一种恐惧
必定还会变成一种对自由的恐惧。毋庸置疑，正是由于创建一个人自己生活的机会还意
味着它是一项无止境的艰难使命（人欲实现他的目的，就必须将这种创建生活的机会作
为一项戒律而强加于自身），才使许多人对自由感到了惧怕。

2．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尊重之所以同时发生了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
种错误的科学解释观所致。早先信奉自由的种种观点，都与那种信奉“意志自由”
（the freedom of the will）的信念有着紧密的勾连，但是后者从不具有一精准的含
义，而且在晚些时候，其基础似又被现代科学所摧毁。此后，人们愈来愈相信，所有自
然现象都无一例外地决定于先行存在的事件（antecedent events）或受制于可为人们
所认识的种种规律，而且人本身也应当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当然也就导出了
这样一个结论，即我们必须认为，人的行动及其心智的作用，必然为种种外部环境所决
定。那种支配了19世纪科学的宇宙决定论（universal determinism）的观念，通过上
述观点的中介而被适用到人的行动世界，然而恰恰是这种观点，似乎从根本上否定了人
的行动的自生自发性（the spontaneity）。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那种认为人的
行动也受制于自然规律以及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人的行动是如何为特定环境所决定的
（可能也有例外，但却只发生在极罕见的情形中）观点，只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假设而
已。但是，承认人的心智的功用必须被认定为（至少从原则上讲必须被认定为）要服从
一致性规律（uniform laws）的观点，实际上则标示着对个人人格的作用的根本否定，
然而，这种个人人格的作用对于自由观念和责任观念来讲却是至关重要的。
晚近数代人的智识发展史，已然向我们提供了诸多例证，说明了这种决定论的世界
图式是如何侵损了道德的自由信念和政治的自由信念的基础。当下有许多受过科学教育
的人士很可能会同意这样一些科学家的观点，这类科学家在为一般大众撰写文章或书籍
时承认，自由“对于科学家的讨论而言，乃一颇为麻烦的概念，而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
无法使科学家相信真实的世界中的确存在着自由这样的东西”。诚然，在更晚近的一些
时候，物理学家以某种较为温和的态度放弃了宇宙决定论的命题。然而，关于世界常规
性只具统计意义这个较为晚出的观念，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是否消除了意志自由
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仍是一个疑问。因为，在我看来，人们在把握自愿行动和责任的意
义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困难，根本不是他们所具有的那种认为人的行动为因果律所决定的
信念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智识上的糊涂所导致的结果，亦即得出的结论并未建立在其
前提之上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我以为，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与那种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并无什么意
义，因为整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亦即一种语辞之争，而且在这样一种论争
中，论辩各方甚至都不知道肯定性的答案抑或是否定性的答案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可
以明确无误地指出，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使“自由”一词完全丧失了它原本具有的
通常意义，因为自由一词的通常意义认为，人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而非他人的意志采取行
动的；如果那些否定意志自由的人不想做出毫无意义的论述，那么他们就应当给出另外
一种定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从未给出过这样一个定义。再者，那种认为具有相
关意义的或实质性意义的“自由”完全否定了行动必然为某些因素所决定的观念的说法，
也可以经由详尽考察而被证明为毫无根据。
如果我们对争论双方根据各自的立场而可能得出的结论加以考察，此一方面的认识
混乱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决定论者一般都认为，由于人的行动完全是由自然原因决定的，
所以认为他们要对其他人对其行动的赞扬或谴责负有责任就是没有合理根据的；而另一
方面，唯意志论者（voluntarists）则主张，由于人具有某种处于因果链之外的力量，
所以这种力量就成了责任的承担者，也是赞扬和谴责的确当对象。现在，已无争议的是，
就上述争论双方的具体结论而言，唯意志论者较接近正确的答案，而决定论者的观点就
很混乱了。然而，这一论争的显见事实是，上述双方的各自结论都背离了他们所宣称的
前提。由于人们经常指出，责任的观念事实上立基于一种决定论的观点（a
determinist view），所以决定论者别无他途可循，只有通过建构一形上的“自我”
（a metaphysicalself）才能证明人免于责任的承担为正当，因为这种形上的“自我”
处于整个因果链之外，从而可以被认为是不受赞扬和谴责的影响的。

3．当然，人们为了阐明那种所谓的决定论立场，可以建构起一个自动的怪物
（bogey），它会一以贯之地以某种相同的可预见的方式对其所处环境中的种种事件做
出回应。然而，这种阐释甚至会与那些最极端地反对“意志自由”观的论者所坚决主张
的立场相违背。这些极端论者所主张的立场就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采取的行动，亦
即他对任何外部环境所做的回应或反应，将由他经由遗传而获得的素质和他积累起来的
全部经验（含括每一种根据早先的个人经验而加以解释的新经验——这是一种经验积累
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每一种情形中都会形成一种独一无二的且具独特品质的人格）共同
决定。这种人格的作用，就像一种过滤器，外部性事件通过这个过滤器而引发行动，但
是在一般的情形中，人们却无法对它将引发什么样的行动做出明确的预测。然而决定论
者的立场则主张，那些遗传性素质及过去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因素，构成了个人的整个
人格，而且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性情倾向不受外部影响或物质影响的“自我”或
“我”。这意味着，尽管那些否认“意志自由”的人有时也否认诸如推理或论辩、劝说
或苛评和对赞扬或谴责的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并不是一以贯之地采取这种否
定态度，因此可以说，这些因素实属决定人格以及因此决定个人特定行动的最为重要的
因素。由于不存在处于因果链之外的独立的“自我”，所以也就存在着我们能够通过奖
惩的方法而施以合理影响的“自我”。
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通过教育和示范、理性的劝说、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方式影响
人的行动，这一点很可能从未有人做过持之一贯的否定。因此，鉴于人们知道，他们所
采取的一项行动将使其周围的人提高对他们的尊敬或降低对他们的尊敬，而且他们能够
对其行动做出奖惩的预期，所以人们可以有充分理由追问的就只能是这样的问题，即处
于特定环境中的个人，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受上述知识（或预期）的影响而趋向于所欲求
的方向。
那种认为“他之成为他，并不是他之过”的观点，往往也是人们常常持有的观点，
但是严格来讲，这种观点却是一种谬论，因为课他以责任的目的正是要使他区别于现在
的他或者可能的他。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对某一行动的后果负有责任，那么这种说法就不
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甚或也不是一种对因果律的主张。当然，如果他可能的作为或不
作为都已不能够改变他行动的结果，那么上述那种说法就是无可证明的。但是，当我们
在这些情况中使用诸如“可”（might）或“能”（could）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并
不是认为，在某人进行决策的时候，他的身上有着一种不同于特定场合因果律所具有的
必然影响力的东西在起作用。相反，有关一人对其所作所为负有责任的陈述，实是旨在
使他的行动与他不相信此一陈述为真的时候所采取的行动有所区别。我们对人课以责任，
并不是为了说原本的他便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而是为了使他本人发生变化。如果我因
疏忽而对某人造成了伤害，尽管这种疏忽在特定情形中“是我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也
不能使我免除对此后果承担责任，而且应当使我比此前有更深刻的教训，即必须将发生
这种后果的可能性牢记心头。
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因其特定行动或其行动的后果而
课之以责任的那个人，是否是那种会产生正常动机的人（即他是否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有
责任能力的人［a responsible person］），以及在特定的情形中这种人是否能够被期
望受那些我们想使其牢记的因素及信念的影响。就像在大多数这类问题中那样，由于我
们对种种特定情形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我们也就只知道那种关于他们将被认
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期望有可能在整体层面上影响他们在某些场合的行动，并使其趋向于
一可欲的方向。因此，我们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讲，并不是某些精神因素是否会对某
一特定场合的行动具有作用，而是如何使某些理智的考虑尽可能有效地引导行动。这就
要求对个人进行赞扬或谴责，而不论对这种奖惩的期望是否在事实上能够影响此人的行
动。对于有关责任的预期或知识在特定事例中的具体影响，我们可能无从确知，但是我
们却坚信，在一般意义上讲，有关某人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识，将对他的行动产
生影响，并使其趋向于一可欲的方向。就此一意义而言，课以责任并不是对一事实的断
定，它毋宁具有了某种惯例的性质，亦即那种旨在使人们遵循某些规则的惯例之性质。
此类特定的惯例是否有效，可能是一永具争议的问题。换言之，对于这种惯例是否有效
的问题，或在总体上看是否无效的问题，我们所能知道的，充其量也只能是经验所揭示
的。
责任概念之所以日渐演化成了一个法律概念，或者说主要是一个法律概念，其原因
在于就一个人的行动是否造成了一项法律义务或是否应使他接受惩罚而言，法律要求有
明确无误的标准以资判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责任当然也是一个道德概念，此一概念
构成了我们认识人的道德义务的基础。事实上，责任概念，在范围上远远超过了我们通
常视之为道德的范围。我们对我们社会秩序的运作的整个态度，亦即我们对此一秩序在
确定不同个人的相对地位时所采取的方式的赞赏或反对，都与我们对责任的看法有着紧
密的勾连。因此，此一概念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了强制的范围，而且它所具有的最为重
要的意义，很可能在于它在引导人们进行自由决策时所发挥的作用。一个自由的社会很
可能会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都更要求做到下述两点：一是人的行动应当为责任感所引
导，而这种责任在范围上远远大于法律所强设的义务范围；二是一般性舆论应当赞赏并
弘扬责任观念，亦即个人应当被视为对其努力的成败负有责任的观念。当人们被允许按
照他们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努力的结果负有责任。

4．课以责任的正当理由，因此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的，即这种做法会对人们在
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告知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所应当考虑
的各种因素。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只有行动者能够最为确当地知道其行动的周遭环境，
所以应当让他们自己进行决策，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需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所创设的
各种条件应当能使他们最为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如果我们因假定人具有理性而赋予
其以自由，那么我们也必须通过使他们对其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而肯定他们会一如具有
理性的人那样去行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一个人永远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这只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确知谁比行动者本人能更好地知道他的利益，还意味着我们
希望所有的人（亦即那些能为使我们的环境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各种目的的共同努力做出
各自贡献的人）都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
课以责任，因此也就预设了人具有采取理性行动的能力，而课以责任的目的则在于
使他们的行动比他们在不具责任的情况下更具有理性。它还预设了人具有某种最低限度
的学习能力或预知（foresight）的能力，亦即他们会受其对自己行动的种种后果的认
识的引导。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由于课以责任的目的在于使人的极有限度的理性尽可能
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理性在决定人的行动方面实际上只起很小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
合理性（rationality）仅意指两点：一是一个人的行动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
性，二是知识或洞见具有某种持续的影响力，所以一旦某人拥有这种知识或洞见，它们
就将在此后及在不同场合下对他所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
自由与责任的这种关联性或互补性，意味着对自由的主张只能适用于那些被认为具
有责任能力的人。它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它假定一个人能够从经验中习
得知识和教训，并能够用这种方式习得的知识和教训去引导他的行动；因此对自由的主
张，对于那些从经验中尚未习得足够的知识或无能力习得知识的人，不具有适用力。如
果一个人的行动完全由种种不可改变的冲动（即使在他意识到了其行动之后果的情况下
亦无从控制的那种冲动）所决定，或者完全由真正的人格分裂即精神病所决定，那么这
个人在此意义上就不能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因为他关于他将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的知
识无力改变他的行动。此外，那些受真正不可支配之欲求左右的人，也同样不能被认为
具有责任能力，因为经验证明这些人对正常的动机已无从做出反应。但是，只要我们有
理由认为一个人关于他将被视为具有责任能力的意识可能会影响他的行动，那么我们就
有必要视他为有责任能力，而不论在特定的情形中对他的这种认定是否会产生可欲的影
响或效果。因此，课以责任，并不是立基于我们在特定情形中所知为真的事实，而是立
基于我们相信它可能会产生的效果或作用，即那种鼓励人们在考虑周到的情况下
（considerately）理性地采取行动的效果或作用。这是人类社会为了应对我们无力洞
见他人心智的状况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也是人类社会为了在毋需诉诸强制的情
况下便能把秩序引入我们生活之中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手段。
对于那些不能被认为具有责任能力、从而有关自由的主张不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于
他们的人所提出来的特殊问题，显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应当讨论的问题。这里的关键问
题在于，作为社会中一个既享有自由又承担责任的成员，乃是一既具有特权又承负责任
的特定地位（status）；如果我们欲实现自由的目的，那么这种地位就不能根据某人的
自由裁量而随意授予，而是必须自动地属于所有符合某些可以从客观上加以确定的标准
（例如年龄）的人，只要有关他们拥有必要的最低能力的假定未被明确证明为不成立。
在人身关系中，从监护向拥有完全责任能力（full responsibility）的转化，可能是
渐进的、不明确的，而且那种存在于个人之间的且属国家不应干预的轻微程度的强制形
式，也可以根据个人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责任来加以调整。然而，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来
讲，如果我们期望自由有效，那么责任的程度和种类就必须明确而确定，而且须根据一
般性的和非人格化的规则进行决定。在我们对诸如一个人是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还是
应当服从于他人的意志这类问题进行裁定时，我们必须把他视作要么是具有责任能力的
人，要么是不具责任能力的人，要么有权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不为他
人所理解、所预知、所欢迎，要么无此权利。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被赋予充分自由
（full liberty）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所有人的自由，都应当受制于那些根据个别情
况而调整的限制性规定。未成年人法庭或精神病院所采取的个别化处理方式
（individualizing treatment），所标志的乃是监护，亦即不自由。尽管在人们的私
生活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可能会根据对方的情况而调适我们的行动，但是在公共生活中，
自由要求我们按照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或不具有责任能力的类型来看待人，亦即把人们
视为类，而不是视为无数特立独行的个人，并且依据这样一种假定来对待人，即正常的
动机和威慑的因素在影响人的行动方面是有效的，而不论这在特定情形中是否为真。

5．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就应当容许个人追求其自己的目的的理想发生了极大的争
论，也引起了极大的混淆，因为有人认为，如果赋予个人以此一方面的自由，他就会或
必然会只追求他的自私（selfish）的目的。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追求一个人自己
的目的的自由，不仅对利己主义者（egotist）极为重要，而且就是对最利他的人士
（altruistic person）也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利他者的价值等级序列（scale of
values）中，他人的需求只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位而已。人们将他人的幸福视作
自己的主要目的，乃是一种人之常情（可能妇女尤重），也是人之幸福的主要条件之一。
视他人的幸福为自己的主要目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正当选择的一部分，通常也是人们期
望我们做出的抉择。就这个方面而言，从一般观点来看，我们应当把我们家庭成员的幸
福视作自己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也常常通过将他人结为自己的朋友、将他们的目的
视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来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欣赏和承认。把一些人（即其需求被我们视
为我们自己的关注者）择为我们的合作者和好朋友，乃是自由的一个核心部分，亦是自
由社会中道德观念的一个核心部分。
然而，泛利他主义（general altruism），则是一毫无意义的观念，因为任何人都
不可能以如此这般空泛的方式而有效地关注他人。我们所能承担的责任，必须始终是具
体的，而且我们的责任也只能指向那些我们知道其具体情况的人和那些我们所拥有的选
择或特殊条件已与其勾连在一起的人。一个人自行决定什么样的需求或谁的需求在他看
来最为重要，乃是一个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一。
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我们所应当尊重的他自己的价值等级序列（即使我们并不赞同此
种序列），乃是对个人人格之价值予以承认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对他人进行评价，所
依据的就必须是他们的价值等级序列。换言之，信奉自由，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将自己视
为裁定他人价值的终极法官，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有权或有资格阻止他人追求我们并不
赞同的目的，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侵犯我们所具有的得到同样保护的行动领域。
一个社会如果不承认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
个人的尊严，也不可能真正地懂得自由。但是，下述情形在自由的社会中也确实是一个
真实的情况，即人们会依据某个人运用自由的方式来评价他。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道
德评价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成年人的行动，不论其善恶，乃出于命令的怂恿及强
制的压力，那么所谓美德难道不只是一空名吗？受赞誉者难道不只是在这种怂恿和压力
下的循规蹈距吗？而所谓严肃认真、公正和节制，难道还具有丝毫意义吗”？自由乃是
一为善举的机会，但是只有当它也是一为不良或错误行动的机会时，自由作为为善行的
机会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只有当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受一些共同的价值所引导时，一个自
由的社会才会成功地发挥其作用，这一事实可能就是为什么一些哲学家有时候把自由界
定为与道德规则相符合的行动的原因所在。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的这种定义，
实际上是对我们所关注的那种自由的否定。作为道德品行之条件的行动自由，也包括了
采取错误行动的自由：只有当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只有当他对规则的遵循不
是出于强迫而只是出于自愿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加以赞扬或谴责。
我们说个人自由的领域也是个人责任的领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任何特定的人士都
负有说明我们行动的责任。的确，我们之所以会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指责，乃是因为我们
的所作所为惹怒了他们。但是，我们之所以应当被视为对我们的决定负有完全的责任，
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将把我们的关注力集中于那些依我们自己的行动方能达成的种种事业。
信奉个人责任，其主要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在实现我们的目的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我
们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6．自由所设定的选择负担，亦即一个自由社会施予个人的为自己命运负责的责任，
在现代世界的境况下，日益变成了一个令人甚感不满的主要根源。一个人的成功，在当
下要比在从前更加取决于他对自己所拥有的特定能力的恰当使用，而不取决于他在理论
上具有何种特定能力。在专业化较弱、组织的复杂程度较低的年代，亦即当几乎每个人
都能够知道所存在的大多数机会的时候，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充分使用自己的特殊
技能和才智的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其复杂程度的增强，一个人能够希望获取的报酬，
越来越依赖于他对其技能的恰当运用，而不再依赖于他所可能拥有的技能。因此，欲发
现一人的能力得以最佳运用的机会，困难日增；拥有同样技能或特殊能力的人，在获取
报酬方面的差距，也日益拉大。
当下最令人感到悲哀者，可能莫过于对下述问题的困惑：一个人如何才能对自己的
同胞有助益，以及一个人的才智如何才能不被浪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没
有义务要确使他人的才智得到恰当的运用，任何人也没有特权要求获得使用他自己的特
殊才智的机会，而且除非他自己发现了这种机会，否则这些技能或才智就有可能被浪费
掉；以上所述可能是自由制度受到最为严厉谴责的一个方面，也是对自由制度极度不满
的根源。人们对自己拥有某些潜在能力的意识，自然而然会引发出这样一种要求，即其
他人有义务使他们所拥有的能力得到运用。
我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一个能发挥我们作用的领域或一适当的工作，毋庸置疑，这是
一个自由社会加诸我们的最为严格的也是最为残酷的要求。然而，此一要求与自由紧密
相连，不可分离，这是因为除非一个人有权力强制他人使用他的才智，否则任何人都不
可能向他保证他的才智将得到恰当的使用。只有通过剥夺其他人选择谁应当为他服务的
权利，并剥夺其选择他将使用谁的才能或哪些产品的权利，我们才能向每个人保证他的
才智将按他所认为合适的方式得到使用。但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本质在于，一个人的价
值及酬报，并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抽象能力，而取决于他能否成功地将这种抽象的能力
转换成对其他有能力做出回报的人有用的具体的服务。自由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个人提
供机会和动因，以使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然而，使个人在这一方面
能够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并不是他的一般性知识，而是他所具有的特殊知识，亦即他关
于特定情形和条件的知识。

7．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自由社会在这方面所引发的诸多结果，往往会与前此型态
的社会所遗存下来的伦理观念相冲突。毫无疑问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好地运用
一个人的能力的艺术，亦即发现一个人的才智的最有效的用途的技艺，可能是最具助益
的一种手段。但是，一个人如果具有太多这方面的资源，通常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而
且，尽管某些人的一般能力相同，但是其间的部分人士因较成功地运用了具体环境而获
得了较他人为优的利益，这种情况往往也会被人们视为不公。在许多社会中，由于“贵
族式”的传统认为，等待直至才智被他人发现乃是高贵之举，所以只有那些为赢得社会
地位而艰苦斗争的宗教群体或少数民族才精思熟虑地养成了充分运用这种资源的本领
（德语Findigkeit［即指看风使舵、利用各种环境的本领］能够最好地描述这一现象）
——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通常都对他们表示不满。在一个具有组织等级的社会中，
每一等级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任务和职责，这就致使行动的条件具有了差别，而这正是贵
族制传统产生的根源，这种传统通常都是由那些因享有特权而使他们不必为他人提供服
务的人发展起来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与“贵族式的”传统不同，一个人能够发现
物质资源的较佳用途或他自己的能力的较佳用途，乃是他在我们当今社会中所能够为他
的同胞的幸福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更有进者，一个自由社会之所以能发展得比其
他社会更繁荣，也是因为它为人们能够做出这种贡献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这种企业
家式的能力（entrepreneurial capacity）（因为在发现我们能力的最佳用途的过程中，
我们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是企业家）的成功运用，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乃是回报最高的活
动，而且不论是谁，只要他把发现运用他的能力的某种有效手段的任务交由他人去做，
他就必须满足于只获取较少的回报。
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训练的只是那些期望“被使用”的专才，
他们凭靠自己并不能发现合适的工作，甚至把确使其能力或技艺得到恰当使用的问题视
作他人的责任，那么我们就不是在为自由社会培养和教育人。不论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
域中有多大的能力，如果他没有能力使那些可以从其能力中获取最大利益的人知道他的
能力之所在，那么他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在一自由社会中就必定很低。尽管两个人经过
同样的努力而获得了同样的专门技艺和知识，但其中一个人有可能获得成功，而另一个
人却有可能遭到失败，这种情况的确会使我们感到不公；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个
自由的社会中，恰是对特定机会的运用决定了我们是否对社会有用，此外，我们还必须
对我们的教育和精神取向做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自由社会的要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
我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报酬，并不是因为我们具有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恰当地使用了这一
技术；只要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具体的职业，而不是被要求去干某一职业，那么我
们能够恰当地运用我们的技术就一定是我们获致酬报的基础。诚然，我们或许永远不可
能断定在某人获得的一项成就中，哪一部分是出于较出色的知识、能力或努力，哪一部
分是出于幸运的偶然因素，但是，这绝不会因此而贬损下述做法的重要性，亦即使每个
人做出恰当的选择是有价值的。
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一些论者所宣称的一些主张表明，他们根本没有理解上述基本事
实，因为他们认为，“每个儿童，一如成年公民一样，都具有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这不仅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他的才智使其能在社
会等级中享有一定地位的权利”。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一个人的才智并不“能使”他
具有占据任何特定地位的“资格或权利”。如果对此做肯定的主张，就意味着某个机构
有权利或权力根据其判断而赋予人们以不同的社会地位。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须提供给
人们的，只是寻求一恰当地位的机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此一过程中，风险和不确
定性始终与这种机会相伴随：只要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才智而去寻求市场，就必定会面
临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毋须否认的是，就这一点而言，一个自由社会将大多数个人都
置于了一种压力之下，而且这种压力往往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是，那种认为一个人在
某种其他类型的社会中不会有这种压力的观点，却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因为如果想替代
那种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导致的压力，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那种人们必须服从的个人
命令所产生的会令人更为厌恶的压力。
人们还常常争论说，那种认为一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全责的观念，只是那些成功
者所持有的观念。但是，这种论争本身的基本设定（即由于他们成功了他们才持有这种
信念）则是无法成立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成功与此一信念之间的关系
恰恰被颠倒了，实际上正是由于人们先持有这种观念，他们才往往获得了成功。尽管那
种认为一人所获得的成就须完全归功于其自己的努力、技术和才智的观点，可能在很大
程度上是不准确的，但这种认识对他努力奋进和谨慎选择却具有最富成效的影响。如果
成功者那种自命不凡的自豪常常会令一些人感到不可忍受和讨厌，那么那种认为成功完
全取决于成功者本人的观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就很可能是促使他获致成功的最
富效力的激励。一个人越是习惯于将他自己的失败归罪于他人或环境，他就会变得越发
不满，而工作也会变得更无成效。

8．在现代社会中，责任感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责任的范围被过分扩
大了，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其行动的实际后果却不需负责。既然我们是为了影响
个人的行动而对其课以责任，那么这种责任就应当仅指涉两种情况：一是他预见课以责
任对其行动的影响，从人的智能上讲是可能的；二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希望他在日常生活
中会把这些影响纳入其考虑的范围。欲使责任有效，责任就必须是明确且有限度的，而
且无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智识上讲，它也必须与人的能力所及者相适应。无论是宣称一
人对所有的事情负责，抑或是宣称一人可以被认为不对任何事情负责，都会对责任感产
生相当的侵损。自由提出的要求是：一，个人责任的范围只能以他被认为可以作出判断
的情形为限；二，他在采取行动时必须考虑他的预见力所及的责任对他行动的影响；三，
尤为重要的是，他应当只对他自己的行动负责（或对那些由他监管的人的行动负责）—
—而不应当对那些同样具有自由的其他人的行动承担责任。
欲使责任有效，责任还必须是个人的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在一
自由的社会中，不存在任何由一群体的成员共同承担的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除非他们通过商议而决定他们各自或分别承担责任。人们有时也可
以向个人课以连带责任（joint responsibility）或分割责任（divided
responsibility），但这必须是他与有关人员进行商议的结果，而其目的则在于对其间
的这个个人的权力进行限制。如果因创建共同的事业而课多人以责任，同时却不要求他
们承担采取一项共同同意的行动的义务，那么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任何人都不
会真正承担这项责任。正如针对一项财产而言，如果所有的人都有所有权，那实际上无
异于没有人有所有权，因此，所有的人都有责任，也就是没有人有责任。
我们毋须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发展，尤其是大都市的发展，摧毁了诸多对
地方性事务的责任感，而正是这类责任感在过去曾催发了诸多极富助益的自生自发的共
同行动。在过去的情形中，责任的基本条件，乃是指个人能够自己判断情势，而且是指
个人可以毋庸太多想象便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也完全有理由根据自己的情况而非
他人的情况来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然而，此一条件已无法适用于工业化大都市中
的境况，因为在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一般
而言，个人已经不再是某个小社区的成员，然而在小社区中，个人往往会得到亲切的关
照且与他人密切熟识。虽然工业化社会使个人的独立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增加，但却也
使他丧失了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恰是前工业化社会的人际关系及邻里好友的亲密关
心所能提供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愈来愈欲求从国家的非人格权力中获得保护
和保障；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这类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下述情况的结果：一是那些利益
密切相关的小型社区的消失，二是个人的孤独无助感的增加——个人已不再可能指望从
地方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那里得到各种关心和帮助了。
那些利益相关且关系密切的小型社区业已消失，并为各种有限制的、非人格的和临
时的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取代，对此我们可能会有所遗憾。然而，我们却不可能期望那种
熟人间的责任感，亦会被那种关系疏远且在理论上讲知道的人之间的责任感所替代。对
于我们所熟识的邻人好友的命运，我们能够拥有真切的关怀，而且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
候，我们通常也知道如何给予他们以帮助；但是，对于那些我们只知道他们生存在这个
世界上而其个别具体的状况我们却一无所知的千千万万的不幸的人来讲，我们显然不能
以相同的方式对待。不论他们的疾苦和不幸多么感动了我们，我们毕竟不能仅仅根据那
些关于受疾苦的人数的抽象知识来指导我们的日常行动。如果我们想使我们的行动有助
益且有效力，那么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是有限定的，且是我们的心智能力和同情所能及者。
不断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的世界中所有需要帮助或不幸的人负
有“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的做法，无疑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即它
会不断地弱化我们的责任感，直至我们无从界分那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与那种不
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责任之间的差别。因此，为使责任有效，就必须对责任予以严格的
限定，使个人能够在确定各不相同的事项的重要性的时候依凭其自身的具体知识，使他
能够把自己的道德原则适用于他所知道的情形，并能够有助于他自愿地做出努力，以消
除种种弊害。

第六章　平等、价值与品行
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
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O.W.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

1．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伟大目标，始终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国家强制实施的规则下的这种平等，可由人们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自愿遵从的
规则下的一种与其相似的平等予以补充。这种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扩大至包括道
德的和社会的行为规则（the rules of moral and social conduct），实乃人们通常
所说的民主精神（democratic spirit）的主要表现——这种民主精神在缓和人们对自
由必然产生的不平等现象的不满方面，很可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乃是有助于自由的
唯一一种平等，也是我们能够在不摧毁自由的同时所确保的唯一一种平等。自由不仅与
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这是个人自由的
必然结果，也是证明个人自由为正当的部分理由：如果个人自由的结果没有显示某些生
活方式比其他生活方式更成功，那么个人自由的主张亦就丧失了大部分根据。
对自由的主张之所以要求政府给予人们以平等的待遇，既不是因为它认为人们实际
上是平等的，也不是因为它试图把人们变得平等。主张自由的论辩不仅承认个人是非常
不同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此一认识为基础的。然而，它坚持认为，这些个人间
的差异并未给政府提供任何理由以差别地对待他们。它还坚持认为，如果要确使那些在
事实上存在着差异的人获得生活中的平等地位，那么就必须反对国家对他们施以差别待
遇。
当下，一些主张更为宽泛的物质平等（material equality）的倡导者，通常都否
认他们的要求是以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是平等的假设为基础的。然而，还是有许多论者认
为，这就是要求物质平等的主要依据。就平等待遇的要求而言，最具危害的莫过于把它
建基于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这一显然违背事实的假设之上。把主张平等对待少
数民族或种族的理由建基于他们与其他人并无不同这样一种论点之上，实际上是默认了
事实上的不平等可以证明不平等的待遇为正当；某些差异在事实上的确存在的证据，并
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恰恰是，
尽管人们在事实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却应当得到平等的待遇。

2．人性有着无限的多样性——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
最具独特性的事实之一。人种的进化，很可能使他成了所有造物中最具多样性的一种。
一如有论者曾精彩论述的那样，“以变异性或多样化（variability）为基石的生物学，
赋予了每一个个人以一系列独特的属性，正是这些特性使个人拥有了他以其他方式不可
能获得的一种独特的品格或尊严（a dignity）。就潜力而言，每一新生婴儿都是一未
知量（an unknown quantity），因为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无数我们并不知道的具有着相
互关系的基因和基因组合，而正是这些基因和基因组合促成了他的构造及品行。作为先
天及后天的综合结果，每个新生婴儿都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不论这
个婴儿是男是女，他或她都具有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人的素质……。如果忽视人与人
之间差异的重要性，那么自由的重要性就会丧失，个人价值的理念也就更不重要了”。
该论者还进一步指出，那种为人们普遍持有的人性一致论（uniformity theory of
human nature），“表面上似乎与民主相一致，……然最终将摧毁极为基本的自由理想
和个人价值理想，并将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将人与人之间先天性差异的重要性减至最低限度，而将人与人之间所有重要的差异
都归于环境的影响，几乎成了当下的一种时尚。然而，不论环境如何重要，我们都不应
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生来就极为不同，或者说，人人生而不同。即使所有的人
都在极为相似的环境中长大，个人间差异的重要性亦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小。作为一种对
事实的陈述，“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就显然与事实相悖。不过，我们将继续运用这一
神圣的说法来表达这样一种理想，即在法律上和道德上，所有的人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待
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此一平等理想能够或应当具有的含义，那
么第一个要求便是我们必须否弃那种认为所有的人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观念。
从人们存在着很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我们便可以认为，如果我们给予他们以平等
的待遇，其结果就一定是他们在实际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且，将他们置于平等的地位的
唯一方法也只能是给予他们以差别待遇。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的平等不仅不
同，而且还彼此相冲突；我们只能实现其中的一种平等，而不能同时兼得二者。自由所
要求的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会导向物质的不平等。因此，我们的论点是，国家虽说出于
其他理由而必须在某些场合使用强制，而且在实施强制的场合，国家应当平等地对待其
人民，但是，自由社会却绝不允许因此而把那种力图使人们的状况更加平等化的欲望视
作为国家可以行使更大的且歧视性的强制的合理依据。
我们并不反对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平等。但是，我们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即
对于平等的要求乃是大多数试图把一预先设计好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人士所宣称的
动机。因此，我们所反对的是一切将那种经由主观思考而选定的分配模式强加给社会的
企图，而不论它是一项平等的措施还是一项不平等的措施。事实的确如此，一如我们能
看到的那样，有许多要求扩大平等的人，并不真正要求平等，而是要求一种与其评价个
人品行（merit）的标准更相符合的分配模式；我们还将看到，他们的那些要求，实与
那些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平均主义要求（egalitarian demands）无异，都与自由不相容。
如果有人反对使用强制的措施去促成一种较为平等或较为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也并
不意味着这些人一定视这些目标为不可欲者。但是，如果我们希望维续自由的社会，那
么关键就在于我们要认识到，某一特定目标的可欲性并不构成使用强制的充足理由。人
们完全可以赞赏一种不存在贫富悬殊差距的社会，也可以乐观地看待这样的事实，即财
富的普遍增长似在逐渐缩小贫富间的差距。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态度，而且也完全愿意把
美国所达致的社会平等的程度视作为一项令人极为敬佩的成就。
此外，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反对人们用这些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的倾向去引导某些方
面的政策。再者，在政府有合法必要的理由采取行动的时候以及我们必须在满足此一必
要性的不同方法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附带地减
少不平等现象的措施。例如，如果在继承法中，一种规定将比另一种规定对平等更具助
益，那么这就可能是人们更倾向于采取前者规定的坚强理由。然而，如果为了制造实质
性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而要求我们放弃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例如，根
据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来限制一切强制的原则），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
据此，我们认为，经济的不平等虽说是社会恶弊现象之一，但却绝不构成我们把歧视性
强制（discriminatory coercion）措施或特权当作一种克服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救济方
案而加以诉诸的正当理由。

3．我们的论点所依据的，乃是下述两个基本命题；我以为，我们很可能只需对这
两个命题稍加陈述，便能赢得极大多数人的赞同。第一个命题表达了所有的人都具有一
定相似性的信念，即任何人或任何群体都不具有最终确知其他人的潜力的能力，从而我
们应当确定无疑地永远不能信托任何人去行使这样一种能力。不论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
差异可能有多大，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差异将大到使一个人的心智能够在一特定
情形中完全理解另一个有责任能力的人的心智所能理解的事情。
第二个基本命题是，任何社会成员获得做某些可能有价值的事情的新能力，都必须
始终被视为是其所在社会的获益。的确，一些人的境况可能会因其所在领域中某个新的
竞争者具有更优越的能力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任何这种新能力
的获得，都可能对社会之大多数人产生助益。这意味着增进任何个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可
欲性，并不取决于他人的能力和机会是否也可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增进，当然，这是以他
人并不因此而被剥夺获得同样的能力或其他新的能力的机会为条件的：只要这种机会没
有被那个已掌握了此种能力的个人所垄断，其他人就有可能习得和掌握这些能力。
平均主义论者（egalitarians）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不同。他们一般都认为，个人
能力间的差异，一部分为生来之差异，另一部分为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差异，或者说一
部分是“天生”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是“养育或后天”的结果。这里需要即刻强调指出
的是，这二者都与道德品行（moral merit）无关。尽管上述两种差异都可能对一个个
人是否对他人具有价值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是生而具有某些可欲的素质，却很难说比在
较优越的环境中长大更重要。上述两种差异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前者的优势出于人力
明确无从控制的基础因素，而后者的优势则出于那些我们完全有可能变更的因素。这里
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大举变更我们的制度，以尽可能地消除那些出于
环境影响的优势？我们又是否应当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所有那些以出生和继承所得的
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都应当被铲除，而且除非差异是极高的才智和勤劳的结果，否则
一切不平等都应当被消灭”？
某些优势的确是依人为安排而产生的，但是这一事实未必就意味着我们能够为所有
的人都提供相同的优势，也未必意味着如果一些人被赋予了某些优势，那么其他人也就
因此而被剥夺了这些优势。就此而言，我们所应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乃是家庭、继
承和教育，而当下的一些批评观点所主要指向的对象也是由这些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现
象。然而，重要的环境因素还不仅仅是这三者，诸如气候、地形等地理性条件（更不用
说地方或阶层在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方面的差异这一因素了），就很难说没有上述三者
重要。然而，我们在这里还是只考虑前三个因素，因为它们所产生的影响受到了最为普
遍的质疑。
就家庭而言，人们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和分歧：一方面大多数人都对家庭制度
表示敬重，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时对下述事实表示不满，这个事实就是一个人出生在一
个特定的家庭会使他得到特殊的优势。似乎有很多人都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有益的素
质，如果是出于他因天赋而在与所有其他人相同的境地中获致的，那么这样的素质就是
对社会有益的，但是，如果这些有助益的素质乃是他人所无法获致的环境优势的结果，
那么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不可欲的。然而，我们却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同样有助益
的素质，当作为一个人的天赋的结果时可以为人们所欢迎，而当作为诸如有文化的父母
或条件优越的家庭等环境的结果时就应当比前者的价值少。
大多数人之所以认为家庭制度有价值，乃是立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般来讲，父
母在培育自己的孩子以使其在成人后享有一满意的生活的方面，会比任何其他人倾注更
多的心血。这不仅意味着人们从各自家庭环境中获致的助益是不尽相同的，而且还意味
着这些助益经数代相继而将产生累积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又能有什么理由相信，一种
作为家庭背景的结果的可欲的素质，较之不是作为这种背景的结果的那些素质而言，对
社会的价值就要少呢？的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有些对社会颇有价值的素质，几
乎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就为人们所获得，而一般需要二三代人的持续努力方能成就。
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中，有些部分能够通过家庭而得到更为有效的传播
和承继。只要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如果素质的提高不只限于一代人，
如果我们不应当经由凭空想象而要求不同的个人从同一水平线出发，如果孩子没有被剥
夺从其父母可能提供的较好的教育和物质环境中获取利益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
生成出一个较杰出的精英层（a better elite）。或者说，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就
无异于承认：出生于一个特定的家庭，乃是个人人格的一部分；一如个人是社会的构成
因素那般，家庭亦是社会的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遗产在家庭内部的传播和承继，
作为人类为努力获致较佳境况的工具而言，其重要性一如有助益的生理特性的遗传。

4．许多人尽管承认家庭作为传承道德、品味情趣和知识的工具是可欲的，但是对
其传承物质财产的可欲性却大加质疑。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为了使道德、品味情趣和知
识的传承成为可能，某些标准（亦即生活的外部形式）的延续，乃是至关重要的；然而，
欲使这些标准得以延续，不仅有赖于非物质的优点的传承，而且亦有赖于物质条件的传
承。当然，一些人出生于富有的家庭，而另一些人则出生于拥有慈爱智慧父母的家庭，
就这些个人而言，不存在道德上的优劣、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有一些孩
子能够一出生便拥有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只有富有家庭才能提供的优势，而另一些孩子则
承继了较高的智慧或在家庭中获得了较好的道德教育；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二者
都同样有益于社会。
那些赞成私有财产继承制的主要论辩认为，私有财产继承制在控制资本方面作为防
止财产流失或分散的一种手段以及作为财产积累的一种动因，都是极为重要的。当然，
我们在这里并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的关注点毋宁是，授予一些人以“不当
之利”（unmerited benefits）的事实，是否构成了反对私有财产继承制度的有效论辩。
毫无疑问，授予某些人以“不当之利”，显然是产生不平等的诸项制度性原因之一。就
本书所论涉的问题而言，我们没有必要追究自由制度是否要求赋予遗产继承以无限的自
由。我们在这里的问题只是，人们是否应当有自由将那些会导致实质性不平等的物质财
产传赠给其孩子或其他人。
如果我们同意父母所具有的那种“望子成龙”的天赋本能是可欲的，那么将这种努
力仅限于非物质利益的传授，似乎就没有什么切实的根据了。家庭所具有的传承生活标
准和传统文化的功能，是与其传赠物质财产的可能性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而且，我也实
在不明白，将物质条件的收益仅限于一代人去享用，究竟会对社会有什么真正的助益。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提出一种观点，尽管它听上去颇有些庸俗，但却
很彻底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希望最充分地利用父母对其孩子的本能性的偏爱，
那么我们就不应当禁止财产的传赠。显而易见，那些业已获致权力和影响力的人士在养
育子女的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手段，然而我们可以确定无疑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其中成本最低者当为财产传赠。如果没有这一通道，这些有权力和有影响力的人士就会
想方设法寻找其他方式去安排其子女，例如将他们的子女安排在高位上，以使他们获得
与财产传赠所可能给他们带去的好处相等的收入和名望；而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资源的
浪费，并会导致比遗产继承所会造成的更大的不平等。众所周知，所有取消了遗产继承
制度的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因此，那些反对因继承制度
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的人士应当认识到，在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种种境况中，即使从他
们这些反对遗产继承制度的人的角度来看，遗产继承制度亦属危害最小者。

5．尽管继承制度在过去因被认为是不平等的根源而遭到了最为广泛的批判，但当
下的情况就很可能不是如此了。平均主义论者的批评重点，现已转向集中于那些因教育
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越来越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机会平
等的要求：就我们所知道的提供给某些人的最好的教育，应当免费向所有的人提供，而
且，即使这一点在今天还不可能完全做到，那么一个人也不能仅仅因为其父母有能力支
付此笔学费就可以受到比其他人更好的教育，而只有那些以及所有那些能通过统一考试
的人，才应当被允许享用高等教育这一有限资源的利益。
教育政策的问题引发了太多的争论，我们不可能在对平等做一般性讨论的章节中把
这个复杂且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附带的问题加以处理；因此，我拟在本书第三部分专辟
一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探究。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教育领域试图通过强制手
段而达致平等，依旧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种强制性措施也会阻止某些人获得接受教育
的机会，而不采取这种手段，他们本来是可以接受教育的。不论我们所可能采取的手段
是什么，都无法阻止只是某些人才能拥有（而且由某些人拥有这样的优势是可欲的）的
那些优势，被那些既不应获得这些优势又不能像其他人那样极好地运用这些优势的人士
所获得。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通过国家所拥有的排他性的强制性权力而加以圆满解决的。
至此，粗略地考察一下平等的理想在此一领域于现代所经历的变化，当对我们不无
启发。百年以前，亦即传统的自由运动（classical liberal movement）发展至高潮的
时候，人们一般都是以这样的主张来表达其平等要求的，即“任才能驰骋”（la
carriere ouverte aux talent）。这一要求包括三个含义：一是阻碍某些人发展的任
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清除；二是个人所拥有的任何特权，都应当被取消；三是国家为
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只要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异
并成长于各不相同的家庭，就不能确保人们起始于平等的起点，这一点在当时已为大多
数人所接受。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并不在于确使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获致某一特定地
位的前途，而只在于使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利用那些从本质上来讲须由政府提供的便利条
件。这些人虽说没有经过严格地论证，但却也能想当然地认为，不论采取什么措施，其
结果也必定是有差异的，这不仅是因为个人是有差异的，而且还是因为政府行动只能影
响其间的一小部分相关因素。
然而，上述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被允许进行尝试的观念，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又被一
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所替代，这个观念就是，政府必须确使所有的人都始于一平等的起点
并确使他们获致同样的前途。这种观点无异于认为，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为所有的人都
提供相同的环境，而应当在于对所有与某个个人的前途相关的条件加以控制并将之与他
的能力相调适，以确使他能够获致与所有其他人相同的前途。这种对机会进行调整以适
合于个人的目的和能力的凭空构设，当是对自由的反动；再者，这种作法也无法被证明
为是一种对所有可资利用的知识的最佳利用的手段，换言之，它只是假定政府知道如何
能把个人的能力运用得最好，但却无法做出任何证明。
当我们对这些要求的根据进行考察时，我们发现，它们所依据的乃是那些不太成功
的人士对一些成功人士的不满，更直截了当地说，是忌妒。当下全力安抚此种不满情绪
的倾向而且努力给这种情绪披上一件令人尊敬的社会正义外衣的倾向，正日益演化成一
种对自由的严重威胁。晚近，更有人力图将这些要求建基于如下论辩之上，此一论辩认
为，铲除一切会产生不满的根源，当是政治的唯一目标。当然，这也就必然意味着，政
府的责任乃在于确使任何人不能比其他人更健康、有更高兴的性情、更适宜的配偶甚或
更具前途的孩子。如果所有未实现的欲望都真的可以变成向社会提出要求的权利，那么
个人责任亦将不复存在。当然，不论人变成什么样子，忌妒都肯定是一产生不满的根源，
而且也是自由社会所不可能根除的一种根源。因此，维续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很
可能就是我们不鼓励妒忌，也不通过将妒忌伪饰为社会正义而支持由它所引发的种种要
求，而是将其视为，一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所言，“所有情绪中最反社会、最具危
害的情绪之一”。

6．尽管大多数极端的平均主义要求，都立基于忌妒，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在
表面上要求更大平等的主张，事实上是一种欲图更公正地分配这个世界上美好事物的要
求，从而其动机也是颇为可赞的。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对不平等，而
是反对这样一种事实，即在报酬方面的差异与那些得到这些报酬的人在品行（merit）
方面的差异不相符合。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般给出的回答是，尽管其他类型的社会在
这方面无所作为，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从总体上来讲，可以实现此种正义。然而，如
果正义在这里是指报酬与道德品行（moral merit）相符，那么上述回答就是一种站不
住脚的论点。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欲图将自由之诉求建立在这一论辩之上
的努力，都将对自由构成极大的危害，因为这一论辩实际上承认，所给予的物质报酬应
当与可承认的品行（recognizable merit）相符合，从而也是根据一不真实的主张而反
对大多数人从真实的主张中推演出结论。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在一自由制度中，所给予
的物质报酬应当与那些被人们所承认为品行的东西相符合的做法或主张，一般来讲，既
不是可欲的，也不是可行的；而且一个人的地位未必就应当依赖于其他人对他具有的品
行所作的评价，可以说是自由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一论辩初看上去颇为奇异，甚至有些令人震惊，所以我请求读者在我进一步阐释
价值（value）与品行（merit）间的区别以后再行判断。明确阐明这个问题的困难在于
这样一个事实，即“merit”这个术语，乃是可被用来描述我的意思的唯一一个词，但
该词却同时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更含混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我在这里使用该词，仅仅是
意指行为中值得赞誉的属性，亦即行动的道德特性（moral character），而不是指成
就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achievement）。
正如我们从本书的整个讨论中所见，一个人的工作或能力对他人的价值，与可从上
述意义上加以确定的“品行”（merit）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一个人的天赋或后天获致
的才智，显而易见，会对其他人具有价值，然而这种价值并不取决于他因拥有这些天赋
或才智而获得的赞誉。如果一个人试图改变他自己的天资和才能（或极普通，或极罕见）
这个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在这个方面很难有什么作为。一个智慧的心智或一副好
嗓子，一张漂亮的脸或一双灵巧的手，灵敏的机智或极具魅力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一
如一个人所具有的机会或经验，都是独立于一个人的努力以外的。在所有上述事例中，
一个人的能力或服务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他因此价值而获得报酬），与任何可被我们
称之为道德品行或美德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问题在于，一人享有之利益
应当与其他人从其活动中获致的利益相符合，这是否可欲，或者说，对这种利益的分配
是否应当以其他人对此人品行的评价或看法为基础。
根据品行获酬（reward according to merit），在实践中就一定意味着根据可评
估的品行（assessable merit）来决定报酬。所谓可评估的品行，即指其他人所能承认
者和赞同者，而并不只是指某个较高权势者承认和赞同的品行。这一意义上的可评估的
品行，假定我们能够确定一个人已经做了某一为人们所接受的行为规则所要求他做的事
情，而且这一事情使他付出了苦心和努力。然而，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却无法从其结果
加以判断：因为品行不是一个客观结果的问题，而是一个主观努力的问题。欲实现一有
价值的结果的努力，可能具有很高的品行，但此项努力的结果却可能是一彻底的失败，
而且，一项彻底的成功可能完全是偶然因素的结果，从而也就不具有什么品行。如果我
们知道一个人已经尽了其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通常都会希望他获得报酬，而不论其努
力的结果如何；如果我们知道一项最具价值的成就几乎完全是因幸运或上好条件所致，
那么我们对做出该成就的人也不会有大多赞誉。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情形中都对价值与品行做出区分。然而在事实上，我
们很少有把握对此做出准确的区分，除非我们拥有行动者本人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其中
还包括我们对他的技术和信心、他的心境和情感、他的关注力、他的精力和毅力等方面
的知识。因此，确实判断品行的可能性，取决于对上述条件的完全把握；然而，人们根
本做不到这一点；更有进者，正是人们普遍不能把握这些条件，也不可能完全拥有这方
面的知识，构成了人们主张自由的主要基本依据。正是由于我们期望人们能运用我们所
不具有的知识，所以我们才让他们在应对和处理各种问题时自行决定。但是，既然我们
期望他们自由地运用我们所不具有的能力和知识，那么我们也就当然无力对他们的成就
的品行做出判断。对他人的品行进行判断，假定了我们能够判断人们是否按照其所应当
采取的方式运用了他们的机会，甚至还假定了我们能够判断他们在采取此一行动时所付
出的努力和自我克制的程度；此外，这还假定了我们能够明确地区分出他们所获致的成
就中，哪些部分出自于他们所控制的环境，以及哪些部分不是出自于这种环境。

7．根据品行获酬，与个人选择自己的事业或职业的自由是根本不相容的，这在下
述领域，亦即在努力的结果极为不确定的场合以及在我们每个人对各种努力的机会的评
估又极不相同的场合，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研究”（research）或
“探索”（exploration）这类思辨性的努力中，或在那些被我们通常称之为“投机”
（speculation）的经济活动中，如果我们不给予成功者以全部的褒奖或全部的收益，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指望把那些最具资格者吸引来进行这些工作；这就是说，尽管许多其
他人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极富品行，但却不能分享那些成功者的褒奖或所得。正是
由于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谁将成为成功者，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指明谁的努力具有更高的
品行。如果我们让所有认真努力的人都分享奖赏，这显然会有悖于我们的目的。再者，
只要我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必须使某些人掌握权力，以决定谁将被允许加入这些努
力者的行列。如果人们在追求某些并不确定的目标的时候必须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和能
力，那么他们的追求就不应当受其他人关于他们应当如何行事的观点的影响，而应当只
受其他人赋予他们所旨在获致的结果的价值的指导。
以上所论，如果对于那些通常被我们视为富有风险的事业来讲明确为真的话，那么
它对于我们所决定追求的任何选定的目标，亦无不为真。众所周知，任何这类决定都充
满了不确定性，而且，如果我们欲使此一选择尽可能的明智，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预期
中的可供选择的诸项结果的各自价值来评定它们。如果所给予的报酬与一个人经努力而
做出的产品对他人所具有的价值不相符合，那么关于是否还值得继续为追求此一特定的
目标而去努力和冒风险，他便失去了判断的依据。更有进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得
不按他人的要求去做事，而且他人就他的能力如何才能得到最充分运用的估计，也就成
了确定他的义务和报酬的标准。
当然，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并不奢望人们能够获致最高限度的品行，而是希望他们
能够以最小的痛苦和最少的牺牲，从而亦就是在最低限度的品行的基础上去实现最大限
度的效用。不仅我们试图对所有的品行都给出公平的回报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是把获
致最高限度的品行作为人们应当实现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可欲的。任何诱导人们这样行
事的努力，都必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人们虽说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但却会得到不
同的报酬。我们能够有信心做出明确判断的，只是结果的价值，而不是人们为实现此一
结果而付出的不同程度的努力和精力。
一个自由的社会对行动结果提供的酬赏标准，具有如下的作用，它们能够告诉那些
为这些酬赏而努力的人士付出多少努力是值得的。再者，提供同样结果的人，也会得到
同样的报酬，而不论这些人所付出的努力是否相同。以上所论，不仅适用于那些对不同
的人所提供的同样服务给予报酬的事例，而且更加适用于那些对要求不同天赋和才能的
不同服务给予相应不同的报酬的情况：因为它们与品行无甚关系。从一般的情况来看，
市场会赋予每一种类的服务以某种价值，亦即这些服务对那些从其中获致利益的人所具
有的价值；但是人们却很难知道为了获得这些服务而付出如此之多的钱是否有必要，而
且毋庸置疑，社会通常只会给予这些服务以相对于其应得的要少得多的报酬。近来有报
道称，一位钢琴家说，他愿意演出，即使让他出钱以得到演出的特权，他也愿意；这一
事例很可能反映出了许多人的境况，即他们能从中挣得大笔收入的活动，恰好是他们的
主要乐趣所在。

8．尽管大多数人都想当然地主张，任何人所得之报酬不应当超过他所付出的代价
和努力，但是我们却需要指出，此一主张实是以一种虚假的预设为基础的。这是因为这
一主张假定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别情形中精确地判断出人们能多好地运用他们所获致的机
会和才智，并且还能够根据所有使其成就成为可能的环境因素而确切地判断出他们成就
中的品行。此种主张还假定了某些人能够在终极的意义上确定一个人的价值所在，甚至
有资格确定一个人所能达致的成就。因此，这种主张所含有的预设，恰是主张自由的论
点所明确予以反对的，即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的确知道引导一个人行动的所有因素。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个人的地位是根据他与人们关于道德品行的观念间的相符程度
而加以确定的，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是因为履
行了义务而不是因为获得了成功而得到报酬的；而且每个个人的每一举动，都受其他人
认为他应当如何行事的观念的指导，因此之故，个人也被免除了自行决定的责任和风险。
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既然任何人的知识都不足以指导所有的人的行动，那么也
就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根据品行对所有的努力给出报酬。
在我们的个人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都是依据这样的假定来行事的：是一个人的服
务或工作的价值而非他的品行，决定了我们对他所应承担的义务。较为亲密关系中的情
况如何，暂且不论，但是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在我们能够获得其
他人以较小的代价所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某个人虽蒙受了极大的牺牲为我们提供了一
项同样的服务，他也不能因此要求我们根据他所做出的牺牲来对他承担义务。在我们与
他人进行交往的时候，我们还会认为，如果我们对具有同等价值的服务给予同样的报酬，
而不考虑向我们提供这些服务的特定个人所可能付出的不同代价，也是公平之举。决定
我们责任的，乃是我们从其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服务中所获致的利益，而不是他们在提供
此类服务时所具有的品行。我们也希望在与他人的交易中得到报酬，但根据却不是我们
的主观品行，而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对他人所具有的价值。的确，就我们根据我们与特定
人的关系而进行思考来讲，我们一般都能意识到，自由人的标志乃是其生活并不依赖于
其他人对他品行的看法，而只依赖于他给其他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只有当我们把我
们的地位或收入视作是由整个“社会”决定的时候，我们才会要求根据品行获酬。
道德价值或品行虽说是价值之一种，但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道德价值，而且我们
大多数的价值判断（judgments of value）也都不是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s）。
这在自由社会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不能区别价值与品行的差
异，始终是导致严重混淆的根源。一些活动会产出为我们所珍视的产品，但我们却未必
会对其间的一切活动都给以赞誉。我们虽然珍视他人提供给我们的大多数服务，但是我
们对于那些提供给我们这些服务的人的品行却无力评价。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中
的能力因三十年的工作而比早些时候更具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价值也与此人这三十年是
否赢利及愉快或者是否做出了持续的牺牲及长期的操劳无关。如果对一癖好的沉溺产出
了一特殊的技能，或者一偶然的发明被证明为对他人特别有用，那么其间几乎不具品行
的事实，并不能使它们的价值低于那些经过艰苦努力而获得的结果。
价值与品行之间的这一区别，并不是某一形态的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它会存在于
任何社会之中。当然，我们可以力图使报酬与品行而不是与价值相符合，但我们却很难
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力图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摧毁那些使人们能够自行决定应做什
么事情的激励因素。再者，即使将报酬与品行挂钩的努力比较成功，但它是否会产生一
种更令人向往甚或更为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仍极具疑问。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一
般都认为高收入是品行好的明证、低收入则是不具品行的证明，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地位
及报酬与品行相符，而且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得到绝大多数与他所熟之人的赞同，否则别
无获得成功之途，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与那种人们坦率承认品行与成功之间并不
存在必然联系的社会相比，就更可能令未获成功的人士不可忍受。
如果我们不是力图使报酬与品行相挂钩，而是更加明确地指出价值与品行之间的关
系是极不确定的，那么这很可能更有助益于人的幸福。在实际生活中，当某种努力对他
人只具有某种较高价值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极轻易地就把它归之于个人的品行。的确，
当个人或群体拥有一较高的文明水准或较高的教育水平的时候，这肯定标识了一种重要
的价值，并且还构成了他们所属社会的宝贵财富；但是一般而言，它并不构成品行。受
欢迎和被尊重，与挣大钱一样，都不完全取决于品行。甚至当品行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在
某些特定的场合中已大到不容我们再忽视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依旧会对这个问题视而不
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过习惯于认定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场合就一定具有着
某种品行，而事实上这种品行通常并不存在。
我们当有足够的理由去努力崇敬那些并不求得到充分报酬的特殊品行。但是，对于
如何奖励那种我们希望被人们普遍视为范例的具有杰出品行的行为的问题，却与如何对
待社会日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激励因素的问题不尽相同。自由社会在这个方面也已形成
了若干制度，在这些制度中，对于某些人士来讲，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升迁或
晋升当取决于某个上级的判断或与其共事的大多数同行的判断。的确，随着组织日趋庞
大且更显复杂，确定个人贡献或业绩的工作亦变得愈发困难了；因此，许多人都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根据经理眼中的品行而非贡献所具有的可确定的价值来决定报酬
的发放。就这种做法并不会导致政府将一套单一的全面的品行等级序列（scale of
merit）强制实施于整个社会而言，就多样化的组织在为个人提供不同的前途方面仍在
彼此竞争而言，我们可以说，上述那种作法不仅与自由相容，而且还扩展了可供个人选
择的范围。

9．正义或公平（justice）这个概念，与自由和强制这类概念相同，其含义也颇为
含混；为了明确其含义，我们就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将其限定在一些人经审慎思虑后对另
一些人采取的作法的题域之内，亦即限定在人与人的关系题域中。正义或公平是一些人
对人们生活中的种种状况所做的一种有目的的决定，亦即使人们的生活状况受制于公平
或正义的控制。就我们期望个人的努力能受其自己对前途和机遇的看法的指导而言，个
人努力的结果就必定是不可预见的，从而关于那种因预见而形成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或
正义的问题也就失去了意义。正义或公平确实要求，人们生活中由政府决定的那些状况，
应当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人享有。但是，这些状况的平等，却必定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
不论是平等地提供特定的具有公共性质的便利条件，还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彼此自愿交易
中的不同的伙伴，都不可能使报酬与品行相符合。对品行的报酬，乃是对我们在做事情
时服从他人意志或他人期望的报酬，而不是对我们通过做那些我们自己认为最佳的事情
的方式而提供给其他人的利益的补偿。
国家必须在其所做的所有事情中都力求公平或捍卫正义，事实上乃是人们在反对政
府谋划并力图确定收入等级过程中所提出的一项要求。根据品行获酬的原则，一旦被接
受下来并被视为分配收入的公平或正义的基础，那么正义或公平就会要求，所有欲求正
义或公平的人都应当根据上述原则来获得报酬。用不了多久，人们还会据此要求将此一
原则同样地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且与可承认的品行不相符合的收入也会被认为是不可忍
受的。甚至只是力求对那些“挣得”（earned）的收入或收益与那些并不是挣得的收入
或收益做出区别的意图，充其量也只能确立一项国家不得不全力适用但事实上却不可能
做到普遍适用的原则。任何这类刻意控制某些报酬的意图，都必将产生对种种新控制的
进一步的要求。分配正义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一旦
被采用，那么只有当整个社会都根据此项原则加以组织的时候，才会得以实现。这会产
生一种在各个基本方面都与自由社会相反对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机构将决
定个人所应当做的事情以及个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所应当采取的方式。

10．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我们还必须简要地考察一下那些欲求更加平等分配的诸种
要求所经常赖以为基础的另一种论点，尽管人们对此一论点很少做过明确的阐述。这个
论点认为，某个人既是一个特定社会或民族的成员，他便因此有权要求享有符合某种物
质标准的生活，而这个标准乃是由他所属的群体或社会的一般财富的状况来决定的。显
而易见，这种要求与上述力求将收入分配建基于个人品行之上的意图正相冲突。出生于
某一特定的社会，显然不具有什么品行可言，而且任何正义或公平的论辩也都不可能以
某一特定的个人出生于此地而未出生于其他地方这种偶然因素为基础。事实上，一个比
较富裕的社会，通常都会赋予其间的最为贫困者以种种福利条件，而这些福利条件则是
那些出生在贫困落后社会中的人所不知道的。在一富裕的社会中，其成员要求得到更多
福利的唯一根据，乃是该社会存在着太多的私人财富，政府能够将其没收并加以重新分
配；而且那些时常能亲眼目睹此类财富为他人所享有的人，一定会比那些只是抽象地认
识到这一点的人，对重新分配财富有着更强烈的诉求。
有人认为；某一群体的成员为确使该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得以维续以及组织某些公
益服务活动而做出了共同努力，而这也就当然赋予了其成员以一种要求平均分享该群体
的财富的权利；然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根本不具明显而充分的理由。如果提出这类
要求的人不愿意将同样的权利赋予那些并不属于与其相同的国家或社会的人，这类平均
分享的要求就更加难以成立了。在国家的层面上承认这类要求，结果只会创设出一种处
理该国资源的新的集体产权（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尽管这种集体产权的排
他性与个人产权相同，然而我们却无法根据个人产权的理由对这类集体产权加以证明。
如果把这些平均分享的要求扩及整个世界，更不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公平的或正义的。
在一特定的国家中，多数实际上具有着推进这些要求的切实的力量，尽管在整个世界中，
多数尚不具有这种力量；然而，即使真的存在这一力量，也不能使上述要求变得更公平
或正当。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努力运用我们所掌握的政治组织，为贫弱者或为不可预见之灾
难的受害者提供福利救济。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为防阻一国公民所可能共同面临的某种
危险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给予他们每个人以保护以使其免受这些危险的侵扰。而防
阻这些共同危险的能力或水平，则必定取决于该社会所具有的总财富。
然而，认为那些贫困者（仅仅是在同一社会中存在着较富裕者的意义上来讲的）有
权分享较富裕者的财富，或者认为出生在一个已达致特定文明程度和富足程度的群体之
中，便能使某人具有一种要求分享整个群体利益的权利，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每
个公民在提供某些公益服务方面都具有某种利益的事实，绝不能成为他把分享整个社会
的财富视作为一种权利的合理依据。人们可以针对某些人愿意给予什么的问题确立一项
标准，但是绝不能确立一项某些人能要求什么的标准。
如果我们坚决反对的那种观点得以盛行，那么国家就将在这方面变得越来越具排外
性。这是因为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国家无疑会采取下述做法，即与其让一些人来该国生
活并享有某些利益，不如彻底地把他们完全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一旦被允许来该国生活
并享有某些利益，他们即刻会提出分享该国财富的权利要求。因享有一国的公民资格甚
或在一国的居留权，就能使某人有权享有特定的生活水准的观念，正日益演化成一个产
生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由于在特定国家中适用此一原则的唯一理由乃是该国政府有权
强制实施它，所以当我们发现与此相同的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运用所依凭的乃是武力的
时候，我们也就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了。一旦多数对少数享有的利益具有分享的权利，在
一国的范围中得到承认，那人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权利要求会止于一国之范围，而不
扩及至奉行这种做法的国家的疆界之外。

第七章　多数统治
虽说人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利益的支配，但即使是利益本身乃至所有的人类事务，实
际上还须受到观念或意见的完全支配。

　　　　　　　　　　　　　　　　　　　　 大卫·休谟（David Hume）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这样一个要求，即所有的人在造法（***
the law）的方面也都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乃是传统自由主义（traditional
liberalism）与民主运动的交汇点。但是，二者的主要关注仍有差异。自由主义（我是
在欧洲19世纪知识者所用此词的意义上采用该词的，而且本章都将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
词）主要关注的是对一切政府（不论是民主政府还是非民主政府）所拥有的强制性权力
（coercive powers）进行限制，而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docmatic democrat）则只知
道以一种方式限制政府，即当下盛行的多数意见（current majority opinion）。如果
我们指出这两种理想的对立面，那么它们间的差异便会极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对于民主
政制而言，它的对立面是威权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而对于自由主义来
讲，它的对立面则是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两种政治体制都未必会排除另
一者的对立面：民主政制完全可能运用全权性权力，而威权政府依据自由原则行事之可
能性也是可以想见的。
与本书所涉及的绝大多数术语一样，“民主”（democracy）一词的含义也颇为宽
泛且相当含混。但是，如果我们对它做严格的限定，并只用它来指称一种统治方式——
例如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那么它所指的问题就显然不同于自由主义所指的问
题了。自由主义乃是一种关于法律应当为何的原则，而民主则是一种关于确定法律内容
的方式的原则。只有为多数所接受者才应当在事实上成为法律，这一点在自由主义看来
是可欲的，但是它并不认为这种法律因此就必然是善法（good law）。诚然，自由主义
的目标乃在于说服多数遵循某些原则。自由主义接受多数统治方式，但只是将其视为一
种决策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确定决策应当为何的权威根据。然而，对于一个教条式的民
主主义者（the doctrinaire democrat）来讲，多数具有某些要求这一事实本身就构成
了视其决策为善的充足根据；对他们来讲，多数的意志不仅决定着何为法律，而且也决
定了何为善法。
关于自由理想与民主理想之间的这一差异，已广为人们承认。然而，有些人在政治
自由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并据此将自由主义与民主等而视之。对于他们来讲，
自由理想毋需关注民主行动的目标应当为何的问题：因为民主创设的每一状态，从定义
上来看，都是一种自由的状态。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这种观点实是对民主和自由等术
语的滥用，都甚难将普选权（franchise）的每一可能的扩展视作为一种改善。我们虽
说主张成年人的普选权，但事实上，这种普选权有着种种限制，而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一些权宜性因素决定的。选举权的一般年龄限制为二十一岁，而且刑事犯、旅居
的外籍人士、旅居他国的本国公民、特殊地区或领地的居民，也都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限制一般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此外，比例代表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是否因为看上去更民主一些就一定是一更好的制
度呢？这一点也绝不是显见无疑的。我们同样不能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
然要求所有的成年人都应当享有投票权；我们也不能认为，只有当与此相同的非人格的
规则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时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方能有效适用。如果投票权只
赋予四十岁以上的人，或具有收入者，或家长，或文化人，那么这也很难被认为是对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因为这些限制与人们普遍接受的对普选权的种种限制并没
有什么区别。人们也有可能论辩说，如果所有的政府行政人员或所有的公共慈善基金的
受益者都被排除在投票者之外，或许能够更好地帮助民主理想的实现；这种观点不能被
认为毫无道理。如果说在西方世界，成年人的普选权似是最好的安排，那么就是这一点
也不能证明它是根据某项基本原则的要求而达致的结果。
我们还应当牢记，多数的权利通常只是在某个特定国家之内得到承认的，而且恰好
构成一个国家者并不一定就是一个自然的或显而易见的单位。我们当然不会认为一个大
国的公民仅因其人数更多而应当支配其邻邦小国的公民为正当。某民族之多数虽说出于
某些理由可以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或某种超民族国家的组织，但我们却也同样没有理由认
为他们有权按其所好随意扩展其权力的范围。此外，当下流行的民主理论还因下述事实
而表现出不足，这个事实就是民主理论通常都是依据某种期望中的理想型的同质共同体
（homogeneous community）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后来却被适用于由现存诸国家构成的
种种极不完善的且常常表现为专断分割的单位。
上文所述仅仅旨在表明，即使是最教条的民主主义者也很难宣称民主的任何扩展都
是一善事。不论赞同民主的理由多么充分，民主本身并不是一种终极的价值或绝对的价
值（an ultimate orabsolute value），而且对它的评断也必须根据其所达致的成就来
进行。民主很可能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最佳方法，但其本身却不是目的。尽管在明显要求
采取集体行动的场合，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采取民主的决策方法，但是扩展集体控制的
范围是否可欲的问题，却必须根据其他的判准而非多数统治这种民主原则本身来加以决
断。

3．民主传统和自由传统因此都赞同，在要求采取国家行动的时候，尤其在不得不
制定强制性规则的时候，相关决策应当由多数做出。然而，这两个传统对应当由民主决
策指导的国家行动的范围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由多数投票决
定的事项越多越可欲，然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应当由多数投票决定的问题，当在
范围上加以明确的限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认为，任何当下的多
数（any current majority）都应当有权决定多数拥有什么样的权力以及实施这些权力
的方式，而自由主义者却认为，重要的是，即使是即时多数（any temporary majority）
的权力也应当受到长期性原则的限制。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讲，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
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
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乃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的关键观念。对于民
主主义者来讲，这个观念意味着多数统治是没有限制的，也是不可限制的。民主的理想，
其最初的目的是要阻止一切专断的权力（arbitrary power），但却因其自身不可限制
及没有限制而变成了一种证明新的专断权力为正当的理由。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民主决策的权威性，立基于它是由一共同体的多数做出的，而此一共同体之所以得以组
成，则是因为绝大多数成员所共同持有的某些信念所致；此外，多数必须服从这些共同
的原则，即使因暂时利益所趋也不得违反它们。这种观点曾经通过“自然法”（law of
nature）和“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等观念而得到表达，但是这些观念早已
失去了它们的号召力，而且也与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涉。这里的关键仍然在
于：正是对这些共同的原则的接受，才使人们组成了共同体。因此，对一些原则的共同
接受，乃是一自由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群之所以发展成社会，通常都不是因为他
们给自己规定了法律，而是因为他们遵循着同样的行为规则。这意味着多数的权力要受
到那些为人们共同接受的原则的限制，而且任何合法的权力都不能凌驾于那些原则之上。
显而易见，人们有必要就如何实施某些必须完成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而这种一致意见
又应当由多数来决定，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此一多数还必须享有权力以确定其所能做
的事情，那就无甚道理了。为什么就不应当存在一些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确定的事情呢？
对此我们显然没有理由做简单的否定。对于使用某些强制性权力的必要性，如果未能获
得充分的同意，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合法地行使这种权力。如果我们承认少数的权
利（rights of mi norities），那么这就意味着多数的权力归根结蒂源出于少数也接
受的原则，并受这些原则的限制。
因此，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得到多数同意的原则，未必就规定了多数在道德
上有资格为所欲为。任何多数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其成员而歧视他人的规则来赋予其成
员以特权的做法，便显然是没有什么道德根据的。民主政制绝不是指无限的政府。民主
政府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对个人自由加以切实的保障。的确，只是到了
现代民主政制发展历史的较晚时期，蛊惑民心的大政客才开始论辩说，既然权力现在已
然操握在人民的手中，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了。正是人们主张“在民
主政制中权利乃是多数制造之物”的观点之际，亦恰是民主政制变质堕落成暴民政制
（demagoguery）之时。

4．如果民主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那么对它的限制就必须根据我们期望
它所达成的目的来加以决定。一般而言，民主之所以为正当，其赖以为据的乃是下述三
种主要论点，而每种论点都可以被认为是自成一家的论点。第一种论点认为，当数种相
互冲突的意见并存且只能有一种意见胜出的时候，又当为了使数种意见中的一种意见胜
出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有必要采取强力的时候，以点人头的方式（即投票的方式）
来确定何种意见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要比采取战斗的方式成本更低。民主乃是人类有史
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
第二种论点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而且在现今看来依然极为重要的论点，尽管我们已
不再能够确信这种观点是否仍将继续有效。这种论点认为，民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
17世纪的一位论者曾经指出，“民主之善在于自由，而自由又孕育勇气和勤奋”。这种
观点当然意识到了民主本身还不是自由；因此它只认为民主较之其他形式的政制更能产
生自由。就阻止一些个人对另一些个人采取强制而言，这种论点是极有道理的，因为一
些个人有权武断地强制他人，不可能有利于多数。但是，保护个人并使其免受多数本身
的集体行动之压，则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对于这个问题，也有人论辩说，既然强制性权
力在事实上必定为少数人所行使，那么如果赋予少数人的权力能够被那些不得不服从此
种权力的人所撤销，这种权力也就不大可能被滥用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个
人自由的前景在民主政制下要比在其他形式的政制中更佳的话，这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前
景在民主政制下就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民主政制中，自由的前景还要取决
于多数是否将它当作自己的审慎追求的目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
民主政制的存在来维续自由，那么自由的存续便无甚机会了。
第三种论点指出，民主制度的存在，对于人们普遍了解公共事务具有着极大的影响
力。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似乎最强有力。事实可能的确如此，一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
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中，由一些受过教育的精英执掌的政府要比一个由多数投票产生的政
府更加有效，甚至还可能更加公平。然而，此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比较民主政制与其
他政制时，我们不能把任何时期的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作为我们分析的根据。托克维
尔（Tocqueville）在其巨著《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指出，民主
是教育多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这一点在托克维尔的时代是如此，当今亦然。最为重要
的是，民主还是一种形成意见的过程。民主的主要优长，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进选统治人
员的方法，而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大部分人都积极参与了形成意见的活动，所
以有相应数量的人员可供遴选。我们可以承认，民主并未将权力置于那些最为明智最为
智慧的人士的手中，而且在任何时候，政府的决策若由精英做出，或许能对全体大众更
有助益；但是，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能阻碍我们继续信奉民主，因为民主的价值是在
动态的过程中而非静态的状况中得到证明的。与自由相同，民主的禆益也只能在长时段
中表现出来，尽管在短期中，民主的即时性成就可能不及其他政制的成就那么凸显。

5．政府应当由多数意见加以指导的观念，只有在这种多数意见独立于政府的情况
下，才具有意义。民主的理想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指导政府的意见必须经由
一独立的且自生自发的过程而产生。因此，它要求有一个个人得以形成各种意见的独立
于多数控制的广大的领域。我们可以说，人们业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广泛的共识，即正是
基于上述原因，主张民主的理由与主张言论自由及讨论自由的理由才不可分割。
然而，有些人却认为，民主不仅对所应采纳的行动路线而出现的歧见提供了一种解
决的方法，而且也对意见应当具有什么内容提供了一种标准；可以说，这种观点已然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严重混淆了何谓实际有效的
法律（actually valid law）与何谓应当的法律（ought to be the law）的问题。如
果我们欲使民主发挥作用，那么重要的就不仅是我们能够始终对前者加以认定，而且还
在于我们能够始终对后者保有质疑。多数决策告知了我们人们在做决策时的要求，但却
并没有告知我们人们在获知更多信息以后可能具有的欲求；更有进者，如果他们不能经
由劝说而改变其意见，那么这些多数意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主张民主的论点，其实
预设了任何少数意见都可能变成一种多数意见。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强调这个问题，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有时认为，接受
多数的价值和观点实乃民主主义者的责任，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democratic
intellectual）的责任。的确，就集体行动而言，多数的意见应当处于支配地位，这一
点已成共识；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人们不应当努力去改变这种多数意见。人们可以对
这种共识或约定（convention）表示深深的尊重，但对多数的智慧却大可不必如此。坦
率地说，正是因为多数意见会不断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才会有进步。
在人们形成意见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种意见成为多数意见时，
它已不再是最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些人的观点有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超过多数
所能达致的水准。正是因为我们尚不知道众多竞相冲突的新观点中何者将被证明为最佳
的意见，所以我们才须等待，直至它获致足够的支持。
一些人认为，所有人的努力都应当受多数意见的指导，或者说如果一个社会能较严
格地遵循多数确立的标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美满。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却
是与文明据以发展的原则相悖的。这种观念若被广为接受，极可能导致文明的停滞，如
果不是衰退的话。发展的根本在于少数的远见能使众人信服。新观点在成为多数意见之
前，一定已经存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社会经验，无不首先是少数个人的经验，
即使是形成多数意见的过程，也不全如（甚或不主要如）那种迂腐的唯智主义观点
（overintellectualized conception）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这种
唯智识观认为，民主是一种通过讨论来实现的统治（government by discussion），我
们可以坦率地承认，这种观点有些道理，但是这种道理亦仅适用于意见形成过程的最后
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对各种观点及诉求的优劣利弊展开各种各样的论证和讨论）。
尽管讨论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并不是人们进行学习的主要过程。多数的观点和诉求，首
先是通过那些根据其自己的设计行事的个人在各种活动中形成的；再者，这些多数观点
和诉求还获益于其他人在其各自的经验里所习得的知识。除非一些人比其余的人知道得
多，而且也更能使其余的人信服，否则意见就不可能有进步。正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
道谁最有知识，我们才将决策的问题留给了一种不受我们控制的程序去解决。但是有一
个道理却是恒久不变的，即正是从行事方式不同于多数所规定的标准的少数那里，多数
习得了知识并做出了较优的决策。

6．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多数决策具有一种更高的超个人的智慧，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讲，只有自生自发的社会发展所达致的成就才可能具有这种智慧。多数决议亦绝非是生
成这种超越性智慧的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多数决议一定不及一些最明智人士在听取
各种意见之后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多数决议往往是考虑欠充分的产物，而且一般都是不
能令任何人感到完全满意的妥协之物。尤其从成员构成发生不断变化的多数所连续不断
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累积性结果来看，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种结果并不是对一种一以
贯之的观念的表达，而是对不尽相同且往往冲突的动机和目的的表达。
多数决策的过程不应当与那些自生自发的过程相混淆，而自由社会也渐渐认识到，
只有后者才是产生诸多远优于个人智慧所能达致的观点的源泉。所谓“社会过程”
（social process），如果我们是指能够产生优于主观设计（deliberate design）的
解决方案的渐进的进化过程，那么强行实施多数意志的做法就很难被视为是这样一种渐
进的进化过程。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完全不同于习惯与制度得以生成的自由发展进程，
因为多数意志的强行实施所具有的强制品格、垄断品格以及排他品格，完全摧毁了其内
在的种种自我纠错的力量，然而正是这些自我纠错的力量在自由社会中能使错误的方案
被放弃，使成功的努力得以处于支配地位。多数意志的强施过程也根本不同于法律依凭
先例（precedent）而形成的累积性进程（cumulative process），除非多数意志的强
施，一如在司法审判中那样，通过严格遵守在早先场合中所信奉的诸原则的方式而被融
入进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之中。
再者，多数决策如果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共同原则所指导，就极容易产生任何人都不
期望看到的总体性后果（over-all results）。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
况，即多数因受其自己做出的决定的强迫，而不得不采取一些既不是他们所预期的也不
是他们所欲求的进一步的行动。有关集体行动可以不需要原则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乃
是一种幻想：集体行动如果放弃原则，那么集体行动就会被迫陷入前此的多数决策中种
种未预料到的含义所设定的逻辑轨迹之中。某一项个别决策可能只是旨在应对某一种特
定情况，但是这种决定却会产生一种期望，即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与此类似的情况，政
府就将采取相同的行动。这样，那些并不旨在普遍适用（或者说普遍适用有可能是无意
义的和不可欲的）的原则，最终却导使人们采取在做出此一决定之初时几乎无人会欲求
的普遍化行动。一个政府如果宣称它在处理问题时并不尊奉任何原则而是根据问题自身
的是非曲折来进行裁断，那么它通常便会发现它不得不遵循并非它自己选择的原则，而
且会被导向采取它从未考虑过的行动。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便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政
府一开始总是夸口宣称它能根据审慎思考而控制所有的情势，然而它很快就发现，它在
采取每一步骤时都为其早先的行动所产生的各种后果所困扰，根本无力自拔。正是由于
政府渐渐视自己为一无所不知不能者，我们才于当下看到了无数这样的情形：尽管政府
知道它的做法不明智，但是它还是必须或不可避免地要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穷于应
付它实未考虑到的种种问题。

7．如果政务官员或政治家只能采取一种行动路径而别无他择（或者，如果他的行
动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指出，这完全是因为他或其他人的
观点认为他别无选择所致，而不是因为客观事实所致。只有对那些深受这种信念影响的
人来讲，任何人对特定事件的反应才是由环境因素单独决定的。就关注具体问题的务实
的政治家而言，上述信念可以说是决定其各种意图和目的的不可变更的事实。绝大多数
这类政治家之所以必定缺乏原创力，乃是因为他们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型构其施政
方案的。所谓成功的政治家，也会认为其成就源于如下事实，即他是在为人们所接受的
思想框架中行事的，亦即是说他是以迎合多数意见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谈论问题的。这
对于那种认为政治家应当成为思想领域中的领袖的说法来讲，简直就是一种反动。在民
主制度中，政治家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何为大多数人的意见，而绝不是传播那些在将来的
某个时候有可能成为多数意见的新观念。
支配解决政治问题的舆论氛围和思想取向，始终是一缓慢进化的结果，它须经由长
时间的拓展并在诸多不尽相同的层面予以深化，方能成就。新观念一开始总是由少数人
提出，后经广为传播而为多数所采纳，尽管这些多数并不知道这些新观念的来龙去脉和
内在理路。在现代社会，这一过程涉及到了职能分工的问题，一方面是那些主要关注具
体问题的人，另一方面是那些专门思考一般观念的人，亦即阐释和协调由过去的经验揭
示出来的各种行动原则的人士。我们关于我们的行动将产生何种结果的认识以及我们关
于我们应当旨在达致何种结果的见解，主要是根据我们获致的作为我们社会遗产一部分
的教训和知识而形成的，这些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如同我们的科学信念一般，都是由
那些专门探索抽象观念的先辈传给我们的。正是从这些先辈那里，庶民百姓和政治领导
人习得了构成其思维框架及指导其行动的基本观念。
在这个方面，值得我们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构成自由原则之基本内容的两种信念：
第一种信念认为，从长时段来看，是那些观念从而是那些传播新观念的人支配着进化的
进程；第二种信念认为，这个进化进程中的个别步骤应当受到一整套一以贯之的原则的
支配。如果我们认识不到“每个时代提供给人类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历史
研究；此外，“有人总是蔑视思辨哲学；的确，从表面上来看，思辨哲学似乎是一距我
们日常生活和即时利益极其遥远的东西，但是它实际上却是这个地球上对人们影响最大
的东西，而且从长时段来讲，除了它自身必须服从的影响以外，它实际上超过了任何其
他种类的影响力”。尽管当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可能比穆勒（J.S.Mill）撰写这些文字
的时候要差，但毋庸置疑的是，不论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个问题，各个时代发生的情况就
是如此。这个事实之所以未得到一些人的理解，完全是因为理论思想家对大众的影响是
以间接方式展开的。人们很少知道甚或不关心他们当下的常识性观念究竟是源出于亚里
士多德还是源出于洛克，究竟是来自卢梭还是来自马克思，乃至于是否出自某个教授
（因为他的观点在二十年前的知识分子中颇为流行）。正是一些著作或论者所提出的观
念及理想构成了大多数人的思想的一部分，尽管这些人根本没有阅读过这些著作，甚至
连这些著作的作者的姓名都未听说过。
就直接影响当下事务这个问题而言，政治哲学家的影响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
当他们的观念通过历史学家、时事评论者、教师、著作家和一般的知识分子的广为传播
而成了社会的公共财富的时候，这些观念就会有效地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这不仅意
味着新观念通常只有从其提出始经一代或数代的时间以后，才可能对政治行动产生影响，
而且还意味着，在思辨哲学家所提出的新观念能够对政治行动产生这种影响以前，它们
还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被选择和被修正的过程。
任何一个时代的政治信念及社会信念的变革，必定是在诸多不同的层面同时展开的。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这一观念变革的进程视作是一水平面上扩展的进程，而应当视其为
一从金字塔顶部自上而下地逐渐渗入的过程；当然，此一金字塔的较高的一些层面所反
映的是程度较高的概括和抽象，但其是否代表着一种更大的智慧则未必。随着观念自上
而下地传播，这些观念本身的品格也会有所改变。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极高程度的概
括性的观念，将只会与那些具有同样品格的观念发生竞争，然而这种竞争的目的也只在
于赢得那些关注一般性观念的人士的支持。可以说，只有当这些一般性观念被适用于具
体而特定的问题时，大多数人才会认识到这些观念的某些意义。至于这些观念中有哪些
观念会渗入大众并赢得他们的支持的问题，并不是由某个人一厢情愿决定的，而是由另
一个层面的人士所进行的讨论来决定的，此一层面的人士，相较于只关注具体问题的人
而言，较关注于一般性观念，因而他们是一些主要根据一般性原则来考虑具体问题的人。
除了某些极少的境况（如制宪会议）以外，民主式的讨论及多数决策的程序，必定
只涉及整个法律及政府体系的某个部分。这一程序所引发的渐进且部分的变革，只有在
它受到某种关于可欲的社会秩序的一般性观念的指导时，才会产生可欲的、切实可行的
结果；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观念”，还意指某种关于人们期望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连贯
一致的图式。欲获致这样一种图式，绝非一简单的任务，而且即使那些专门的研究者在
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只能比其前辈略有深入而已。那些关注于眼前的即时性问题的人士，
对于考察复杂的社会秩序中不尽相同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讲，既没有时间也没
有兴趣。这种人只是从其他人向他们提供的种种秩序方案中进行选择，最后所接受的也
只是其他人提出并加以解释的某一政治学说或一系列原则。
如果人们在大多数时间不受某种共同的观念体系的指导，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特定
而具体的问题形成一种一以贯之的政策，甚至也不可能展开真正的讨论。如果绝大多数
人对所期望的社会类型都没有一个共同的一般性观念，那么民主是否还能够长期有效地
运行，就显然是一个疑问了。但是，即使存在着这样一种共同观念，它也未必就会在每
项多数决定中得到反映。群体并不总是按照它所具有的最佳的知识去行事的，而且它们
也不会比个人更加遵循它们在理论上承认的道德规则。然而无论如何，只有通过诉诸这
种共同的原则，我们才能期望经由讨论而达致一致意见，经由说理和论辩而非采用赤裸
裸的暴力来解决不同利益间的冲突。

8．如果观念需要更新和发展，那么提供指导的理论家就绝不能使自己受多数意见
的束缚。政治哲学家的任务与专门的公务人员的任务不同，因为后者的任务在于执行多
数的意志。尽管政治哲学家绝不能以决定人们所应当思考的问题的“领袖”自居，但是
指出共同行动的种种可能性和各种各样的后果，以及提供多数尚未能考虑到的各种政策
的总体目标，却是政治哲学家的义务。只有在描绘出了这样一幅关于不同政策所可能导
致的不同结果的总体图景以后，民主才能决定何者为其所欲求者。如果政治是一种可能
性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那么政治哲学就是一种如何使看上去的不可能
者，转变成政治上的可能者的艺术（the art of *** politically possible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如果政治哲学家将自己仅限于对事实问题的讨论，而且惧怕在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
中做出决断，那么他们就显然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哲学家不能使自己受限于科学
家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因为这种实证主义会把他们的职能仅限于指出实然
（what is the case）的现象，而不去讨论任何应然（what ought to be）的问题。如
果政治哲学家真的这么做，那么他们实际上是在展开其最为重要的工作之前就已经停止
工作了。在他们努力型构一幅连贯一致的图景时，他们常常会发现有些价值相互冲突—
—这是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未意识到的事实——而且他们还必须就接受何者或拒绝何者做
出决断。如果政治哲学家不准备去捍卫他们所认为正当的价值，那么他们就绝不能获致
那种必须从整体上加以判断的综合性框架。
政治哲学家在履行这项任务时，往往能够通过反对多数意志的做法而最好地服务于
民主。只有当人们完全误解观念更新及发展所依凭的进程的时候，他们才会这样认为，
在思想领域中，政治哲学家也应当服从多数观点。如果将现在的多数意见视作多数意见
应当是什么的标准，那么这无疑会使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循环往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
态。事实上，当政治哲学家发现自己的观点在大众中极为流行的时候，他们甚至有足够
的理由去怀疑自己是否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正是通过坚持多数所不愿意考虑的种种观
点，通过持守被多数视为麻烦或复杂的一系列原则，政治哲学家方能证明他们的价值所
在。如果知识分子因某个信念是多数持有的信念就屈从于它，那么他们就不仅背叛了其
特有的使命，而且也背叛了民主本身的价值。
主张多数对其权力自行加以限制的原则，并不会因为民主无视它们而被证明为是错
误的，同样，民主也不会因为经常做出被自由主义者认定是错误的决定而被证明为是不
可欲的。政治哲学家坚信，只要他们的论点得到了确切的理解，就会引导多数对其权力
的行使加以自行限制；当然，政治哲学家也希望多数能被说服而接受他们的论点，作为
决定具体问题时的指导。

9．自由主义者认为，无视对多数权力施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
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这一论点极为重要。自
由主义者还认为，他们所期望民主施加于自身的限制，同时就是民主得以在其间有效运
行的限度，也是多数得以在其间真正指导和控制政府行动的限度。就民主只是通过它自
己制定的一般性规则来约束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控制着强制性权力。如果民主试图
更为具体地指导个人，那么它将即刻发现它只能够指示一些应予实现的目标，而关于这
些目标应当如何实现的方法的问题，仍须交给专门的公务人员去处理。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一旦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多数决策只能指示目标，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的问题则应当交由行政人员自行决定，那么人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几乎所有用以
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亦是合法的。
个人虽说没有理由恐惧多数可能通过的一般性法律，但是却有很多理由去担忧那个
为了实施多数的指令而被多数置于个人之上的行政统治者。在今天，并不是民主议会
（democratic assemblies）所可能有效行使的权力，而是它们授予那些负责实现特定
目标的行政官员的权力，构成了对个人自由的威胁。由于我们赞同应当由多数来制定我
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须服从的规则，所以我们会渐渐地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制于多数之代
理者的命令和专断意志。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大多数“无限民主”（unlimited
democracy）的倡导者很快变成了专断意志的捍卫者，而且也成了关于我们在决定何者
将有益于社会共同体的问题时应当笃信专家观点的捍卫者；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发现，
那些最热心于支持多数应具有这种无限权力（unlimited powers）的人士，常常就是那
些行政人员自己，因为他们极为清楚地知道，这些权力一旦确定下来，事实上将是他们
而不是多数在行使这些权力。如果说现代经验在这些问题上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的话，那
就是：一旦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标而将宽泛的强制性权力授予了政府机构，那么民主议
会就不可能再有效地控制这些权力。如果民主议会自己并不决定所应采用的手段，那么
它们的代理者就此所做的决定便将或多或少是专断性的。
一般性的思考及当下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当政府将它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严格限于那
些能以民主的方式实施的任务时，民主才能有效地运行。如果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手
段，那么个人自由便无异于民主运行的一项基础性条件。尽管民主很可能是有限政府的
最佳形式，但是，如果它变成了无限政府，那将变得荒谬之极。那些宣称民主无所不能
而且不加辨识地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多数的诉求的人，实则是在挖民主的墙角，致使其衰
败。较之教条式的民主主义者而言，老自由主义者事实上是民主的更好的朋友，因为他
们所关注的乃是如何保护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条件。如果有人力图说服多数：一是多数
行动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它们将不再有益于社会，二是多数应当遵循那些并不是它
自己刻意制定的原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努力绝不是“反民主的”
（antidemocratic）。民主若要维续，就必须承认民主并不是正义的源泉，而且还必须
认识到正义观念未必会在人们有关每个具体问题的流行观点中得到反映。此处的真正危
险在于，人们往往会把确保正义的手段误作为正义本身。因此，那些竭力说服多数认识
到对其正当权力须加以某些适当限制的人士，就像那些始终为民主行动指示新目标的人
士一样，对于民主进程来讲，都具有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进一步考虑西方人在法治的名义下发展起来的对政府的
种种限制性措施，亦即那些被认为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在这里，我们只需
补充指出的是，只有当人们首先熟知法治的各种传统时，我们才有理由期望他们会成功
地运作或维续民主的统治机制。

第八章　雇佣与独立
并非为了深藏于树篱之中，亦非为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为了获致独立这一
崇高的特权。

　　　　　　　　　　　　　　　　　　　　 Robert Burns

1．以上各章所重述的理想及原则，是在先前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社会在
某些重要方面已完全不同于我们当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其中
的大多数在形成多数意见时具有重要作用）在维持其生活的活动方面都是独立的自我经
营者。然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作为各大组织的被雇佣成员
（employed members）而工作，使用的也已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资源，而在很大的程度
上是根据别人所给的指令行事的时候，那些在原有社会中得到有效遵循的原则，在今天
的社会中还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仍旧有效呢？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如果独立者于当下只构
成社会成员中极小的一部分并且只具极小的影响，那么他们的贡献是否因此就变得较不
重要了呢？或者说，他们是否仍是任何自由社会繁荣的必不可缺的因素呢？
在我们进入这个重要问题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打破一个关于雇佣阶级（the
employed class）发展的神话；尽管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彻彻底底地信奉此一神话，但是
此一神话所产生的一般影响也已达到了混淆视听的地步。这个神话认为，无产阶级的出
现，乃是剥削过程的结果，因为正是在这种剥削的过程中，大众被剥夺了曾经使其能够
独立谋生的物资财产。但是，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大多数
人建立家庭和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乃依赖于对房产、土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的继承。后
来，那些并不从其父母处继承土地和生产工具的人之所以得以生存和传宗接代，则是因
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富有者以增大雇佣者人数的方式来使用其资本的做法，不仅对其是
可行的，而且也是有利可图的。如果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者”，那么它也是通过使
大多数人能够生存和传宗接代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的。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此一过程的
功效当然已不再是增加传统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是在于推进一个被雇佣人员多数（a
majority of employed）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许多方面来看，此一被雇佣人
员多数的发展，不仅不能构成自由社会的驱动力量，而且往往还与这些力量相反对。
晚近两百多年中人口的增加，主要表现为都市和产业的被雇佣工人的增加。技术变
革推动了大规模企业的创生，进而也推动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职员阶层的诞生；当然，这
种技术变革亦毋庸置疑地推进了人口中被雇佣人员的增加，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那
些靠提供服务而生存的无产者在数量上的增加，很可能反过来也大大推进了大规模组织
的发展。
这一发展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因下述事实而得以凸显：依附者（the dependent）
和无产者数量上增长最快之时，也是他们被赋予选举权之际，然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是不享有这种权利的。这种发展的结果是，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中，绝大多
数选民的观点都渐渐为下述事实所决定，这个事实就是他们都处于被雇佣的地位。由于
现在是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政策，所以这在一方面使得被雇佣的地位相对来
讲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而在另一方面则使得独立人士的境况的吸引力日趋减少。这样，
被雇佣者便可以据其地位而大肆运用其政治力量，以左右政府政策，当然这种情况也是
极为自然的。据此，社会渐渐沦为了一个庞大的雇佣等级社会（great hierarchy of
employment），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是否符合被雇佣者的长期
利益呢？坦率而言，如果被雇佣者这一多数不能认识到，确保足够多的独立人士的存在
乃是他们的利益之所在，那么社会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雇佣等级社会这种状况就很可能
无从避免。这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自由都会遭到
侵损，一如他们自己也将发现的那样，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且各不相同的雇主可供他们选
择，那么他们这些被雇佣者的地位亦将大大衰落。

2．于此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即许多对自由的运用，对于被雇佣者而言，并不具有
什么直接利益，而且被雇佣者也常常不易认识到他们的自由乃依赖于其他人能够进行决
策的事实，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些决策与被雇佣者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无直接关联。由于被
雇佣者能够不做此类决策就可以生活（当然他们也是不得不承受这种境况），所以他们
也就意识不到自行决策的必要性，而且由于被雇佣者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进行决策的机会，
所以他们也往往低估这些机会的重要性。独立人士在发挥其作用时所必不可少的对自由
的运用，在被雇佣者那里却被视作无甚必要；他们所具有的奖惩观念以及对适当报酬的
评价，也完全不同于独立者。因此，在当今世界，被雇佣者这一多数将他们的生活标准
和观念强加于其他人的趋向，对自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的确，为了被雇佣者所在社会
的一般利益，因而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他们应当维护一些条件以使少数独立
人士能够达致多数所不能获得的或认为不值得去努力和冒风险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承
认，试图说服被雇佣者并使他们认识到此点，将被证明是一项最艰难棘手的工作。
即使某些自由的运用与被雇佣者的生活不具有多少相关性，这也不意味着他们是不
自由的。一个人就其生活方式及谋生方法所做的每一选择，从选择的结果来看，本身就
意味着他对做某些事情不感兴趣。有许多人会选择被雇佣，因为与任何独立人士的地位
相比，被雇佣的地位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机会。的确，有一些人并不特别看重被雇
佣地位所能提供给他们的相对安全和较少的风险及责任，但是，这些人还是做出了被雇
佣的选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使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常常不是他们无力
获致独立，而是被雇佣较之作为独立商人更能向他们提供令其满意的活动，挣得更多的
收入。
自由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欲求的每一样东西。在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我
们始终要在复杂纷繁的利弊中进行抉择，而且我们一旦做出抉择，就必须为了获得净利
而准备面对某些不利的境况。任何欲图通过出售其劳务而获得稳定收入的人，必须用其
工作时间去做其他人为他安排或决定的工作。遵照其他人的要求行事，就被雇佣者而言，
乃是实现其目的的条件。然而，虽说被雇佣者有时也会对这种境况甚感不满，但是在一
般情况下，由于他们并不是处在被强制那种意义上的不自由的地位，所以他们往往也不
会对此过于追究。再者，即使被雇佣者有时会极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知道，如
果放弃这一工作，他们往往要蒙受极大的风险或牺牲，所以他们一般都倾向干安守原有
的工作。但是，这类情形也同样可以适用于人们所从事的几乎所有其他的职业，当然也
包括许多独立人士所从事的职业。
在一竞争的社会中，除了大量失业的时期以外，被雇佣者都不是处于某个特定雇主
的支配之下的，这个事实至关重要，必须认清。就此而言，法律的规定极为明智，它不
承认那些永久出卖劳务的契约，而且一般来讲，它甚至都不强制执行具体劳务的契约。
不论是谁，都不能强制某人一直为某个特定的老板工作，尽管此人与该老板所达致的契
约有如此的规定。此外，在一正常运行的竞争社会中，人们显然可以跳槽或者发现其他
的就业机会，尽管这些职业的报酬常常是较低的。
被雇佣者的自由还依赖于数量多且行业不同的雇主的存在，这一点已极为明显，当
我们考虑下述假设条件下所发生的情况时尤其如此。这个假设条件即是，社会中只有一
个雇主——例如国家，或者接受雇佣乃是唯一被允许的维持生计的手段。持之一贯地运
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必将导向单一雇主的情势，而不论它怎样通过将雇佣权授予名义上
独立的公共企业或类似的机构的做法来掩盖其实质。不论此类雇主是以直接的方式行事，
还是以间接的方式行事，都无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实际上拥有着可以强制个人的
无限权力。

3．因此，被雇佣者的自由，依赖于地位不同于被雇佣者地位的另一部分人的存在。
然而，在一个由被雇佣者构成多数的民主制度中，正是被雇佣者的生活观念决定着这一
部分人能否存在并发挥其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将是那些绝大多数
人的观念，亦即各雇佣等级组织的成员的观念，但是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却对那些决定
着他们各自工作的单位间的关系的问题及观点毫无认识。的确，被雇佣者这一多数所提
出的标准，可以使他们自己成为社会中起主宰作用的成员，但是，如果该社会要继续成
为一个自由社会，那么这些由被雇佣者多数形成的标准就不能适用于整个社会。
被雇佣者的价值和利益，必定会与那些承受着安排资源使用的风险及责任的人士的
价值及利益不尽相同。一个为了确定的工资并根据指令而工作的人，可能与一个必须不
断在不同的方案间进行抉择的人一样，认真、勤奋、和明智；但是被雇佣者却很难像后
者那样具有创造力或实践力，因为被雇佣者在工作中的选择范围太过有限。在一般情况
下，人们不可能期望被雇佣者采取那些无从加以规定的或不符惯例的行动，而这就意味
着他们只会去做分派给他们的工作，除此以外的其他工作他们都不会去做，即使他们有
能力做更多的工作，亦毫无例外。一项分派的任务，必然是一有限定要求的任务：它限
于某个特定领域并以前定的分工为基础。
被雇佣的事实，不只会影响一个人的原创力和主动精神，而且还将在下述方面影响
被雇佣者：他们对于那些控制资源且必须不断关注新的安排及资源配置的人所承担的责
任，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于那些因必须对财产及收入的使用进行决策而逐渐形成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不甚了解。对于独立者来讲，他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之间并不存在
明显的界分，然而对于被雇佣者而言，这种区分则是明显存在的，因为他们只出售了一
部分时间，以挣得一确定的工资。就被雇佣者而言，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在一定的
时间中如何使自己适应并融合入一给定的框架之中的问题，然而对于独立者来讲，工作
则是一个建构及重构生活计划的问题，亦即针对不断出现的困难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
关于什么东西可被确当地认为是收入、一个人应当把握什么样的机会以及一个人应当采
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最有助于其成功等问题，被雇佣者的观点与独立者的观点之间的
分歧尤为凸显。
然而，被雇佣者与独立者之间的最大的区别，却见之于他们对下述问题的认识，即
不同服务的恰当报酬应当以何种方式加以确定。当一个人作为一个大组织的成员并根据
指令而工作的时候，他个人的服务的价值就极难确定。他是否忠实且明智地遵守了规章
及指令，他是否很好地适应了并融合进了整个运行机制，都是必须根据其他人的观点才
能加以确定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雇主往往是根据某些确定的品行标
准来决定被雇佣者的报酬，而不是根据他工作的实际结果来确定他的收入。如果要使人
在组织内部感到满意，那么做到以下两点就至为重要：一是报酬应当被普遍认为是公平
的，亦即报酬应当符合为众人所知的且被认为是明智的规章；二是应当有一个机构负责
确使每个人得到其同事认为应当属于他的收入。然而，根据其他人认为他所应得者来确
定一个人的报酬的原则，却无法适用于那些根据自己意志主动行事的人。

4．当被雇佣者这一多数决定立法和政策时，相关条件就将趋向于应合此一多数的
标准，同时也会渐趋不利于独立者。结果，被雇佣者的地位将会渐渐变得更具吸引力，
而且其相对力量也会变得更为强大。我们甚至可以说，大组织在今天胜出小组织的许多
优势，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些政策的结果，因为这些政策使得被雇佣者的地位对许多
原本有可能旨在独立经营业务的人士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无论人们怎样说，有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被雇佣不仅变成了人口之多数的实际
地位，而且也成了他们更倾向于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被雇佣者的地位能够满足他
们的主要欲求：获得足够支付日常开支的稳定且确定的收入、工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自动和稳步的增加、而且能够在步入老龄时得到一定的养老金他们因此而摆脱了一些
对经济生活的责任；进而，他们亦就相当自然而然地认为，因雇主组织的失败或衰败而
导致的经济上的灾祸，显而易见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别人的问题。这样，对于那些他
们虽然一无所知但其生活却又依附于其上的经济管理活动，他们希望拥有某种较高的监
督权力对之进行监督，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此一阶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中，社会正义的观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适
应此一阶级的需求的工具。这种情形不仅适用于立法，而且也适用于制度安排和商业惯
例。税收制度也渐渐以收入概念为基础，而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正是被雇佣者的根本利益。
类似于家长照顾孩子的那类社会服务，也几乎完全是根据被雇佣者的要求来确定的。甚
至消费者信贷的方式和标准，也首先是适应于他们的要求而确立起来的。所有涉及作为
谋生手段之一的对资本的占有及运用的问题，亦渐渐被视作为一小部分特权人士的特殊
利益，而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多数居然可以正当地对之加以鄙视。
对于美国人来讲，上文所描绘的图景似乎有些夸张，但对于欧洲人来说，此一图景
中的主要面相则实在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了。一旦公务人员成为被雇佣者中人数最多、
影响最大的群体，而且他们所享有的特殊权利也被作为一个权利问题而为所有其他的被
雇佣者所要求，那么一般而言，趋向于上述图景那个方向的发展就会加速。公务人员所
享有的特殊权利，包括公务人员终身任职的权利以及按年限自动增加工资的权利，由于
被认为并不是为了公务人员的利益所设，而是为了整个公众的利益所设，所以亦就趋向
于被扩展到公务人员群体之外的人士。再者，在大型组织中，个人服务的具体价值的确
难以确定，因而必须根据某些确定的品行尺度而非其实际服务的结果来支付报酬，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情况更是如此。在政府机构中通行
的这些标准，会通过公务人员对立法的影响以及对那些迎合被雇佣者的需求的新制度安
排的影响，趋向于在更大的范围中被适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由新
社会服务所催生的科层制度已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因素，它既是“需求与品行”
（need and merit）这一新观念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落实这个新观念的工具：人们的生
活也因此日益受制于根据这一新观念而形成的种种标准。

5．实际上，被雇佣机会之多样性的存在，在根本上取决于独立的个人的存在，因
为正是这些独立的个人在积极主动地不断地创建或改组其组织、确定或改变这些组织的
方向。初看上去，被雇佣机会的多样性，似乎也可以由无数为领薪经理管理并为众多股
东拥有股权的企业所提供，因此具有殷实财产的人士也就可以成为一种多余。但是需要
强调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类型的企业可以适应于业已确立的产业，然而，如果没有新组
织的创建以应对具有风险的新事业（在这些领域，有能力承受风险的有财产的个人仍是
不可被替代的），那么竞争的状况就不可能得到维护，而且整个企业结构的僵化也只能
是势所必趋。个人决策优于集体决策，不仅只适用于新的风险事业的开创之一方面，而
且还在于：不论董事会的集体智慧在大多数情形中有多少上乘表现，即使是规模庞大且
地位巩固的企业所获得的杰出成就，也常常是由于某个通过对巨大资产的控制而获得独
立地位及影响力的个人的贡献所致。需要指出的是，不论企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模糊了
经营管理企业的所有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区别，为消费者和被雇佣者提供了足够的选择
从而使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行使强制性权力的整个独立企业的系统，却依旧是以财产私有
权和个人决定资源使用的权利为其前提条件的。

6．然而，拥有殷实财产的私人所有者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
即他们的存在乃是维护竞争性企业结构的一个基础性条件。实际上，当拥有独立资产的
人，不只是用其资本追求物质利益，而且也将其资本用来实现那些并不带来物质利益回
报的目的的时候，他们在自由社会中会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任何文明的社会中，拥
有独立资产的人士所具有的责无旁贷的作用，不仅是要维护竞争性市场，而且更为重要
的是要支持市场机制所不能充分考虑到的目标。
尽管市场机制是确保提供那些能够予以标价的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法，但是仍然存
在着许多市场机制所不可能提供的极为重要的其他类型的服务，因为这些服务不能出售
给个别的受益者。经济学家常常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只有那些能使公众付钱的东西
才是有用的；当然，经济学家也论及了一些例外情况，但只是作为主张国家在市场不能
提供所欲求的东西的场合下应当介入的理由而提出的。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
管市场所存在的一些局限为主张政府采取某些行动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然而市场的这些
局限却切切实实不能证明以下论辩为正当：即只有国家应当有能力提供这些服务。我们
不仅应当承认存在着市场所不能满足的需求，而且还应当明确指出，政府绝不应当是唯
一有能力提供不具物质回报的服务的机构，而且在此一领域也不应当有垄断，相反，应
当允许尽可能多的独立的个人或组织运用其各自的能力去满足这些需求。
那些能够从经济上支持其信念的个人或群体，如能在文化娱乐活动、艺术活动、教
育及研究、自然环境保护及历史文物保护等领域，尤其是在传播政治上的、道德上的及
宗教上的新观念的领域中处于领导地位，可以说极其重要。如果少数观点想获得机会成
为多数观点，那么其必要条件就不仅是那些已经得到多数高度评价的人士能够发起行动，
而且还需要各种不同意见和情趣的代表人物能够以投入其资产及精力的方式来支持那些
尚未被多数所赞同的理想。
如果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确定这样一种群体，那么我们就有很充分的
理由主张：随意地从每百人中选出一人或者从每千人中选出一人，并赋予他们以足够的
财力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既然大多数倾向和意见都通过代表得到了表达，
而且每一种利益也都给予了表达的机会，那么让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即百分之一或千分
之一）以一种从反向角度来看会有益于社会的方式使用这种机会，就完全值得一试。通
过遗产继承的方式进行选择（在我们的社会中，事实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至少具
有下述优长（即使我们不考虑继承能力方面的可能性）：一是那些获得这种特殊机会的
人通常都接受过如何运用这种机会的教育，二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已使他们对物质财富太
过熟悉，所以他们会因视这些物质财富为当然之物而不再将其看作令他们深感愉快的主
要渊源。新兴暴发户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通常会沉溺于其间的粗俗乐趣之中，而
这些粗俗的乐趣对于遗产继承者来讲一般不会有多少吸引力。有人认为社会地位之提升
的过程有时应当延长至数代人，如果这个论点是正确的，又如果我们承认一些人不必将
其大部分精力用于谋生，而应当有时间和资产去追求他们自己选择的任何目的，那么我
们就不能否认，继承很可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选择手段。
人们经常忽略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集体同意的行动（action by collective
agreement）只限于下述情形：一是先前的努力已形成了某种共同观点；二是关于什么
是可欲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三是所存在的问题只是对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的各种可能
性进行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发现新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公共意见本身并不能决定应
当努力将公共意见引向何方的问题，而且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现行有组织的群体，也都
不应当享有做出这种决定的排他性权力。这样，就应当由那些自己拥有必要的资源的个
人或那些已然赢得拥有独立资产的人的支持的个人，来启动这种有组织的努力；如果没
有这样的个人，当下的只为极少数人士所信奉的观点便永远不可能有被多数接受的机会。
多数虽说在对艺术或其他活动进行资助的方面取代了富有的资助者，但是由于他们的支
持极不确当，所以几无可能期望多数在这方面起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在那些有可能改变
多数道德价值的慈善运动或理想运动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是在孤独的先锋人士为了唤起公众的良知（public
conscience）而贡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及财富以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
一系列伟大事业，毋庸讳言，这样的事例可以说数不胜数；当然，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
而最终赢得多数支持的成就，也同样不计其数；但是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对之
一一列举并详尽讨论，实际上也只需举出数例便能说明问题：废除奴隶制、刑法及监狱
的改革、制止虐待儿童和动物、或给予精神病患者以更人道的待遇等等；但是我们仍需
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所有的努力，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只是极少数理想主义者的
希望，换言之，正是这些少数人士竭尽全力地变革着极大多数人关于某些习惯做法的定
见，最终才达致了上述成就。

7．然而，富裕者要成功地完成这种使命，不仅需要整个社会不把拥有财富的人的
使命只视作运用财富谋利并增加财富，而且还需要富有阶层不只是由那些视运用其资源
进行物质生产为其根本利益所在的人构成。换言之，社会还必须允许一些享有“闲暇”
的富人（idle rich）的存在——此处的闲暇并不是指他们连有意义的事也不做，整日
游手好闲，而是指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受物质利益考虑的支配。大多数人必须为谋生而
挣取工资这个事实，并不会减损一些人不这样做的可欲性，亦即不会减低少数人能够追
求大多数人并不欣赏的目标的价值。如果仅由于这个原因而专断地剥夺这些人的财富并
将它们分派给其他人，那么这种做法毫无疑问会令人厌恶。同样，如果由多数来赋予特
权，那也将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他们会选择那些拥有着他们所赞同的目标的人来享受特
权。实际上，这种做法只会创生另一种雇佣的形式，或另一种对某种确认的品行进行酬
报的形式，但却绝不可能提供一种机会，使人们去追求那些尚未被大众接受的可欲的目
标。
我对那种鄙视“游手好闲”的道德传统敬佩有加，在这里，游手好闲是指毫无明确
目的的闲混。但是一如上述，不为挣取收入而工作，未必就意味着游手好闲；从事并不
带来物质回报的工作，也完全有理由被视作高尚。诚然，我们绝大多数的需求都可以由
市场来满足，而这同时又给大多数人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但是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应
当允许人们将其毕生精力用于实现并无经济回报的目的，亦不意味着只有多数或只有有
组织的群体才应当有能力追求这些目的。从另一个角度讲，只有少数人有能力拥有这种
机会，也同样不会减损一些人应当拥有这种机会的可欲性。
富裕阶层的“意索”（ethos），至少要求每个男性成员都通过挣更多的钱来证明
他的作用，因此人们对于这种富有阶层是否能够确当地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仍存疑问。
虽然独立的财产所有者对自由社会的经济秩序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在创造
和传播思想及观念或者倾向及信念等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更大。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大多
数知识界领袖、道德捍卫者及艺术先锋人士都属于被雇佣者阶层，尤其是为政府所雇佣，
那么这个社会的缺陷就太严重了。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我们却正在从各个方面朝着这样
一种社会发展。尽管一些独立的思想领袖人士仍旧从自由撰稿人（freelance writer）、
艺术家、法律家和医务阶层当中产生，而且他们还在不断地提出新观点，但是绝大多数
（博学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应当起领导作用的人士，当下却处在被雇佣的地位，而在
大多数国家则处在被国家雇佣的地位。此一方面的重大变化始于19世纪，在此之前，绅
士派学者达尔文（Darwin）、麦考利（Macaulay）、葛罗特（Grote）、卢博克
（Lubbock ）、墨特利（Motley）、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托克维尔
（Tocqeville）以及施里门（Schliemann）等，都是名望显赫的社会知名人士，甚至像
马克思这样一位对当时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的异端者，也能得到一位富有的保护人的资助，
使他能够贡献出毕生精力去阐述和宣传种种为当时之多数切实反对的学说。
当今，这种显贵且独立的知识阶层几乎完全消失了（在当下美国的大多数地区也已
不存在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其间，有产阶层（在当下几乎成了一个完全
由商人构成的群体）不仅缺乏知识领导，甚至也缺乏一种逻辑一致且可用于安身立命的
人生哲学。实际上，富有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讲应当是一个有闲阶层，他们当中应有超过
一定比例的学者和政治家、文学家及艺术家。在过去，正是通过这些富有者在他们自己
的圈子中同那些与其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士的交流和交往，他们才得以积极投入到各
种思想运动中去，并积极参与种种有可能形成公共意见的讨论。然而在今天，欧洲的观
察家看到美国的情况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这就是那个仍在某些时候被视为统
治者的阶层，现在已变得明显孤立无援且作用微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下述事实所
致，即美国的各种传统阻碍了有闲阶层——亦即运用财富赋予他们的独立地位去实现除
了一般经济目的以外的目的的阶层——在其间的生长和发展。然而，有产阶层中缺失文
化精英的状况，在当下的欧洲也已相当严重，通货膨胀及税收制度的综合效应，既在很
大程度上摧毁了原有的有闲阶层，亦阻碍了新的有闲阶层的兴起。

8．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有闲阶层将产生一大批讲究奢侈生活的人（bons
vivants），其比例会远远大于学者和公务人员，而且这些讲究奢侈生活的人也会因其
惊人的浪费而使公众感到震惊。但是，这种浪费在任何地方都属于自由价格（the
price of freedom）的问题；我们很难认为，判定闲暇富有者中最闲暇者的消费为浪费
并加以反对，与埃及的农民和中国的苦力判定美国大众的消费为浪费这二者所依据的标
准，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从量上来看，富有者在娱乐中的浪费与大众在相似且同样
“非必要的”娱乐中的浪费相比较，的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后者的那种浪费却偏离了
一些从伦理标准上来看极为重要的目的。可能是有闲富裕者生活中的摆阔及其所具有的
一些为大众所不熟知的特征，才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严正的指责。
尽管一些人的奢侈挥霍的确会使人们大感厌恶，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很难断言，
在任何特定事例中，那些最为荒谬的生活尝试就一定不会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有益的结果。
人们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局面的时候，总是要搞许多无目的的炫耀和排场，对此不会有
人感到奇怪。但是我确信——我这样说肯定会引来甚多奚落——即使要成功地享用闲暇
也需要有先锋的开创：我们当今已相当流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应归功于那些将其毕生精
力贡献于生活之艺术的探索者，而且当下已成为大众娱乐用品的许多玩具和体育用品，
最早也是由花花公子发明的。
就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对不尽相同的活动之功用的评价，居然莫明其妙地被普遍流
行的金钱标准所扭曲。常常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正是那些最为激烈地谴责我们文明之实
利主义或物质主义的人，除了承认人们愿意给服务提供的报酬这一项标准以外，竟不承
认任何其他评价服务之功用的标准。然而，职业网球手或高尔夫球手，是否就真的显而
易见地比那些贡献其时间以完善这些运动的富有的业余球手对社会的作用更大？或者说
公共博物馆的一位被雇佣的馆长，是否就真的显而易见地比一位私人收藏家对社会的作
用更大？在读者匆忙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将提请读者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
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开创性活动，是否还会产生网球或高尔夫球的职业选手或博物馆的
馆长？据此，我们难道就不能希望那些人士的娱乐性探索（他们能在其短暂的生命周期
中热衷于这些活动）还将产生其他新的有益的作用吗？毋庸置疑，生活之艺术或非物质
性价值的发展，当能从那些不具物质生活忧虑的人的活动中得益最多。
我们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一方面渐渐相信，他们之所以达到了高物质福
利的生活水准，完全是因为把富有者的生活水平拉下来所致；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担
忧，富有阶层的出现或维续会剥夺他们本应得到或被他们视为其应得的东西。众所周知，
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如果不允许少数享有财富，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这些财富还
会继续存在。这些财富既非剥夺于其他人，亦非其他人不可享用的东西，它乃是先锋人
士所开创的新的生活方式的最初标志。诚然，一些人拥有开创各种可能性的特权，而这
些有益的可能性对于其他人而言，却只有其子孙后代才可能享有；当然，这些享有特权
的人士，一般而言，并不是最具品行的个人，而是那些出于偶然因素而被置于这些令人
羡慕的地位的人。但是，这一事实却与发展之进程不可分离，而且这种事实与发展进程
的紧密关系也往往是任何个人或群体所不能预见的。一开始就阻止一些人去享有某些利
益，其结果就完全可能是使大众永远无法分享到它们。如果我们由于忌妒而使某些罕见
的生活方式无法实现，那么最终蒙受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贫困的，将不仅仅是其他人，
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我们在根除那些令我们感到不满的个人成功的表现
的同时，不可能不摧毁那些使发展成为可能的力量。我们可以对新暴发起来的富人的炫
耀、低俗以及浪费表示极大的反感，然而我们却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扼杀一切为我们
所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因此而在同时被扼杀的那些为我们所未预见到的有益结果，其价
值极可能大于其在表面上的弊端。在人类世界上，如果多数可以阻止一切为他们所不喜
欢的新生事物的出现，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沦为一个停滞的世界，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日
趋衰败的世界。

第二部分　自由与法律
当某种政制（regiment）初获批准时，应当采取何种统治方式的问题可能在当时并
未得到深切的考虑，人们的智慧及判断力所及的只是由何者来统治的问题；通过一段时
间的实践经验以后，他们才发现此一政制在操作的各个方面都极为不便，以致于他们先
前构设的用以救济社会弊端的政制，反而增加了必须加以整治的社会问题。于是他们认
识到，如果众人的生活立基于一个人的意志，那么就会致使众人蒙受灾难。这种境况迫
使他们开始制定法律；在这些法律的治理下，所有的人都可以预见到他们所应承担的义
务，并且知道违反这些法律所要承担的处罚或刑罚。

　　　　　　　　　　　　　　　　　　　　 Richard Hooker
　
第九章　强制与国家
所谓绝对的奴役，就是一个人根本无从确定所要做的事情；在这种境况中，今晚绝
不知道明天早晨要做何事，亦即一个人须受制于一切对他下达的命令。
Henry Bracton

1．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各章的讨论中，曾暂时将自由界定为强制（coercion）的
不存在。但是毋庸讳言，几乎与自由概念一样，强制也是一个意义颇为含混的概念，而
且其意义之所以含混的原因也大体相同：即人们没有把其他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与物理
环境施于我们的影响明确地区分开来。事实上，英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词，可以使我们
对其做出必要的界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因环境或情势所迫而做某些事情，但是
这不是“强制”，而是“迫使”（compel）；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说我们被强制
（coerced），那么我们所设定的乃是受人或机构的驱使。
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务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
的目的时，便构成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被强制者根本不做任何选择；如果被强制
者真的未做任何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应当称他的所作所为是“行动”（acting）。如果
我的手为物理力量所引导而画出我的签名，或者我的手指被压而触动了枪的扳机，那么
我的这些动作就不能被视为行动。这种使我的身体成为某人的物质工具的暴力，当然与
强制本身一样恶劣，从而必须根据同样的理由加以阻止。然而，这种暴力与强制毕竟不
同，强制意味着我仍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了他人的工具，因为我所面
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完全是由他人操纵的，以致于强制者想让我选择的行动，对于我来
讲，乃是这些选择中痛苦最少的选择。尽管我是被强制的，但还是我在决定在这种境况
下何种选择的弊端最小。
显而易见，强制并不包括人们能够施加于其他人之行动的一切影响。它甚至也不包
括所有下述情形，在这些情形中，一个人以那种他知道将损害他人并将使此人改变其意
图的方式，采取行动或威胁要采取行动。一个人在街上堵住我的去路从而使我从旁道绕
行，一个人从图书馆借去了我想借阅的书籍，甚或一个人用他发出的噪音迫使我离开，
这些境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都不能被称为“强制”。这是因为强制必须同时以下述两
种情况为要件：一是要有施加损害的威胁，另一是要有通过这种威胁使他人按强制者的
意志采取某种特定行动的意图。
尽管被强制者仍进行选择，但是他所面临的种种替代性选择却是由强制者决定的，
因此他只能做出强制者所期望的选择。被强制者并未被完全剥夺对其能力的运用，但是
他却被剥夺了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性。一个人想要有效地运用其智
能及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其条件乃是他必须能够预见到其所处环境的某些具体境况，
并且能够坚持一项行动计划。一个人的大多数目的，一般只有通过一连串的具有关联的
行动方能实现，而这些行动一方面是被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加以协调决定的，另一方面
亦是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的，即情势的发展将符合人们对它们的期望。正是由于我们
能够预测事态的发展或至少知道这种发展的种种或然性，当然也是仅此而言，我们才能
有所成就。尽管物理情势常常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它们本身却不会恶意地阻挠我们去实
现我们的目的。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那些决定我们计划的事实或环境为某人单
独控制，那么我们的行动也将同样受到控制。
因此，强制是一种恶，它阻止了一个人充分运用他的思考能力，从而也阻止了他为
社会做出他所可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尽管被强制者在任何时候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
竭尽努力，但是在强制的境况下，他的行动所必须符合的唯一的综合设计却出于另一个
人的心智，而非他自己的意志。

2．在历史上，政治哲学家们讨论较多的乃是权力，而非强制，这是因为政治权力
通常都意指强制的权力（power to coerce）。从弥尔顿（John Milton）和埃得蒙·伯
克（Edmund Burke）到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和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这些大政治学家无一不认为权力是万恶之首；尽管他们的观点就其所指而言是正确的，
但是仅从此一面相讨论权力则是误导的。所恶者，恰恰不是权力本身——即实现一个人
愿望的能力；真正的恶者只是强制的权力，亦即一个人通过施加损害的威胁而迫使其他
人去实现其意志的权力。某个领导者为了实现某项伟大的事业所运用的权力，并无恶可
言，因为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人们将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和为了他们自身的目的而自
愿联合起来。人们正是通过这种自愿联合于某种统一领导下的方式，才得以极大地增强
了他们所在集体的力量，当然，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部分力量之所在。
扩展我们能力意义上的权力（power）并不***，***的乃是那种强迫我们的意志
服从于其他人的意志的权力，亦即利用我们对抗我们自己的意志以实现其他人的目的的
权力。在人际关系中，权力与强制的确常常紧密地勾连在一起，而且少数人所拥有的巨
大的权力也会使他们有能力强制其他人，除非这种权力为另一种比它更大的权力所制约。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人们关于权力与强制关系的一般认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强制
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权力的必然后果，甚至也不是权力的一般后果。无论是亨利
·福特的权力还是原子能委员会（the Atomic Energycommission）的权力，又无论是
救世军统领（the General of the Salvation Arm）的权力还是迄今为止的美国总统的
权力，都不是强制特定人去实现他们所选定的目的的权力。
当然，在某些情形中，如果我们偶而用“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
这两个术语来替代强制，那么所导致的误导亦不会太大，因为威胁使用强力或暴力乃是
强制所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形式。但是，这两个术语并不是强制的同义词，因为威胁使用
物理强力（physical force）并不是实施强制的唯一方式。同样，“压迫”
（***）尽管可能与强制一样，都是自由真正的反面，但是它也只是意指一连串
强制行动的持续状况。

3．我们的同胞在一定的条件下会愿意向我们提供具体的服务或便利，但是我们必
须谨慎地将强制同这些条件区别开来，因为只有在极为例外的情形中，亦即当某种对我
们极为重要的服务或资源为某人单独控制之时，才会使这个控制者获得真正的强制性权
力。在社会中生活，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依赖于其他人所提供的服务，才能满足
我们的大多数需求；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种相互性的服务是自愿的，而且每个人都
能够自己决定向谁提供服务和根据什么条件提供服务。我们的同胞向我们提供的便利和
机会，也只有在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条件的基础上才能为我们所用。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经济关系，而且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关系。一位友人邀请我参加
她的聚会，其条件定是我会遵守某些关于言谈举止和衣着打扮的标准；或者邻人与我交
往，其条件是我会遵循某些为人们所接受的待人处事的方式，当然，这些条件都不是强
制。此外，一位厂商或商人只在我接受他所确定的商品价格的条件下，才向我提供我所
需要的商品，这种情况也不能被恰当地称之为“强制”。毋庸置疑，上文所述也适用于
竞争市场的情况：在市场上，如果第一位商人的出价不合我意，那么我就可以去找其他
商人讨价还价；即使我遇到的是一位垄断者，这种情况通常也不能被称作强制。例如，
如果我极想让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为我作画，但这位艺术家因我所出的价钱低于他的要求
而拒绝为我作画，那么因此说我受到了该艺术家的强制，显然是荒谬的。这种情况也同
样适用于那些我就是没有也无所谓的商品或服务。既然某个特定的人的服务对于我的生
存并不是决定性的，亦非对我最为珍视的东西的维护，那么他就提供这些服务而设定的
种种条件，在严格意义上讲，亦就不能被称为“强制”。
然而，如果某个垄断者是沙漠绿洲中一水泉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有可能实施真正的
强制。让我们这样说吧，其他人之所以一开始就去那里定居，其原因是他们认为他们始
终可以以一合理价格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水，但是他们后来却发现（可能是由于另一水泉
干涸的缘故），他们如果要在那里生存下去，就只有去做那条水泉所有者要求他们做的
事情，唯命是从而别无其他选择：这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强制状况。人们还可以想到一
些与此类似的其他情况，尽管为数不多，例如一个垄断者可能控制了一种人们完全依赖
于其上的基本商品，而没有这种商品，人们就无法生存。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除非某个垄断者能够控制或拒绝出售某一为人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商品或服务，否则他
就不可能实施强制，而不论他的要求对于那些依赖于其服务的人来讲是多么的不合意。
鉴于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限制国家强制性权力的适当方法。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必要
指出，不论何时只要存在着垄断者获得强制性权力的危险，那么防阻此一危险的最为适
当且最为有效的方法就很可能是要求他平等地对待所有的顾客，即坚持要求他对所有的
顾客都索取相同的价格并禁止他对顾客做任何歧视。众所周知，就限制国家强制性权力
而言，我们所习得的也是这一原则。
提供就业机会的个人，一如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个人，通常都不可能实施强制。
既然某个提供就业机会的人只能从许多机会中消除一个供他人谋生的机会，或者他只能
停止支付某些人的工资（这些人只是不可能在其他地方获得同样高的工资而已，但仍可
在其他地方就业），所以他就无从实施强制，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可能会给那些受到影响
的人带去痛苦。毋庸否认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就业的条件也会产生实施真正强制的机
会。在失业的高峰时期，解雇的威胁就可以被用来要求就业者采取原定契约并未规定的
其他行动。在开采矿业的城镇地区，管理人员就完全可以实施一种专断且任意的手段，
以对付他所不喜欢的人。但是，这种境况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然而在一个繁荣且
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却实属罕见的例外。
对就业的完全垄断，一如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情形（因为在那里，政府是
唯一的雇主，是一切生产工具的所有者）那般，会使垄断者拥有无限的强制性权力。正
如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所指出的，“在一个国家为唯一雇主的国度，反抗意味着
慢慢地饥饿至死。那个不工作不得食的旧原则，现已为一新的原则所替代，即不服从不
得食”。
除了上述对某一基本服务进行垄断的情形以外，那种只是把持某一便利的权力则不
会产生强制。当某人使用这种权力时，他可能确实会改变与我原先的计划相适应的社会
境况，并使我有必要重新考虑我的全部决策，甚至有可能要改变我的整个生活规划并使
我对我曾经认为不是问题的许多事情产生担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所面临的替
代性选择可能会因数量极少和极不确定而令我大为苦恼，而且我的新计划也只能具有权
宜的性质，然而无论如何不是某个其他人的意志在决定或引导我的行动。我的行动也可
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但却不能因此说我是在强制下行动。即使我及我的家庭所受到的
饥饿的威胁，逼迫我接受一工资极低的且不合我心意的工作，又即使我为那个唯一愿意
雇佣我的人所“左右”，我也没有受到他或其他什么人的强制。既然置我于困境的行动
并非旨在使我做或不做某些特定的事情，既然使我受到损害的行动之意图并不在于使我
去实现他人的目的，所以它对我的自由的影响也就无异于自然灾害对我的影响——一如
一场大火或一次水灾摧毁了我的房子，或一次事故损害了我的健康。

4．占领者的武装部队使占领地的人民成为他们的苦力，有组织的暴徒勒索“保护”
费，探知他人劣迹之秘密的人以此敲诈某个当事人，以及国家威胁强施惩罚手段并动用
对人身所施加的强力而使我们服从其命令等等，都是强制的情形。强制有程度的不同：
强制程度最高的极端例子有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或暴君对其臣民的支配，在这种情形中，
无限的惩罚权力逼迫人们完全服从他们的君王或主人的意志；程度较低的例子有威胁施
加某种灾难，在这种情形中，被威胁者宁愿选择服从威胁者的意志也不愿承受这种灾难。
强制某一特定个人的企图是否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被强制的个人的内
在力量（inner strength），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即使是暗杀或刺杀的威胁的力量有
时也可能无法迫使其放弃或改变其目的；然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讲，或许只需某种小小的
卑鄙计谋的威胁便足以使其改弦易辙，而服从强制者的意志。当然，对于那些仅仅因他
人一皱眉一跺脚便会被“逼迫”做出他本来不会做的事情的软弱或胆小敏感的人，我们
可以可怜他们，然而我们在这里却并不准备讨论他们的问题；我们所关注的乃是那种可
能影响正常且一般的人的强制。虽说这种强制通常都包括某种对一个正常的人或其亲人
施以肉体伤害的威胁，或对某种价值昂贵或其极为珍视的物品进行损毁的威胁，但它却
不必包括强力或暴力的直接使用。一个人可以通过对另一个人设置种种小障碍便足以阻
挠他采取自发性行动的任何努力，因为强制者完全可以通过诡计及预谋而发现强制那些
体格强壮却没有什么头脑的人的方法。一群狡诈的孩子逼迫一个不受他们欢迎的大人迁
出该城，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论这些关系是因情爱、经济需要，
还是因物理环境（例如在船上或在远征中）而形成的，都为强制提供了种种机会。个人
家庭的内部关系，一如所有较为亲密的关系那般，无疑会为一种特殊的压制形式的强制
提供种种机会，进而被认为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一位脾气暴躁的丈夫、一位唠唠叨叨
的妻子、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都可能使生活极不可忍受，除非其他家庭成员听任并服
从他们的性子。但是对于这类情况，除了要求这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真正出于自愿以外，
社会在保护这类关系中的个人方面将无甚作为。任何试图进一步调整这类亲密关系的努
力，显然会要求对人们的选择及行为施以极为广泛的限制，因此，这种做法只会产生更
大的强制：既然人们有自由选择他们的伙伴和亲密朋友，那么从这种自愿交往中产生的
强制就不是政府所能考虑的问题。
读者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用了多于必要的篇幅来区别何者可以被恰当地称为“强
制”与何者不能被称之为“强制”，以及辨识我们应当阻止的程度较重的强制形式与那
种并不应当为当局关注的程度较弱的强制形式。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一如自由概
念的情形那般，强制这一概念的外延也由于被不断扩大，而几乎丧失了任何价值。众所
周知，自由由于被界定得太过宽泛，而竟然成了人们不可能达致的状态；与此相同，人
们也可以通过把强制界定得极为宽泛，而使其变成一种无所不包且不可避免的现象。我
们虽说不可能阻止一个人施加于另一个人的一切损害，甚或也不可能阻止我们在与其他
人的亲密关系中所存在的一切温和的强制形式，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去努力
阻止那些程度较重的强制形式，或者说我们不应当将自由界定为这种强制的不存在。

5．由于强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行动之基本依据（essential data）所实行的控
制，所以人们只能够通过使个人确获某种私域（private sphere）的方式而防阻这种强
制，因为只有在这种确获保障的私域中，他才能得到保护并抵御这种来自他者的强制。
然而，只有某个拥有必要权力的当局机构，才能够向个人提供这种保障，并使其确信他
所依赖的并不是他人为其蓄意安排的发展境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只有通过
威胁使用强制的方式，才能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以强制。
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自由领域（an assured free sphere）的存在，在我们看来，
乃是一种极正常的生活状态，以致于我们极容易用另一些说法来界定“强制”，例如：
“对合法期望的干涉”（the interference with legitimate expectations）、“对
权利的侵犯”（infringement of rights）、或“专断的干涉”（arbitrary
interference）等等。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界定强制时，我们不能视那些意在阻
止强制的诸安排为当然。一个人预期的“合法性”或某个个人的“权利”，乃是承认这
种私域的结果。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确获保障的私域，那么强制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
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只有在一个已经试图以确定予以保障的私域的方式来阻止强制
的社会中，诸如“专断的干涉”这样的概念才会具有明确的意义。
然而，如果想使对这种个人领域的承认本身不变成一种强制的工具，那么这种领域
的范围及内容，就绝不能通过那种把某些特定的东西刻意分派给特定的人的方式加以确
定。如果关于何者应当被包括在个人私域中的问题可以由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所确定，
那么这实际上仅仅是将强制的权力转变成了那种意志而已，其实质依旧是强制。同样，
试图一劳永逸地确定一个人私域的特定内容，也是极不可欲的。如果欲使人们最为充分
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能力及预见力，那么可欲的做法便是：在决定何者将被包括在其确
获保障的个人领域中的问题时，他们自己应当拥有某种发言权。
人们在解决这种问题时所发现的种种解决办法，都立基于对一般性规则的承认；这
些规则规定了一系列条件，根据这些条件，可以确定一个人或一些人确获保障之领域的
具体内容。对这些一般性规则的接受，能使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确定其被保障的领域中的
内容，并能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何者属于其领域以及何者不属于其领域。
我们绝不能将此一领域视作仅仅包括或主要包括物质性内容。将我们环境中的物质
性内容界分为我的和他人的，虽说是那些界定私域的规则的主要目的，但是这些规则还
为我们确定并保障了许多其他“权利”，例如：保障我们可以安全地使用某些东西的权
利，或保护我们的行动不受其他人干涉的权利，等等。

6．因此，对私有（private）财产权或分别（several）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
防止强制的基本条件，尽管这绝非是唯一的条件。除非我们能够确知我们排他地控制着
一些物质财富，否则我们甚难实施一项连贯一致的行动计划；而且在我们并不控制这些
财富的时候，我们若要与其他人合作，我们也有必要知道谁拥有这些财富。对财产权的
承认，显而易见，是界定那个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强制的私域的首要措施；而且人们长期
以来也一直认为，“大凡反对私有财产权制度的人，根本就不懂得自由的首要要素为
何”，以及“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恣意攻击分别财产权的同时，又宣称自己珍视文明。分
别财产权与文明这二者的历史绝不能被肢解”。现代人类学也确证了下述事实，即“私
有财产权在初民社会阶段就已经极为明确地出现了”，而且“财产权作为一项法律原则，
决定着人与其环境境况（不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之间的种种物理关系，而它的种种
原初形式则是采取任何文化意义上的有序行动的先决条件”。
然而，在现代社会，保护个人免受强制之害的基本要件，并不是他拥有财产权，而
是使他能够实施任何行动计划的物质财富决不应当处于某个其他人或机构的排他性控制
之下。现代社会的成就之一就在于，自由可以为一个实际上并不拥有任何财产的人所享
有（除了像衣服之类的个人自用品以外——甚至连这些物品也可以租用），而且我们也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财产交由其他人来管理。这里的重要问题
在于，财产应当得到充分的分散，从而使个人不致依赖于某些特定的人——只有他们才
能向他提供他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只有他们才能雇佣他。
其他人的财产之所以能够被用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契约的可实行性或可
执行性（enforcibility）。由契约创建的整个权利网络（the whole network of
rights），乃是我们确获保障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且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也
是我们构想计划和实施计划的基础，所以其重要性一如我们自己的财产。人与人之间基
于自愿同意而非强制的彼此互益合作的决定性条件，乃是有许多人都能够满足一个人的
需要，因此任何人都毋须依赖于特定的人以求满足生活的基本条件或达致朝某个方向发
展的可能性。正是经由财产的分散而使之成为可能的竞争制度，致使拥有特定资产的个
别所有者丧失了一切行使强制的权力。
鉴于人们对康德的一句名言的普遍误解，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此略加讨论，即我们独
立于那些我们需要其服务的人的意志，因为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服务于我们的，
而且通常对于我们如何利用他们服务的问题也无甚兴趣。如果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只
在其赞成我们的目的的时候以及在其不是为了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准备将其产品出售
给我们，那么我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屈从于我们的观点。但是，从很大程度上讲，
正是由于我们在日常经济交易中往往只是其他人的非人格的手段（impersonal means）：
这些人只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凭借这种由完全陌生的人所
提供的帮助并运用这种帮助去实现我们所希望实现的各种目的。
如果那些追求个人的目的所需求的资源或服务处于稀缺的状态从而必定为某人所控
制，那么我们就必需用财产权规则和契约规则来界定个人的私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这种方式可以适用于我们从他人的努力中获致利益的大多数情形，这也绝不意味着
它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情形。例如，还有一些诸如环境卫生及道路建设之类的服务：这些
服务一旦被提供，通常就足以满足所有想使用它们的人的需要。这些服务的提供，长期
以来一直是公共努力的领域，当然这也是人们的共识；然而，享用这些服务的权利却是
个人确获保障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我们只需想一想对人人可以“通行王者大道”
（access to the King's highway）的保障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就可以看到这类权利
对于个人自由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毋庸置疑，上述权利或受保障的利益，能有助于确使法律所保护的每个人都获得一
个其行动不受阻碍的公知领域（a known sphere），然而这些权利或受保障的利益甚多，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由于现代人甚少关心下述问题，所以我们或许还应
当指出，对一确获保护的个人领域的承认，在自由的时代，通常已包括了隐私权及保密
权，这即是说，一个人的住宅乃是他的堡垒（或指不可侵扰的退避所，castle），任何
人都无权察看或干涉他在此堡垒内的活动。

7．那些对其他人或国家所实施的强制进行限制的抽象且一般的规则（abstract
and general rules），乃是经由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些规则的特性，我们
将在下一章中进行探讨。在这里，我们将只对下述问题做一般性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
威胁使用强制（threat of coercion）这种手段，亦即国家据以阻止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施以强制的唯一手段，其本身具有的大多数会导致损害并引致反抗的特性是以何种方法
被扼制住的。
国家威胁使用的强制，如果仅指向那些众所周知的而且因此可以为任何人（有可能
成为强制的对象的人）加以避免的境况，那么它的影响就与那些实在且无可避免的强制
（unavoidable coercion）的影响有着巨大的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所必须威胁使用的
强制，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可避免的类型（avoidable coercion）。自由社会所实施的
大多数规则，尤其是私法（private law）规则，并不强制私人（区别于国家公务人员，
servants of state）采取特定的行动。法律制裁的目的，也只在于阻止一个人为一定
的行为或者促使他履行他自愿承担的义务。
由于这类抽象且一般的规则所具有的特性，使我能够预先知道我的行为的后果，因
此，如果我将自己置于一特定境况之中，我将会受到强制，而如果我能够避免将自己置
于这样一种境况之中，我就永远不会受到强制。众所周知，规定强制的种种规则并不指
向特定的个人，而是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处于相同境况中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些规
则充其量也只类似于任何会影响个人计划的自然障碍。由于国家法律先行告知了人们为
此行为或为彼行为的后果，所以这些法律对他们而言，其重要性与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相同；人们能够像运用他们在自然规律方面的知识那样来运用他们关于国家法
律规定的知识，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

8．当然，就某些方面而言，国家也运用强制以强迫人们为某些特定的行为。这些
行为当中最为重要的乃是纳税及各种义务性服务（compulsory services），尤其是服
兵役。尽管这些义务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却至少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可以执行
的，而不管某个个人在其他情况下会如何运用其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类义务
所具有的强制的恶性。如果缴纳一定量的税款这项可预见的必要义务成了我所有计划的
基础，又如果服兵役的期限构成了我生活经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遵循我自
己据此而制定的总体生活计划，并且像其他人在社会中所习得的那样独立于其他人的意
志。尽管义务兵役的长期延续无疑意味着程度极高的强制，尽管终身服役制度绝不能被
认为是一种自由，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对于一个人安排其自身的生活的可能性来讲，一
种可预见的有限定期限的兵役所可能施加的限制，要远远小于由一个专断的权力机构为
了确使它所认为的善行得到落实而长期威胁使用拘捕等手段的做法。
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对我们生活的干涉，如果是不可预见的和不可避免的，就会导
致最大的妨碍和侵害。纵使这种强制甚至在一自由的社会中也属不可或缺者，一如我们
被要求参加陪审团或担任临时警察（special constables），我们也会通过不允许任何
人拥有专断的强制性权力的方式来减少这类强制的损害。再者，关于谁必须提供这种服
务的决定，我们也可以依据诸如抽签这类随机的方式，而不依据任何个人的意志。这类
不可预见的强制行动，虽出于不可预见的事件但却与众所周知的规则相符合，会一如其
他“不可抗力”（acts of God）那样影响我们的生活，但却不会使我们受制于其他人
的专断意志。

9．防止或阻止强制是否是国家威胁使用强制的唯一正当理由呢？我们完全可以将
所有形式的暴力都归入强制的名下，或者我们至少可以主张，成功地防止强制，乃意味
着防止所有形式的暴力。然而，还存在着另一种有害的行为，这种行为初看上去与上文
所述的强制似有不同，但是对它加以防止却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可欲的。这就是诈欺和
欺骗（fraud and deception）。尽管将这些行为也称作“强制”可能会曲解诈欺和欺
骗这两个词的意思，但是经过详尽考量，我们却可以发现，我们之所以防止这些行为的
理由，实与我们防止强制的理由相同。诈欺，与强制相同，都是一种操纵一个人赖以为
本的基本依据的方式，以使此人去做诈欺者想让他做的事。如果诈欺获得成功，被诈者
也同样会成为他所不愿成为的工具，去实现其他人的目的，而与推进自己的目的无关。
尽管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确当的词来含盖强制与诈欺这两种含义，但我们对强制的上述讨
论，却也同样适用于诈欺和欺骗。
根据上文的补充说明，我们可以指出，自由只要求对强制及暴力、诈欺及欺骗加以
制止，但是政府运用强制的情况除外：当然，政府对强制的运用只限于一个目的，即强
制实施那些旨在确保个人活动之最佳境况的众所周知的规则，在这些境况中，个人可以
使他的活动具有某种一贯且合理的模式。
对强制的限制问题，与政府恰当发挥作用的问题并不相同。政府采取强制性行动，
绝非政府的唯一任务。的确，政府所进行的非强制性的活动或纯粹服务性的活动，其财
政支持通常是通过强制性手段来提供的。很可能只有中世纪的国家，是在不诉诸强制的
情况下提供各种服务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当时主要是用源出于国家自身财产的收入来资
助其活动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设想政府不凭借强制性手段便能从财政上资助
它所提供的种种服务，例如照顾身患残疾年老体迈者、建设道路或提供信息等服务，则
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关于政府提供这些服务的范围究竟多广才是可欲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期望人们会
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且至少有一点是我们并不清楚的，即强制人们为实现他们并不
关注的目的而做出贡献，能否获得道德上的证明。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中的大
多数人都发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策：我们之所以做出贡献，乃是因为我们认
为，我们亦将反过来在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过程中，可以从其他人所做的类似贡献中获益。
有人认为，在税收领域以外，我们应当将“防阻程度较重的强制”视作政府运用强
制的唯一的正当理由；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欲的。或许，这一标准
不能被适用于每项单一的法律规则，而只能被适用于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例如，对私
有财产权的保护，作为抵抗强制的一种保障，可能需要有特殊的规定，而这些单个的特
殊规定可能并不有助于减少强制，而只是有助于确使私有财产权不会阻碍那些并不损害
财产所有者的行为。但是，关于国家干预或不干预的整个观念，却立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即私域是通过国家所强制实施的一般性规则加以界定的；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国家是
应当将其强制性行动只限于对这些规则的实施，还是应当超越这一限度。
就回答这个问题而言，人们已做出了种种努力，其中最杰出者当推约翰·斯图尔特
·穆勒（J．S．Mill）；这些人都试图对那些只影响行动者本人的行动与那些不仅影响
行动者本人而且还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加以区别，并据此对那个应当免受强制的私域做出
界定。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行动会不影响其他人，因此上述界分不能被证明
为是完全有效的。只有通过对每个个人的确获保障的领域先做出界定，上述界分才会具
有意义。这样做的目的并不能够保护人们以防阻所有其他人所为的可能有害于他们的行
动，而只能够使其行动的某些基本依据不为其他人所控制。在确定受保护的领域所应有
的边界时，我们必须追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希望加以阻止的其他人的行动，是
否就真的会侵损被保护者的合理期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有可能因知道其他人的行动而感到快乐或痛苦，但这种快
乐或痛苦决不应当被视作采用强制的一个合法理由。例如，有人就曾经认为，当人们坚
信心系上帝乃是他们社会的集体责任的时候，又当人们认为任何社会成员的罪恶都将使
全体成员蒙受惩罚的时候，强制人们尊奉宗教便可以成为政府的一个合法目标。但是需
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某种私人间的行动只会影响自愿的成年行动者，而不会影响任何
其他人，那么仅仅是不喜欢这些人的所做所为，甚或知道这些人因其所做所为而侵损了
他们自己，都不能成为使用强制的合法根据。
众所周知，文明的发展不断为人们了解和认识新的可能性提供着大量的机会，而这
为我们主张自由提供了一个主要理由。如果仅仅因为其他人忌妒我们或者仅仅因为他们
不喜欢任何触及其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我们就应当被制止从事某些活动，那么
这显然是对自由主张的根本歪曲。尽管在公共领域中强制实施行为规则有着显而易见的
理由，但是一些人不喜欢某一行动的事实，却绝不能成为禁止此项行动的充足理由。
一般而论，这意味着私域内部的行动是否道德的问题，并不是国家进行强制性控制
的恰当对象。使一个自由的社会区别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很可
能就是在那些并不直接影响其他人确获保障的领域的行动方面，大多数人所实际遵循的
规则，不仅具有一种自愿的特性，而且不能通过强制予以实施。晚近，全权性政权的经
验表明，“绝不将道德价值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等而视之”的原则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的确，与那些专做恶事的人相比，那些决定使用强制性权力以消除道德罪恶的人，
实则导致了更大的损害及灾难。

10．的确，私域内部的行为不是国家采取强制性行动的恰当对象，但是这个事实却
未必就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类行为应当免受舆论的压力或批评性意见的监
督。一百多年以前，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较为严苛的泛道德氛围中，同时也是国家采取
强制性行动最少的年代，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就对这种“道德强制”（moral
coercion）进行了最为激烈的抨击。就此而言，他很可能夸大了自由主张的适用范围。
但是无论如何，这很可能帮助我们搞清楚了一个问题，即我们绝不能将舆论做出的赞同
或反对（为了确使人们服从道德规则及惯例）所产生的压力，误作为强制。
上文业已指出，强制最终乃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且国家为了捍卫自由而必须制止
的强制及威胁使用的强制，都只是程度较重的强制，因为当人们受到这种较重的强制的
威胁时，这种强制会阻止这些具有正常力量的人去追求对他们而言极为重要的目的。不
论我们是否愿意将社会对那些违反伦理规范者所施加的程度较低的压力也称作强制，有
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即虽说这些道德规范及惯例的约束力要比法律的约束力小，但是
这些规范和惯例实际上却起着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在推动和维护
社会活动方面，道德规范和惯例很可能与严格的法律规则具有着同样的重要作用。众所
周知，这些道德规范和惯例将在一般意义上被遵守，而不是说一律要遵守，但是这种知
识仍将提供有益的指导，而且还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尽管对这类规范的尊重并不能够完
全杜绝人们做一些为这些规范所反对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规范的尊重却会将“失范”行
为限制在下述范围内，即违反这些规范对行动者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有时候，这
些非强制性规范可能只是一种试验，它们可能会在日后不断的修正过程中渐渐发展成法
律。然而，更为经常的情况是，它们将为那些多少不为人们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提供某种弹性的根据；我们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人的行动而言，这些习惯起着
一种指南的作用。就整体来讲，这些调整社会交往和个人行动的惯例和规范，并不会对
个人自由构成严重的侵犯，相反，它们能够确使行动达致某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无疑，
这种最低限度的一致性，将有助于个人之努力，而不会阻碍个人之努力。

第十章　法律、命令与秩序
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

　　　　　　　　　　　　　　　　　　　　 J．Ortegay Gasset

1．“每个个人的存在和活动，若要获致一安全且自由的领域，须确立某种看不见
的界线（the invisible border line），然而此一界线的确立又须依凭某种规则，这
种规则便是法律”。这是19世纪的一位大法学家所提出的基本的自由的法律观（the
basic conception of the law of liberty）；他即是冯·萨维尼（F.von Savigny）。
然而自此以后，这种视法律为自由之基础的法律观，却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遗忘了。本
章的主要目的便在于恢复这一法律观，并使之得到更为精准的阐述；我们之所以要做此
一努力，其原因是法治下的自由理想（the ideal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正是以
这样法律观为基础的）而且也正是这样一种法律观，才使得人们将法律称为“自由的科
学”（the science of liberty）有了可能。
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
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渐渐发展
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不无遗憾的
是，我们对各种法律制度（the institutions of law）的熟悉，却使我们对抽象规则
（abstract rules）界分个人领域的方法所具有的精微复杂之奥秘视而不见。如果这种
方法是精心思虑设计的产物，那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当之无愧地应归入人类最伟大的发
明之列。但是，它就如同社会生活赖以为基础的语言、货币、或大多数习俗及惯例一样，
几不可能是任何个人心智的发明所致。
这种根据规则界定个体领域的情形，甚至在动物世界中亦有发生。在动物界，也存
在着一定程度的秩序，以防止动物在觅食的过程中发生太多的争斗或彼此干扰的情况；
这种秩序常常产生于下述事实，即个别动物在远离其兽穴时，往往不愿与其他动物争斗。
结果，当两个动物在某个中间地带相遇时，其中的一只野兽通常会在没有进行真正的力
量角斗之前就跑开。据此可见，属于每个动物的领域并不是经由具体边界的划定来确定
的，而是通过对一项规则的遵守来确定的；当然，这种规则并非为每只野兽所明确知道，
只是为其在行动中所遵循而已。这一例证表明，甚至这样的无意识习惯也涉及到某种抽
象的问题：例如这里涉及到一个一般性条件，亦即一个动物远离其洞穴的距离，决定了
这只动物遇到另一个动物时所可能做出的反应。如果我们力图对那些使动物群居生活成
为可能的较为真实的社会习惯加以界定，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的方式对它们加以陈述。
这类抽象规则在行动中通常得到遵守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每个动物都明确知道它们；
在这里，“知道”是指动物能够传播或传授这些规则。当个别动物以相同的方式对那些
只具一些共同特征的境况做出反应时，抽象就发生了。人类早在其能够陈述这些规则之
前，就已经能够普遍地按这种意义上的抽象规则行事了。甚至当他们具有了有意识抽象
（conscious abstraction）的能力的时候，他们有意识的思维和行动仍可能受着大量
这类抽象规则（即那些他们虽说遵循但却无力阐述的规则）的指导。一项规则在行动中
得到普遍遵循的事实，因此也不意味着，它依旧不需要被发现或以文字加以阐释。

2．这些被我们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的抽象规则，其性质可以通过将其与
具体而特定的命令（commands）进行比较而得到最充分的揭示。如果我们将“命令”一
词作最宽泛的解释，那么调整人的行动的一般性规则（the general rules）也确实可
以被视作是命令。法律及命令都同样区别于对事实的陈述，从而属于同样的逻辑范畴。
但是，每个人都遵循的一般性规则，与命令本身并不相同，因为它未必预先设定存在着
一个发布此项规则的人。法律与命令的区别，还在于它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抽象性。这种
一般性或抽象性在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一些规定某人在此地此时做某一特定事
情的命令，到另一些规定某人的任何所作所为在某种境况或与此类似的境况中都必须满
足某些要求的命令，不一而足。理想形态的法律（law in its ideal form），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指向不确定的任何人的“一劳永逸”（once-and-for-all）的命令，它乃是
对所有时空下的特定境况的抽象，并仅指涉那些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及任何时候的情况。
然而，虽说我们必须承认法律随着其内容日渐具体而会渐渐混同于命令，但是在我看来，
最好还是不要混淆法律与命令二者间的差异。
法律与命令这两个概念间的重要差别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就应当采取何种特定行
动的决定的渊源而言，从命令到法律的演化，实际上就是渐渐从命令或法律的颁发者向
行动者的演化。理想形态的命令（the ideal type of command），都无一例外地对应
当采取的行动做出了规定，从而使命令所指向的那些人根本没有机会运用他们自己的知
识或遵从他们自己的倾向。因此，根据这类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只服务于发布该命令的
人的目的。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理想形态的法律，却只提供额外的信息，供行动者在
决策时加以考虑。
因此，一般性法律与具体命令间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指导一项特定行动的目标
和知识，究竟是由权威者来把握，还是由该行动的实施者和权威者共同来把握。我们可
以用一个原始部落的头领或一个家庭的家长在调整其所辖领域之成员的活动时所可能采
取的不同方式来说明这一点。从一种极端的情形来看，头领或家长所凭靠的完全是具体
的命令，而且他们的属员除了根据这些命令行事以外，不得做任何其他事。如果该头领
在每种情形中都规定了其属员的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那么这些属员就只是该头领的工具。
他们不仅没有任何机会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和判断，而且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运用的知
识也都只是该头领的知识和目标而已。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中，如果该头领只对某些时
候应予采取的行动种类和应予实现的目的种类发布一般性的命令（general
instructions），并由不同的个人根据不同的情形（亦即根据他们的不同的知识）来填
补这些一般性命令的具体细节，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况反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该头
领的目的。这种一般性命令业已构成了某种性质的规则，而根据这些规则采取的行动，
一部分受着该头领的知识的指导，另一部分则受着行动者本人的知识的指导。在这里，
头领将决定应当实现什么目的、由谁来实现、在何时完成，甚或可能运用什么手段来实
现等问题，但是，实现这些目的的具体方式则由相关的责任人各自决定。因此。一个大
家庭中的仆人或一个工厂的雇工，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其日常工作乃是执行一般性命令
并且随时使这种命令与特定情形相调适，而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接受具体的命令。
在上述情形中，所有活动指向的目的依旧是头领的目的。然而，他也可以允许其群
体成员在某些限定的条件下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当然，这是以向每个成员分派或指定
其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为前提的。对手段所做的这种配置，或可以下述方式表现出来，
即对个人成员可能用以实现其自己的目的的特定物质财富或时间加以指定。这就要求对
每个个人的权利一一加以规定，而这种规定只能通过头领的具体命令加以改变。或者说，
每个个人的自由行动的领域，只可以根据先前就已制定并执行较长时间的一般性规则才
能加以确定并修正，而且这类规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例如，与
该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物物交易或者因有功而从头领处赢得奖赏）来改变或型构他的行
动领域，在该领域中，他能够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根据规则对私
人领域进行界定，能够使那种类似于财产权的权利应运而生。

3．我们在习惯性规则（rules of custom）到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的进化过程中，也
能够发现一个类似的从具体性和特殊性向日渐增多的一般性和抽象性的转变。与一个培
育个人自由的社会的法律相比较，一个初民社会的行为规则要相对具体得多。它们不仅
限制个人自己能够采取行动的范围，而且还常常对他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式做
出具体规定，或者对他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所必须做的事情做出具体规定。在这
些规定中，对诸如特定结果将产生于一特定程序的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
的表达，与对该程序应当在适当的条件下予以遵循的要求的表达，尚未做出明确的界分。
我们只须给出一个例证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班图（Bantu）人所遵循的规则规定，当
他在其村落的十四个茅屋间行走时，必须沿着一条根据年龄、性别和地位而严格规定的
路线行走；可见，这条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班图人的选择。尽管在这种情形中，他
并不是服从另一人的意志而是在遵循某种非人格的习惯，但是他在行走时必须遵循这种
习俗的要求，却限制了他对方法的选择，而且这种限制本身也远远超过了确保他人享有
平等自由所必要的程度。
“习惯的强制力”（compulsion of custom），只有在做某一事情的习惯方式已不
再是某个行动者所知道的唯一方式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该行动者能思考以其他方式去实
现这个可欲的目标的时候，才会变成该行动者的一种障碍。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正是伴
随着个人智识的发展以及打破习惯上的行事方式的趋向，明确陈述或重新阐释各种规则
并且逐渐把对行动范围的肯定性规定（positive prescriptions）转变成基本上对行动
范围的否定性限制（negative confinement），才具有了必要性；而这种对行动范围的
否定性限制，则以某人的行动不侵犯他人所拥有的得到同样承认的行动领域为标准。
从具体的习惯到法律的转变过程，甚至要比从命令到法律的转变过程，能够更好他
说明那种被我们称之为真正的法律（true law）所具有的“抽象特性”（abstract
character）的东西；当然，把真正的法律所具有的特性称之为“抽象特性”并不贴切，
实在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更为恰当的术语而做的一种权宜性的选择。抽象且一般的法
律规则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形下，行动必须符合某些条件；而符合这些条件的行动，就
可得到允许。再者，抽象且一般的法律规则只提供了一种个人必须在其间行动的框架，
而在这个框架中，所有的决定却都是由行动者本人做出的。就某个人与其他个人的关系
而言，禁止性规定（the prohibitions）基本上都具有一种否定的特性，除非这些禁止
性规定所指向的那些人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创设了肯定性义务（positive obligations）
得以产生的条件。这些禁止性规定是工具性的，它们是个人得以运用的手段，而且也为
个人行动提供了部分基本依据；我们可以说，这些基本依据同行动者关于特定时空之情
形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一起，
构成了该行动者进行决策的基础。
由于法律所规定的只是个人行动所必须符合的部分条件，而且只要某些条件存在，
这些法律便可以适用于非特定的任何人，而不论特定情形中的大多数事实为何，所以立
法者不可能预见这些法律对于特定的人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无力预见特定的人将把它们
运用于实现什么目的。当我们说它们具有“工具性”时，我们乃意指个人在遵守这些法
律的时候，实际上仍是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而非立法者的目的。具体的行动目的，由于
始终具有特殊性，所以绝不应当在一般性规则中加以规定。例如，法律会规定禁止杀人，
或者除非法律规定的条件在某时某地得以成立，否则法律会禁止杀人，但法律绝不会规
定禁止杀某些特定的个人。
我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循，并不是服务于其他人的目的，而且严格来讲，同样也没有
理由认为我们是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如果我运用他人制定的规则（一如我运用关于某
项自然规律的知识那样）以实现我自己的目的，如果这些制定规则的人士并不知道我的
存在，不知道这些规则将适用于我的特定情形，也不知道这些规则对我的计划所可能产
生的影响，那么我的行动就不能被视作对他们的意志的屈从。至少在威胁使用强制的情
形是可以避免的各种境况中，法律只能改变我可资运用的手段，却不能规定我所必须追
求的目的。把我履行某项契约的行动说成是服从他人的意志，显然是荒唐的，这是因为
如果没有“允诺必须遵守”这一公认的规则，我完全有可能不缔结这项契约；或者当我
承担自己在完全知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某项行动而导致的法律后果时，说我是
在服从他人的意志，亦显然是荒唐的。
个人知道某些规则将得到普遍适用，对于他来讲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作为
这种知识的结果，不同的行动目的和行动方式，对于他来讲，将获得新的特性。在这种
情况下，他会知道如何利用这种人为的因果关系（man-mad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去实现他所希望实现的各种目的。这些由人制定的法律对于个人行动的影
响，与自然规律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他关于人造法律的知识还是关于
自然规律的知识，都能够使他预见到他的行动的后果，并且增进他制定计划的信心。他
知道：在其住宅的屋顶上烧火，他的住宅就会被烧毁；他也知道：纵火烧毁邻居的住宅，
他就会被捕入监；可见，这两种知识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与自然规律相同，国家的法
律对个人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也规定了诸多确定的特征；尽管这些法律扼杀了个人原
本具有的一些选择，但是一般来讲，它们却不会要求他只选择其他人想让他采取的某一
具体行动。

4．法治下的自由观念（the conception of freedom under the law），乃是本书
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它立基于下述论点，即当我们遵守法律（亦即指那些在制定时并不
考虑对特定的人予以适用的问题的一般且抽象的规则）时，我们并不是在服从其他人的
意志，因而我们是自由的。正是由于立法者并不知道其制定的规则将适用于什么特定的
案件，也正是由于适用这些规则的法官除了根据现行规则与受理案件的特定事实做出其
判决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法治而非人治（Laws and not men
rule）。由于法律规则是在并不考虑特定案件的状况下制定的，而且任何人的意志都不
能决定是否以强制的手段去实施该规则，所以这种法律并不是专断的。然而，法律若想
不成为专断，还需要满足一项条件，即这种“法律”乃是指平等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规
则。这种一般性（generality），很可能是法律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我们所称之为的
“抽象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由于真正的法律不应当指涉任何特定者，所以它
尤其不应当指向任何具体的个人或若干人。
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限于对一般且抽象的规则的实施，这种制度极为重要，
而且人们常常借用一位伟大的法律史学家的话来阐释这一点，即“进步社会的运动，迄
今为止，始终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身份的观
念，亦即每个个人根据指定在社会中占据的地位的观念，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
这种状况中，所适用的规则并不具有很高的一般性，而是指向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并赋
予他们以特殊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对作为与身份相对的契约的强调，则略有些含混不
清，甚至还有些误导，因为它只是指出了法律提供给个人以型构其自身地位的诸项工具
之一，尽管这是最为重要的工具。真正与身份之治（a reign of status）构成对照的，
乃是一般性的、平等适用的法律之治，亦即同样适用于人人的规则之治，当然，我们也
可以称其为“法治”（the rule of Leges，Leges乃拉丁语，原意指“法律”，与“特
权”privileges相对）。
有关真正的法律规则必须具有一般性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在有些情况下，一些特
殊规则不能适用于不同阶层的人，当然，其条件是这些特殊规则所指涉的仅是某些人所
具有的特性。有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女人，有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盲人，甚至
一些规则或许只能适用于到了一定年龄的人。（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形中，有关规则甚至
也没有必要指明该规则所适用的那类人：例如被强奸或怀孕；此时，有关规则就毋需明
确指明该规则适用于女人，因为只有女人才能被强奸或怀孕。）如果这样的界分为该群
体中的人和该群体外的人同时认为是有道理的，那么这类界分就不是专断的，也不会使
某一群体中的人受制于其他人的意志。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类界分的确立须
得到一致的同意，而只是说个人的观点不取决于该个人是属于该群体还是不属于该群体。
例如，只要某种界分得到了该群体内外的大多数人的赞同，那么人们就有很充分的理由
认为，这一界分将同时有益于该群体内外的人的目的。然而，如果只是该群体中的人赞
同这种界分，那么显而易见，它就是特权；而如果只是该群体外的人赞同这种界分，那
么它就是歧视。当然，对一些人是特权者，对于其他人就始终是歧视。

5．我们毋需否认，甚至一般性的、抽象的且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也可能会
对自由构成严苛的限制。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便会发现这
种状况是极为罕见的。这种状况之所以是极为罕见的，乃是因为我们有着一项重要的保
障措施，即这些规则必须适用于那些制定规则的人和适用规则的人（这就是说，它们必
须适用于被统治者，但同时也必须适用于政府），而且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赋予例外。如
果所有被禁止者或被限制者都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的人（除非这种例外源出于另一项
一般性规则），甚至当局除了拥有实施这种法律的权力以外也不享有任何其他特殊权力，
那么任何人合理希望做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受到禁止。的确，一个狂热的宗教群体有可能
将一些限制性规定强力加于其他人，虽说这些限制性规定是该宗教群体成员所乐意遵循
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限制性规定对于其他人来讲，却只是他们追求重要目的时
的障碍，而不是其他。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说宗教真的常常为那些被认为是压制性
的规则提供了理由或借口（从而宗教信仰自由（religious freedom）被视为对自由极
为重要），那么同样重要的是，宗教信仰亦似乎是普遍适用那些严格限制自由的一般性
规则所赖以为基础的仅有根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这类在名义上强加于每个人
的限制性规定，尽管令人讨厌（例如，苏格兰式的礼拜日），但与那些只可能强加于某
些人的规则相比较，其危害相对来讲要小得多！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大多数对那些被我
们视之为私人事务加以限制的规定（例如禁止奢侈浪费的法律规定），通常只被强加于
某些指定的群体，或者一如在禁酒令的情形中那样，这类限制性规定之所以是可行的，
只是因为政府保留了赋予例外的权利。
我们还应当牢记的是，就人们的行动与他人的关系而言，自由的意义仅意指他们的
行动只受一般性规则的限制。既然任何行动都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人的确受保障的领域，
故不论是言论、出版，还是宗教，都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这就是说这些活动领域亦将
受到一般性规则的限制。换言之，在所有上述领域中（一如下文所述，其中还将包括契
约的领域），自由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
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用于人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真的是法律使我们获得了自由，那么这里的法律只能
是那种抽象且一般意义上的规则，或者是我们所指称的“实质意义上的法律”（law in
the material meaning）；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乃是在法
律规则的性质上而非在这些规则的渊源上与那种仅具形式意义的法律（law in the
merely formal sense）相区别。作为一种具体命令的“法律”，亦即那种仅因为它产
生于立法当局就被称之为“法律”的命令，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压制性工具。将上述两
种法律概念混为一谈，并将法治的信念丢失殆尽（法治在这里是指，人们在制定并实施
那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的时候，并不是在强制推行他们的意志），实是致使自由衰微的
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可以说，法律理论和政治学说都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有关现代法律理论日益混淆上述两种法律观念的方式，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在
这里，我们仅举一些极端的观点以指出这两种法律观念的差异。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
马歇尔（Chief Justice，John Marshall）在他的一句名言中表达了关于此一问题的经
典观念，“那种与法律的权力（the power of laws）相区别的司法的权力（judicial
power），是根本不存在的。法院只是法律的工具，毫无自己的意志可言”。与此一观
点相对者，最经常为人们所征引的乃是霍姆斯大法官（Justice Holmes）的观点（他的
观点得到了所谓的进步党人的最大的支持），即“一般性法律命题并不裁定具体案件”。
当下的一位政治科学家也表达了与此相同的立场，他指出，“法律并不能统治。只有人
才能行使支配他人的权力。只强调法律的统治而不强调人的统治，结果势必导致人统治
人的事实被掩盖”。
事实上，如果“统治”（to rule）意味着使人服从他人的意志，那么在一个自由
的社会中，政府就不具有这样的统治权力。公民之所以为公民，正是因为他不能在这种
意义上被统治，被命令来命令去，而不论他在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选择的工作中占据
着什么位置，也不论依据法律他是否暂时是一个政府的官员。然而，他却可以在如下的
意义上被统治：“统治”仅意味着一般性规则的实施，亦即不考虑特定的情形且须平等
适用于所有的人的一般性规则的实施。因为在这里，亦即在这类规则适用于其中的绝大
多数的案件中，并不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裁决；甚至当法院不得不就一般性规
则如何被适用于某一特定案件的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也是由人们所公认的整个规则体
系所内含的意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法院的意志来决定的。

6．法律之所以要确使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他能够决定自己行动的公知的领域，其
目的乃在于使个人能够充分地运用他的知识，尤其是他关于特定时空下的情形的具体知
识，而这些知识往往是他所独有的。法律告诉人们哪些事实是他们所可以依赖的，并据
此扩展他们能够预见其行动的后果的范围。与此同时，法律也告诉人们哪些后果是他们
在采取行动时所必须考虑的，或者什么是他们为此要承担的责任。这意味着，他被允许
或被要求做的事情，只能依赖于他被认为是知道的情形或者他被认为是有能力辨识的情
形。如果一些规则使某人自由决定的范围取决于他所无力预见的间接后果，那么这类规
则就既不可能有效，也不可能使人们自由地进行决策。甚至在那些他被推定为可以预见
到的后果当中，这些规则也会指出一些他必须考虑的后果，而同时允许他不顾及其他一
些后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类规则不仅会规定人们不得做任何有损于其他人的事情，
而且亦将（或者应当）做出如此的规定，即它们在被适用于某种特定情形的时候，还会
明确规定行动者所必须加以考虑的后果以及毋须加以考虑的后果。
如果说法律因此而有助于使个人能够根据他自己的知识而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且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法律也增加了个人的知识，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只要人们根据这些规则
行事，法律就表现为他们可以加以运用的知识（或过去经验的结果）。事实上，个人根
据共同的规则进行的合作，乃是基于知识的某种分工（a sort of division of
knowledge），亦即个人自己的具体知识和法律提供的一般性知识之间的分工，前者是
指合作者个人必须考虑他的特殊情形，后者则是指法律确使个人的行动符合于他们所在
社会的某些一般的或恒久的特性。个人通过遵守规则而加以运用的包含在法律中的这些
经验，讨论起来颇为困难，因为一般来讲，这种经验并不为他们所知，亦不为任何其他
个人所知。大多数这样的规则，都不是经由主观琢磨而发明出来的，而是通过渐进的试
错过程（a gradual process of trial and error）慢慢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
正是无数代人的经验才促使这些规则发展成当下这个状况。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任
何人都不知道，也不曾知道致使某一规则具有特定形式的所有原因和所有因素。据此，
我们必须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以发现一项规则所具有的实际功用。如果我们不知道某
一特定规则的存在理由这种情况还可以理解的话（这实在是司空见惯之事），那么只要
我们还试图通过审慎思考的立法工作对其加以改进和完善，我们就必须努力去理解它具
有哪些一般性功用或一般性目的。
因此，公民行事时所遵循的规则，既构成了整个社会对其环境的调适，亦构成了整
个社会对其成员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的调适。这些规则有助于或者应当有助于个人制定
出能够有效实施的可行的行动计划。这些规则之所以能够沿续存在下来，只是因为在某
类情形中，人们会就个人有权做什么事情这样的问题发生争议或摩擦；这就是说，只有
在规则明确规定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的情况下，这些争议或摩擦方能得到制止。在这里，
重要的是存在着某种为人所知的规则规范着这类情形，而这种规则的具体内容为何，可
能并不大重要。
然而，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可能有许多规则都符合上述要求，
但是它们符合这种要求的程度却并不相同。例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
问题：究竟哪些权项应当被归入我们所称之为“产权”的这种权利束（that bundle of
rights）之中（特别是在我们考虑地产问题的时候），哪些其他权利应当被归入确获保
障的领域之中，而且什么样的契约是国家应予强制实施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所有
这类问题的解决而言，只有经验能够表明何者是最为适宜的安排。对这种权利所做的任
何特定界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然的或天赋的”（natural）品格，例如罗马人将财
产权界定为一种随意使用或滥用某物的权利，就此种界说而言，尽管人们经常反复强调
它，但事实上完全按此界定的权利去行事，却是极不可行的。然而，所有较为发达的法
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可以说只是对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谓的“三
项基本的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这三项基本的自然法在休谟那里是指“财物占有的
稳定（that of the stability of possession），根据同意的转让（of transference
by consent），允诺的践履（of the performance of promises）”。
然而，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而只是它们在自由社会中
所应当具有的某些一般特性。由于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受这些规则调整的人会如何运用
他们所制定的规则，所以立法者的目的只能是使这些规则在总体上或在绝大多数情形中
对人们有助益。但是，由于这些规则是通过它们所创造的预期而得以运作并起作用的，
所以极为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得到始终一贯的适用，而不论它们被适用于某个特定情形
时所导致的后果是否可欲。立法者之所以将其职能仅限于制定一般性规则而非下达具体
命令，其原因乃是立法者对这些规则将被适用的特殊情形存在着必然的无知；因此，立
法者所能做的就只是为那些必须制定特定行动计划的人提供可资使用的某些确定的基本
依据。但是，立法者在制定规则时只规定了行动者采取行动的一部分条件，所以就这些
行动者行动的结果而言，立法者仅能够提供某些机会和机遇，而绝非所谓的成功之保障。
针对一些唯理主义者所做的功利主义解释，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抽象的法律规则
的实质在于，它们只可能在它们所适用的大多数情形中具有助益，而且事实上，它们乃
是人类所习得的用以对付其所具有的必然的无知的诸多手段之一。诚然，证明任何特定
法律规则是否具有正当性，所依据的一定是该规则所具有的功效（usefulness）——即
使这种功效有可能无法通过理性的论证得到确证，但是它仍可以为人们所知，这是因为
这一特定规则在实践中能够证明自己比其他手段更为适宜。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必须
从整体上对规则进行证明，而不能以其在每一次适用中的功效为准。有一种功利主义的
观点认为，法律上的或道德上的每一纠纷或冲突都应当依照这样一种方式加以裁定，亦
即那种能够被那些领悟此一裁定的所有后果的人视为最适宜的方式；但是这种观点，实
则是对任何规则之必要性的否定。“只有由全知全能的（omniscient）个人所组成的社
会才能给每个人以那种根据一般的功效观来权衡每项特定的行动的完全自由”。这样一
种“极端的”功利主义（extreme utilitarianism）定会导向荒谬；因此，只有那种被
称之为“有限的”功利主义（restricted utilitarianism）方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相关。
然而，对尊重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最具损害的莫过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只有在特定情形
中遵守某项规则的有益效果能为人们认识的时候，该项规则才会具有约束力。
此种错误观念的最为古老的形式，一直与下述格言常常被错误地引证相关，即“人
民的福利应当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suprema lex esto）这一格言，常被人们
误引为“人民的福利就是最高的法律”。按照正确理解，此一格言乃意指法律的目的应
当是人民的福利，亦即一般性规则应当被制定来服务于人民的福利，而绝不是指任何关
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目的的观念，都可以为违反这类一般性规则提供合理根据。一个具体
的目的，亦即欲求达致的一个具体结果，绝不可能成为一项法律。

7．自由之敌历来将其论辩立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事务中的秩序乃是以一些
人应当颁发命令，另一些人应当服从命令为必要条件。大多数反对以一般性法律为基础
的自由秩序的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乃是因为它们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
活动的有效合作，并不需要某个有权下达命令的人进行刻意的组织。经济学理论诸多成
就中的一项成就，便是解释了市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促成个人自生自发的活动彼此相适
应、相磨合的，当然，其条件乃是存在着人人都知道的对每个个人之控制领域的界定。
毋庸置疑，对个人彼此适应的机制的理解，构成了调整个人行动的一般性规则所应当纳
入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知识。
社会活动的有序性展现于如下的事实之中，即个人能够执行一项一以贯之的行动计
划，然而，这种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其原因是他几乎在执行此一计划的每一
个阶段上，都能够预期其他的社会成员作出一定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明显存在着
一种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
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为基本的需求”。如果我们希望个人根据那些在很
大程度上只为他们本人所知而绝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个人所完全知道的特殊环境来调适其
行动，那么这种有序性就不可能是统一指挥的结果。因此，所谓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
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
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
这样一种与环境相调适的秩序，显然不可能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
于这种环境的知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这种秩序只能产生于作为社会要素的
个人间的相互调适以及他们对那些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事件的回应的过程之中。这就是博
兰尼（M．Polanyi）所谓的自生自发形成的“多元中心秩序”（apolycentric order），
他指出，“当社会的秩序是通过允许人们根据他们自发的意图进行互动的方式——仅受
制于平等一致适用于人人的法律——而实现的时候，我们便拥有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社会
秩序的系统。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些个人的努力是通过他们发挥其个人的主动性而加以
协调的，而且这种自发的协调又通过其对公益的助益性证明了这种自由的正当性。——
这些个人的行动之所以被认为是自由的，乃是因为这些行动并不是由任何具体的命令所
决定的，而不论这种命令是出自一上级还是出自一政府机构；这些个人行动所受制于的
强力，乃是非人格的和一般性的”。
尽管那些较为熟悉人们安排物理事物的方式的人，常常会发现很难理解这种自生自
发秩序的形成过程，但在许多情形中，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于个别因素间自生自发的调适
以形成一种物理秩序。如果我们试图凭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将每个个别的核子或原子置于
与其他核子或原子相互关系中的恰当位置上，那么我们就永不可能形成一结晶式的或复
合式的有机混合体。我们必须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条件下，这些核子或原子
会将自己排列进一个具有某些特征的结构之中。让这些自生自发的力量发生作用，在这
些情形中可以说是我们达致所欲求结果的唯一手段，因此让这种力量发生作用也就意味
着，在创设这种秩序的过程中，有诸多方面实是我们控制力所不及者。换言之，我们不
能既依赖这些力量，同时又欲图确使特定原子将在由此产生的结构中占据某个具体的位
置。
同理，我们能够为社会秩序的型构创造一些条件，但是我们却无力为各种社会要素
安排一确定的方式，以使它们在恰当的条件下有序地调适它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
立法者的任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
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地型构起来并得以不断地重构。实际上，促使这样一种秩序的
型构，并不以我们能够预测个别原子的行为为条件——因为这类行为实依赖于那些它们
发生于其间的并不为人所知的特殊境况。人们所能要求的只是其行为具有一定限度的常
规性（regularity）；而且我们所强制实施的制定法的目的也在于确保这种有限的常规
性，因为正是这种常规性使秩序的型构具有了可能。
当这样一种秩序的要素乃是有智识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在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时
候能够尽可能成功地运用他们各自的能力）的时候，这种秩序得以型构的主要条件就是
每个人都知道在他的环境中有哪些境况是其所能依凭的。为避免不可预见的干预，人们
就必须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尽管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所具有的特质。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除非这里的“资产阶级社会”
是指个人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进行自由合作的社会，否则这样一种观点就会将这种避免
不可预见的干预的必要保护措施局限于为数甚少的社会安排上。这是因为这些必要的保
护措施恰恰是个人自由的基本条件，而保障这一条件亦是法律的主要功能之所在。

第十一章　法治的渊源
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
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
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这种自由在不存在法律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一如我们所被告
知的那样，这种自由并不是每个人为所欲为的自由。（因为当其他人的意志支配某人的
时候，该人又怎能自由呢？）但是，一种处分或安排的自由，一如他所列举的那些包括
对他的人身、他的行动、他的所有物以及他全部的财产的处分，乃是法律所允许的自由；
因此，在这样的法律下，他不受其他人的专断意志的支配，而是能够自由地遵循他自己
的意志。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现代的个人自由，大体上只能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个人自由最初似是权力斗
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某个刻意设计的目的的直接结果；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是个人自由已存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其益处已能为我们所认识。
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中，个人自由的维护和完善渐渐成了英国的支配性理想，而且英
国的自由制度和传统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
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遗产与现代自由毫无关联，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世纪
遗产的重要意义，并不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大。诚然，从许多方面来看，中世纪的
人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当下人士所一般认为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
为英国人在当时所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大于欧洲大陆许多其他民族所享有的自由。然而，
虽说中世纪的人已然知道许多种自由，当然这是在赋予某些等级或某些人以特权的意义
上的自由，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那种作为人的一般性状况的自由（liberty as
a general condition）却知之甚少。从某些方面来讲，当时所盛行的关于法律和秩序
的性质及渊源的一般性的观念，阻止了人们以现代的方式提出自由的问题。然而，我们
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英国较多地保留了中世纪普遍盛行的有关法律至上（the
supermacy of law）的理想——这种理想在其他地方或国家则因君主专制主义
（absolutism）的兴起而遭到了摧毁——英国才得以开创自由的现代发展进程。
中世纪提出的“法律至上”观念，作为现代各个方面发展的背景，有着极为深刻的
重要意义，尽管这一观念可能只是在中世纪的早期为人们所完全接受；这一观念明确指
出，“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这种
行为意味着对正义本身的否弃，而且这是一种荒谬之举，一种罪恶，一种对唯一能够创
造法律的上帝的背叛”。在当时的数个世纪中，人们所公认的一项原则乃是，君王或者
任何其他的权力机构只能宣布或发现已经存在的法律，或纠正其间所隐含的对既存法律
的种种滥用情况，而绝不可能创制法律。只是在中世纪晚期，经由主观构设而制定新法
律——亦即我们所知的立法——的观念才开始渐渐为人们所接受。在英国，议会也渐渐
从一个原本主要是发现法律的机构（a law-finding body）发展成了创制法律的机构
（a law-creating one）。最后在关于立法权的论战中（论战各方彼此谴责对方行为专
断，即不根据已被公认的一般性法律行事），个人自由的目标在不经意的过程中得到了
增进。15、16世纪发展起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凭借其
新获致的权力，首次将立法作为实施那些经过慎密思考的政策的工具加以使用。从表面
上看，这种新的立法权在当时有可能把英国导向君主专制政体（absolute monarchy），
一如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政体又将摧毁中世纪留存下来的种种自
由。然而，从17世纪英国人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观
念，则是一种新的发展，它在当时被用以对付新产生的各种问题。英国早期的学说以及
中世纪一些伟大的文献［“大宪章”（Magna Carta）、大“自由宪章”（the great
Constitutio Libertatis）等等］，之所以对于英国的现代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
原因就在于英国人在那场斗争中把它们当作了斗争的武器。
虽说从本书的目的来看，我们无须详考中世纪的学说，但是我们却必须较为详尽地
探究在现代初期得以复兴的那些古典思想遗产。这一考察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
17世纪的政治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古人的那些经验对于今日之世界有
着直接的重大意义。

2．尽管古代传统对现代自由理想的影响已属不争之事实，但是其性质却常常被误
解。人们经常说，古人并不知道“个人自由”意义上的那种自由。这种说法的确可以适
用于古希腊诸邦及某些时期，但却绝不适用于巅峰时期的雅典（甚或亦不能适用于晚期
的共和罗马）；它也可能适用于柏拉图时期的衰败的民主政制，但是对于雅典人的自由
民主制来说则否。Pericles曾经告诫雅典人，“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亦扩展
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彼此不能以忌妒的方式去监
视对方，也不要对邻里据其意愿而做的事情表示愤怒”；而在远征西西里最具危险的时
刻，雅典军队的将军则提醒其士兵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为这样一个国家而战：
在这个国家中，他们享有着“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进行生活的毫无拘束的裁量权”。那
么“自由国家中最自由的国家”（一如Nicias 根据同样的理由对雅典的称谓）的那种
自由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在希腊人自己的眼中究竟是什么呢？而都铎王朝晚期及斯图亚
特王朝时期的英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特征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伊丽莎白时代借之于古希腊的一术语中见到，但是后
来，这个术语却不再为人们所使用了，此即isonomia（“伊索诺米”）。英国人在16世
纪末从意大利直接引入了该术语，意指“法律平等适用于各种人等”；稍后翻译Livy著
作的学者以英语形式isonomy替之，意指法律对所有人平等适用以及行政官员也负有责
任的状况。此一意义上的isonomy在17世纪得到了普遍使用，直至最后为“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法律之治”（government of law）或“法
治”（rule of law）等术语取而代之。
古希腊这个观念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启示，因为它很可能展现了文明重复
发生的第一个循环范例。在这个概念最初被提出来的时候，它所描述的乃是梭仑
（Solon）于此前在雅典所创建的那种状态，当时，他确立了“平等适用于贵族与平民
的法律”（equal laws for the noble and the base），从而“不是根据公共政策进
行管制，而是提供某种确定性，即根据众所周知的规则以法律的手段进行治理”。此外，
isonomy还与僭主的专制统治构成了对照，并成为人们用以庆贺一潜主被刺的流行酒歌
中的一个术语。更有进者，此一概念似比demokratia的概念更为古老，而且所有人平等
参与政治的要求也似乎只是此一概念所产生的诸多结果中的一个结果而已。即使在
Herodotus看来，也仍是isonomy，而不是“民主”（democracy）才是“政治秩序的最
美妙绝伦的称谓”。此一术语在民主政制获致实现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仍为人们继
续使用着：一开始对isonomy的使用乃是为了证明民主制度的正当性，后来对该术语的
使用，则一如人们所说，渐渐变成了一种幌子，意在掩盖民主制度所呈现出来的负面特
征，这是因为民主政府在确立以后很快否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然而我们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观念中，民主政制获致了其在当时存在的正当理由。古
希腊人清楚地知道这两个理想虽彼此相关，但却并不相同：Thucydides毫不犹豫地用
“isonomic 寡头政治”来指称民主，而柏拉图甚至刻意用isonomy来对照民主，而不是
用它来证明民主的正当性。到了公元4世纪末期，居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要性，即必须
强调“在民主制度中，法律应当成为主宰者”。
从此一背景来看，尽管亚里士多德已不再使用isonomia这一术语，但其某些著名的
文字段落却仍可以被视作对这一传统理想的捍卫。他在《政治学》（Politics）一书中
强调指出，“较之公民的统治，法律统治更为确当”，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只应当被任
命为法律的护卫者和服务者”，而且“那些关注最高权力的人应当相信最高权力操握于
上帝和法律之手”。亚里士多德还竭力谴责了那种“由人民统治而非法律统治”的政制
形式，也谴责了那种“一切事务由多数表决而非由法律决定”的政制形式。在亚里士多
德看来，这种政制形式并不是一种具有自由状态的政制，“当政制并不操握在法律之手
时，就不可能存在什么自由状态，因为法律应当高于一切”。一种政制“如果将所有的
权力都集中于人们的表决，那么严格说来，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民主制，因为由这些表决
而产生的律令，就其所涉范围而言，不可能具有一般性”。如果我们再引用他在《修辞
学》（Rhetoric ）中的一段文字，那么我们便可以说，他的这些论述已经较为详尽地
阐释了法治的理想：“极为重要的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就应当尽其所能地界定各种
问题，并且尽可能地少留未决问题让法官去解决；（因为）立法者的决定并不具有特殊
性，而具有前涉性和一般性，因此司法机构成员和陪审人员的职责就是依法裁定提交给
他们审理的具体案件”。
现代人运用的“由法律统治而非由人统治”的说法，直接源出于亚里士多德的上述
论述；关于这个问题，已有显见不争的证据。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
“所谓在一秩序良好的国度不应当由人而应当由法律统治的主张，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
学的另一错误”，而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则对霍布斯的观点提出反驳，“市民
社会得以建构和维护所依凭的基础乃是共同的权利和利益；而这种观点所依据的恰是亚
里士多德和Livy的思想，即法律的绝对统治而非人的绝对统治（the empire of laws，
not of men）”。

3．在17世纪那个时代，拉丁著作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希腊先哲的直
接影响力。据此，我们应当简略地考察一下源自罗马共和国的传统。著名的《十二铜表
法》（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的制定，虽说有多处是刻意效法梭仑的法规，但
是它们却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自由的基础。这些法律中的第一部公法便规定：“不能授
予私人以特权或颁布偏利于某些私人的法规，而侵损其他人，因为这与适用于所有公民
的法律背道而驰；这种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任何个人，不论其地位如何，都有权运
用之”。这一规定提出了一个基本观念，而正是根据这个观念，逐渐形成了第一个充分
发展的私法体系（system of private law），当然此一形成过程与普通法（comman
law）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此一私法体系的精神与此后的《查士丁尼法典》
（Justinian code）大异其趣，但不无遗憾的是，决定欧洲大陆法律思想的却是后者。
自由罗马的法律精神，主要是通过后来在17世纪拉丁复兴运动（Latin
Renaissance）期间重新具有影响力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和演说家的著述而传至我们的。
Livy及其著述的译者使人们熟知了isonomia这一术语（Livy本人并不曾使用这个词），
并因此而使哈灵顿得以区别法治与人治；Tacitus以及其他的一些论者，其中以西赛罗
（Cicero）为代表，乃是当时主要的著作者，正是通过他们，古罗马传统才广为传播开
来。我们须坦率承认，西赛罗的论著的确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权威典籍，而且我们
当下大多数最具效力的关于法治下的自由的论述也都得益于他，例如：一般性规则或法
律学说（leges legum）应当支配立法的观念，为了自由我们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以
及法官应当只是法律据以说话的代言者的观念，等等。西赛罗最为明确地指出，在罗马
法的古典时代，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与自由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而且自由还依赖于
法律的某些特性，如法律的一般性和确定性，以及它对权力机构自由裁量权所施加的限
制。
此一古典时代亦是一经济完全自由的时代，罗马之昌盛和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
于此。然而，自公元2世纪始，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那里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创设的自由，因对另一种平等的日益强
烈要求而逐渐被摧毁。在罗马帝国晚期，严格依法行事的做法，也因国家增强其对经济
生活的控制以实现一种新的社会政策而遭到了破坏或削弱。此一发展的结果在康斯坦丁
（Constantine）时代达到顶峰，套用一位著名的罗马法学家的话说：“这个专制帝国
不只宣布了均平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equity），而且也主张帝国意志的权威性
不为法律屏障所约束。查士丁尼与他的博学的教授们一起完成了这一发展进程”。在此
后的千年岁月中，立法应当有助于保护个人自由的观念丢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当立法
的艺术为人们重新发现的时候，却不是任何其他法典和法律观念，而是查士丁尼法典及
其有关统治者高于法律的观念，成了欧洲大陆的示范。

4．然而，在英国，古典著作家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所享有的广泛的影响力，则帮
助它开拓出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发展路径。伊丽莎白去世后不久，国王与议会之间
便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副产品就是个人自由。极为重要的是，这场斗争
的焦点一开始就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上，而这些问题与我们在当下
所面对的问题极其相似。对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而言，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引致冲突
的种种措施，似乎已是久远之问题而毋需详考了。然而对于我们来讲，这两个国王为确
立行业垄断而表现出来的种种企图所导致的问题，今天依旧存在。查理一世在当年甚至
还试图将煤矿行业国有化，而且他只是在被告之这项措施将导致造反以后才放弃了这一
企图。
一家法院在一著名的“垄断案”（Case of Monopolies）中曾经规定，特许生产任
何产品的排他性权利（exclusive rights）乃是“对普通法及臣民自由的侵犯”；自此
以后，关于将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公民的要求，便成了议会反对国王目的的主要武器。
可以说，当时的英国人要比现在的英国人更加懂得，对生产的控制永远意味着制造特权：
即所谓“允许彼得做不容许保罗做的事”（Peter is given permission to do what
Paul is not allowed to do）。
然而，真正引发人们对上述基本原则做出首次阐述的，则是国王在当时所做的另一
项经济管制规定，这在今天看来当是壮举。当时，国王为了管制伦敦的建筑和禁止从面
粉中提炼淀粉而颁布的种种新规定，引发了1610年的《控诉请愿状》（The Petition
of Grievances）。下议院在这一著名的请愿书中指出，在不列颠臣民所享有的各项传
统权利中，“他们视作最为珍贵者，即给予那些本属于不列颠君王及其成员的权利，不
受任何不确定的及专断的统治，而受具有确定性的法治所引导和调整……；正是基于此
一根据，生成并发展出了不列颠王国人民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即适用于他们生命、土地、
身体或财物的惩罚，不能超过本国的普通法所规定者，亦不能超过其通过议会而共同同
意颁布的法规所规定者”。
后来，1624年颁布的《垄断法》（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又引发了一场大
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确立辉格党诸原则（Whig principles）的伟大鼻祖爱德华·
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对《大宪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而他的解释此后又成
为新学说的基石之一。在他所著的《英格兰法总论》（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该书一完成便由下议院发布命令予以印行）的第二编中，他论争说（与前
文论及的著名“垄断案”相关）：“如果特许某人垄断生产梳棉机或垄断经营某类交易，
那么这种特许就侵犯了臣民的自由，因为在颁布此种特许之前，臣民可以从事这类活动
或者可以合法地从事这类交易活动，因此，这种特许也就违反了这一伟大的宪章”；但
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柯克爵士不仅反对王室的特权，而且也对议会本身提出了警告：
“应当根据法律明确且确定的标准来裁量一切案件，而不应当根据自由裁量这种并不确
定且不公正的尺度来裁定案件”。
在查理一世与议会进行的内战期间，人们对这些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正
是从这一讨论中，逐渐发展出了日后支配英国政治进化的各种政治理想。我们不可能在
这里从当时的论战及小册子等文献中追述此一演化进程，因为这些论战及小册子虽说包
含了大量的理念，但它们只是在晚近得以重新出版后才为人们所认识。在这里，我们只
能列举一些重要的理念，这些理念在成为业已确立的传统的一部分（即王政复辟the
Restoration）之前就已为人们反复阐述，而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以后又成了获得支配地位的党派的原则的一部分。
对于后人来说，1641年对一系列特权法庭尤其是星座法院（Star Chamber）的废除，
成了查理一世与议会之战争所取得的永久性的成就的象征；所谓星座法院，套用梅特兰
（F.W.Maitland）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由强制实施一项政策的政客组成的
法庭，而不是一个由适用法律的法官组成的法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几乎也是在那
个时代，人们第一次努力去确保法官的独立性。在此后20年的论战中，如何防止政府的
专断行动日渐发展成了核心问题。尽管“专断的”（arbitrary）一词所具有的两种含
义长期以来一直被混淆，但是人们还是渐渐认识到，由于议会一如国王那样开始专断行
事，所以一项行动是否属于专断，并不取决于此项权力的渊源，而是取决于该项行动是
否符合既已存在的一般性的法律原则。在当时，人们最经常强调的论点乃是：既已存在
的法律如果没有规定，就不能进行惩罚；一切法规只具有前涉力（prospective
operation），而不具有溯及既往之力（retrospective operation）；所有行政官员的
自由裁量权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其间，贯穿始终的支配性观点便是“法律应当
为王”（the law should be king），或者一如当时的一部政论性小册子的书名所表述
的那样，“法律即王”（Lex，Rex）。
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又在应当如何保障上述基本理想的方面形成了两个至关重要
的观念：一是成文宪法（a written constitution）的观念，二是权力分立（the
separation of powers）的原则。在1660年1月，亦即在王政复辟之前，人们以“威斯
敏思特之议会宣言”（Declaration of Parliament Assembled at Westminster）的方
式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即在一份正式的文件中陈述了宪法所应具有的诸项基本原则，其
间包含了一段惊世骇俗的文字：“对于一个国家的自由来讲，最为至关重要的乃是人民
应当受到法律的统治，正义或司法只有通过对弊政（mal-administration）负有说明责
任来加以实现；据此我们进一步宣告，任何涉及本国每个自由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
诉讼（proceedings），都应当依本国的法律进行裁定，而且议会不得干预日常行政，
也不得干涉司法机构的活动：规定人民享有免受政府之专断的自由，乃是本届议会的重
要原则（原文如此），一如前此的各届议会所规定的重要原则那般”。如果说，权力分
立原则于此后并未完全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宪法原则”，那么我们至少也可以说，
它仍旧是主流政治学的一个部分。

5．在此后的一百年间，所有上述观念，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和欧洲大陆，都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观念乃是以其在1688年斯图亚特最终被
驱逐出王位以后所获得的那种简略且综合的形式，继续发挥它们的影响力的。虽说当年
有一些论著与约翰·洛克《政府论下编》（Second Treatise on Civil ***）
一书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甚至比它更具影响力，但是洛克的大作却是其间影响力最为久
远者，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详加讨论。
洛克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主要是对光荣革命所做的综合性的哲学论证；他的
原创性贡献主要在于他对政府之哲学基础所做的广泛思考。人们对于这些思考所具有的
价值，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洛克著作至少在当时极为重要的一面，亦同时
是我们在当下所关注的一面，乃是他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学说及实践原则所做的
清理爬梳和集大成的工作；对此人们都赞同，他所整理的学说及原则，应当被认为是此
后控制政府各项权力的基本原则。
洛克在其哲学的讨论中，所关注的虽说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
目的这类问题，然而他所关注的事实问题却是权力——不论是谁在实施这样的权力——
如何才能够避免堕落成专断性的权力：“处在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即是他们须
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可以依循，这种规则为该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
并为此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构所制定。在规则未加规定的情形下，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
有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自由，而不受他人的反复无常的、不确定的和专断的意志的支
配”。他的论点主要是反对那种毫无规则可循且极不确定地滥用权力的做法：此处的重
要问题在于，“谁拥有国家的立法权或最高权力，谁就有义务根据既已确立的、向全国
人民颁布周知的、长期有效的法律来实行统治，而不得以即时性的命令来实行统治；应
当由公正无私的法官根据这些法律来裁判纠纷；而且对内只能为了执行这些法律，国家
才可以使用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甚至就是立法机构也不得享有“绝对的专断权力”，
“不得赋予自己以权力，以即时性的或朝令夕改的专断律令来进行统治，而是有义务以
颁布长期有效的法律的方式并由有资格的著名法官来执行司法和裁定臣民的权利”，同
时“法律的最高实施者……自身并没有意志，也没有权力，有的只是法律的意志和权
力”。洛克不承认任何主权者的权力（sovereign power），其论著亦因此被人们认为
是对主权观念本身的抨击。他所提出的用以防止滥用权力的主要的实际手段便是权力分
立，但是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阐释却没有其前人那么明确，阐述之方式也并不为常人所熟
知。洛克主要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限制“那些拥有司法权力（executive power）的人的
自由裁量权”，但是他却未能提供任何特别的防御性措施。然而，他贯穿始终的终极性
目的乃是我们在当下经常称之为的“对权力的制约”（taming of power）：人们“之
所以选择并授权一立法机构”的目的，“乃在于它可以制定法律、确定规则，以保障和
捍卫所有社会成员的财产权，以限制并缓和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或任何机构的权力及支配
权”。

6．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
或者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在法治理想尚未得到完全实施
的时候或者说还未来得及完全实施的时候，法治的发展进程便在两百年以后又被倒退了
回去。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
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从《1701年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 of 1701）对法官独立性的最终确认起，经由议会于1706年最终通过的公民
权利剥夺法案（bill of attainder）那个事件［该事件不仅最终导致人们对所有反对
立法机构这种专断行为的论点进行了重述（final restatement），而且还促使人们对
权力分立原则予以了重新确认］，直至18世纪中叶，这个时期虽然是法治理想推进较缓
的时期，但却也是17世纪英国人为之斗争的绝大多数原则得以平稳扩张的一个时期。
我们在这里可以简要地讨论几个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例如一位下议院议员
重述“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nullapoena sine lege）这一基本原则的事件［
指约翰逊博士（Dr.Johnson）报告纠纷各方观点和审判意见时对此一原则予以重述的事
件］，但是，直至今天竟然还有人认为该项原则不属于英国法律。约翰逊议员指出：
“无法，即无所谓违法之事，此项原则不只是经普遍同意所确立者，而且其本身也是可
以自证的且无可否认的；先生们，我们据此可以同样确认无疑的是，无违法之事，亦就
无惩罚可言”。另一个事件是指Camden 勋爵对“Wilkes案件”的审理；他在审理该案
件时明确指出法院只关注一般性原则，而不关注政府之特殊目的，或者一如人们有时对
Camden 勋爵的立场所做的解释那样，他认为公共政策并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
从其他方面来看，进展更是缓慢；这样讲很可能是确切的，即从最贫穷者的角度来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一直是一个颇有疑问的事实。但是我
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说根据上述理想之精神改革法律的进程是缓慢的，那么这些
原则本身在当时已不再是什么可争议的问题了：因为这些原则已不再是一党之见，而且
亦已渐渐得到了托利党人的完全接受。然而，从其他一些方面来看，演化进程却并没有
趋向于这些理想，而是背离了它们。尤其是权力分立原则，尽管从整个18世纪的角度来
看，它可以被视为英国宪法最具个殊性的特点，但是随着现代内阁政府（modern
cabinet government）的发展，权力分立原则却越来越转向了理想的层面，而不再是一
种确定无疑的事实。此后随着议会对无限权力的主张，它很快又背离了上述诸原则中的
另一项原则，即立法机构不得拥有专断权力。

7．18世纪下半叶所产生的对上述诸理想的逻辑一贯的阐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此后一百年的观点取向。正如一般情况所常常表现的那样：此类观念得以传播至公众，
主要是通过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解释，而较少是通过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的系统阐述予以
实现的。在这些传播者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乃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他的
著作中反反复复地强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人们也恰当地指出：对于他来讲，
英国历史的真实意义在于“从意志的统治到法律的统治”（a government of will to
a government of law）的演化。在休谟所著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一
书中，至少有一段观点独到的文字值得在此处引证。他在论及废除星座法院时指出，
“当时在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政府，或在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的政府，都是与某种专断
权力相伴随存在的，而这些权力则掌握在某些行政官员的手中；因此在此之前，人们似
有理由怀疑，人类社会如果不采用其他控制手段而只凭一般性的及钢性的（rigid）法
律和衡平之原则，能否达到那种完美之境况。但是，英国的议会却正确地认为，国王在
众行政官员中是最为独特的一员，以致于不能被信托于自由裁量权，因为他极容易用这
种权力去摧毁自由。结果，在废除星座法院这一事件中，议会发现，严格遵循法律的原
则虽会导致某些不便，但因捍卫此一原则所获禆益足以超过那些微小的不便；据此，英
国人应当永远感激他们的先辈，牢记他们的成就，因为是他们历经无数次的抗争最终至
少确立起了这一崇高的原则”。
在18世纪晚期，对于上述理想，人们所采取的一般做法是视它们为当然，而不是对
它们进行明确的阐述，所以当现代的读者试图理解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所指的“自
由”含义时，便只有去猜测他们对上述理想的理解了。只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中，一如
在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所著的《英格兰法释义》（Commentaries）一书中的情况
那样，我们才可以发现那种力图阐释某些具体观念的努力，如法官独立性的重要意义和
权力分立的重要性；同样也是在布莱克斯通的这部大作中，我们方能发现那种通过定义
的方式澄清“法律”之意义的努力，如他将法律界定为“一种规则，它既不是一种由上
级发布的即时且暂时的命令，也不是一种针对某个特定的人所发布的即时且暂时的命令；
它是一种具有恒久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的规则”。
当然，关于上述理想的许多最为著名的阐述，可以从埃得蒙·伯克（Edmund Burke）
的一些为人所熟知的文字段落中发现。但是，关于法治原则最为详尽的阐述，很可能见
之于帕雷（William Paley）的著作，他被后人誉之为“编纂时代的伟大的思想编纂
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做较大篇幅的征引。他指出：“一个自由国家的
首要原则乃是，法律应当由一部分人制定，并由另一部分人实施；换言之，立法与司法
的性质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分。当此类职责集于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时，他或它就往往
会因为询私情而制定出规定特定情形的特定的法律，旨在实现一己的目的；如果立法机
构与司法机构分立，那么立法机构就会制定出一般性的法律，因为立法者在立法之时毋
须亦无从预见这些法律将对谁产生影响；而在法律被制定出来以后，它们则必须由另一
部分人亦即司法机构来实施，即让这些法律去影响它们将影响的人……如果法律将要影
响的当事人和利益群体先就为立法者所知，那么立法者就必然会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
如果不仅没有既定的规则来调整立法者的决定，而且也没有超乎于其上的力量去控制立
法者的程序，那么立法者的偏向就将严重侵损公共正义的完整性（the integrity of
public justice）。而这种境况必将导致如下结果：这样一种政体下的臣民就会生活于
没有恒定之法的境况之中，这即是说，生活于没有任何众所周知的先已确立的司法规则
的境况之中；或者说，这些臣民即使生活于有法律的境况之中，这些法律也是为特定的
人而制定的，其间充满了矛盾和这些法律所赖以产生的种种不公正的动机。
英国已然通过立法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分立而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危险。议会并不知道
它所颁布的法令将会影响哪些个人；议会在立法时亦无须考虑任何案情或当事人；议会
亦毋需服务于任何私人的计划；因此，作为权力分立的结果，议会在进行决策时就会去
考虑普遍效果和普遍趋势，而这定将产生无偏袒的、且通常极具禆益的法则”。

8．伴随着18世纪的终结，英国对于自由诸原则之发展的重大贡献亦告终结。尽管
麦考利（Macaulay）为19世纪做出了一如休谟为18世纪所做的贡献，尽管团结在《爱丁
堡评论》周围的辉格党知识分子和遵循亚当·斯密传统的经济学家（如J.R.MacCulloch
和N.W.Senior），仍旧在思考传统意义上的自由问题，但却很难说有什么新的发展。新
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渐渐替代了辉格主义，并越来越多地受着哲学激进派
（philosophical radicals）及法国传统的唯理主义取向的影响。边沁（Bentham）及
其功利主义者（Utilitarians），对迄至当时英国宪政中大多数最令人称颂的特征予以
了蔑视和抨击，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英国自中世纪承袭下来的部分信念。他们为英
国引入了此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即企图根据唯理原则（rational principles）全
盘重构英国的法律和制度。
那些受法国大革命理想所引导的人士，一般都对英国传统的自由原则缺乏理解，其
中最显见的例证可举英国人赞颂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先驱之一Richard Price 博士。早在
1778年，他就指出，“当自由被说成是‘一种法律统治而非人的统治’的时候，对它的
这种界定也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极差的定义。如果法律在一国中由一个人制定，或由某
个小集团制定，而不是经由共同同意（common consent）而制定，那么由这些人制定的
法律而进行的统治实无异于奴役”。八年以后，他出示了一封Turgot 写给他的赞美的
信函，“阁下乃是贵国确当阐释自由观念的最早几个论者之一，是你们指出了为几乎所
有共和政体论者（Republican Writers）反复称颂的观念所具有的谬误，即‘自由在于
只受制于法律’”。自此以后，基本上是法国的政治自由观念渐渐取代了英国的个人自
由理想，直至19世纪中叶，此一进程方告结束，因为在那个时候，“大不列颠拒弃了法
国大革命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理念，并导向了对拿破仑的抵抗，这时那些传统的英国理
念才重新获致胜利”。尽管在英国，17世纪获致的大多数成就得以延续到19世纪以后，
但是我们仍须对构成这些成就基础的理想在其他国度所得到的进一步发展进行详考。

第十二章　美国的贡献：宪政
欧洲似已无力成为自由国度的家园。下述显见的观念却在美国获致了支配地位：人
应当可以从事其自己的事业，国家当就其行为对上帝负责（当然，这些观念早已存在于
那些孤寂的思想者的心中，并隐含于诸多拉丁文献之中）；此后这些观念在“人权”
（the Rights of Man）的旗帜下，像征服者一样风扫它们注定要变革的世界各地。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1．“在1767年，亦即当现代化的英国议会——它至今信奉无限的且不可限制的议
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原则——发表宣言称议会之多数可以通过或批
准任何它认为适宜的法律的时候，这个宣言在其各殖民地遭到了极为狂热的反对。麻省
的James Otis和Sain Adams，弗吉尼亚的Patrick Henry以及其他沿海殖民地的领袖人
物都愤怒地大呼‘叛逆’！‘我们仍要大宪章’！他们坚持认为，英国议会所宣称的这
种原则摧毁了他们的英国先辈曾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亦扼杀了英国的圣贤及爱国志士
为之献身的那种美好的盎格鲁萨克逊式自由的品格”。据此，现代美国追求“多数无限
权力”（unlimited power of them majorty）的一位热情倡导者认为，这场论战启动
了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则引发了确保个人自由的新的努力。
这场运动在初始时所依据的完全是英国人的传统的自由观念。埃得蒙·伯克和其他
支持殖民地人民的英国人，不仅将殖民地人民视作“献身于自由的人，而且更视作是献
身于那种立基于英国人观念及英国人原则的自由的人”；当然不只是他们这样认为，即
使是殖民地人民自己长期以来也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所捍卫的乃是
1688年辉格革命的诸原则；而且“由于辉格政治家推崇华盛顿（Washington）将军，欣
喜于美国一直处于抵抗之中并执著地要求对美国的独立予以承认”，所以殖民地人民也
推崇支持他们的William Pitt和辉格政治家。
在英国，当议会赢得彻底的胜利以后，人们却似乎忘记了下述观念：即任何权力都
不应当是专断的以及一切权力都应当为更高级的法律（higher law）所限制。但是，殖
民地人民在当时却依旧坚奉这类观念，并在英国议会主张无限权力的时候转而用这些观
念来反对议会本身。他们所反对的不只是他们未能在英国议会中获得议席，而且更是该
议会对其权力所做的毫无限制的主张。由于殖民地的领袖人士将那种依更高级原则
（higher principles）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限制的原则适用于议会本身，所以那种进
一步发展自由政府之理想的创议在美国人那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美国人特别幸运，其他民族似乎都不及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领袖人士当中有不少是
深刻的政治哲学家。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新兴的国家在许多方面
仍极为落后，但是人们却能够说，“在政治科学领域中，美国处在第一流的地位。在这
方面，有六位美国人被认为可与最为优秀的欧洲人相伯仲，这些欧洲人包括斯密、
Turgot、穆勒及洪堡（Humboldt）”。更有进者，他们还一如前一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那
般通晓古典传统，而且对于英国思想家所提出的种种理念也可谓是了如指掌。

2．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与宗主国发生冲突的殖民地人民所提出的各种主张
和要求，所依据的完全是他们作为英国臣民视自己有资格享有的权利和特权。只是当他
们发现他们曾经坚定信奉的英国宪法诸原则已丧失了其实质意义而且也已不能为人们有
效地加以运用以抵抗英国议会的要求或主张的时候，他们才断言必须重新建构业已失去
的宪法基础。他们认为，这个基础性原则就是：一部“确定的宪法”（a fixed
constitution）乃是任何自由政府的必要基础，而且这样一部宪法还意味着有限政府
（limited government）。此外，他们还从自己的历史中熟悉了一些界定并限制政府权
力的成文文献，如《五月花协定》（Mayflower compact）及各种殖民地宪章
（colonial charters）。
殖民地人民的经验还使他们获知，任何配置和分配各项权力的宪法，都必须限制所
有权力机构的权力。尽管人们可以设想一部宪法只限于规定程序问题并只决定所有权力
的渊源问题，但是，他们绝不可能认为，那种仅规定某人或某机构所说者将成为法律的
文献就是“宪法”。殖民地的人民认为，一旦这样的文献将各种具体权力授予了不同的
权力机构，它也将限制它们的权力，这不仅是从其应予追求的目的或目标的角度来讲的，
而且也是从其应予适用的方法的角度来讲的。对于殖民地的人民而言，自由意味着政府
只应当有权采取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行动，从而任何人都不得拥有专断性权力。
宪法的观念也就这样与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的观念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了，在这里，代议机构的权力受到授予其特定权力的文献的严格限制。一切权
力来源于人民的原则，与其说是指代表必须经常重选，不如说是意指这样一个事实，即
人民——被组织成一个立宪的群体（a constitution-*** body）——拥有排他性权
利以决定代议立法机构（representative legislature）的权力。宪法因此而被认为是
对人民的保护，以抵抗一切专断性的行动，不论是立法机构所为，还是其他政府部门所
为。
以如此之方式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法，除了应当包括那些调整权力之渊源的规定以外，
还必须包含实际有效的实质性规则（substantive rules）。宪法还必须规定一般性原
则，以调整或支配被授权的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规法令。因此，宪法之理念所涉及的不
仅是权威或权力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authority or power），而且还涉
及到规则或法律的等级观（idea of hierarchy of rules or laws），在这里，那些拥
有较高等级的一般性规则或法律以及那些源出于较高权威机构的规则或法律，控制着那
些由被授权立法的机构所通过的较为具体的法律的内容。

3．一项更高级法律（a higher law）支配常规立法的观念，乃是一渊源极为深远
的观念。在18世纪，此一更高级的法律通常被认为是上帝之法（law of God）、或自然
法（law of Nature）、或理性法（law of Reason）。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那种主
张通过将更高级法变成书面文献的方式而使它成为明确易解、便于实施的观念，在当时
虽非一全新的观念，然却是由进行独立革命的美国殖民地人民最早付诸实施的。事实上，
各个殖民地在编纂这种较之常规的立法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更高级法律方面，已经做出了
初步的尝试。但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深刻影响的宪法模式，则是美国的联邦
宪法（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宪法与常规法律间的根本区别，类似于一般性法律与法院将它们适用于某个具体案
件之间的区别：一如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官要受制于一般性规则那般，立法机构在制定
具体法律时也必须受制于更为一般性的宪法诸原则。证明上述区别为正当的理由，也适
用于下述两种情形：一如司法审判只有在符合一般性法律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那
般，特定的法律也只有在符合更为一般性的原则的情形下才被认为是正当的。正如我们
要防止法官出于某个特定理由而侵犯法律那般，我们也要防止立法机构出于即时的或临
时的目的而侵损某些一般性原则。
我们对坚奉此一原则的必要性所依据的理由，已在上文做了讨论。正是追求即时性
目的的人，易于——或者说，由于他们智识的局限性，因而事实上必定会——违反那些
他们本希望看到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由于我们心智能力的局限，所以我们所追求
的即时性目的会始终笼罩着我们的视线，并趋向于使我们为了这些即时性目的而牺牲长
远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从个人行动还是从社会行动来讲，我们只有在进行具体决策时
服从一般性原则（而不论即时性的需求为何），方能够达致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或连续一
贯性。如果我们考虑总体的累积性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立法与其他任何人类活动
一样，都不能没有一些原则的指导。
立法机构，一如个人，如果发现必须明确否弃那些正式颁布的原则方能采取某些措
施以实现某个重要的即时性目的，则一定会对是否采取这些措施持较为谨慎的态度。违
背一项特定的债务或背弃一项允诺，与明确陈述这些契约或允诺在哪些一般性的条件下
可以被违背或背弃，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制定一部具有溯及力的法律以及通过法律授
予个人以特权或对个人强施惩罚，也与否弃那个规定永远不应当采取上述措施的原则的
做法，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立法机构为了实现某个伟大的目标而侵犯财产权或言论自
由，与它必须陈述这些权利可以被侵损的一般性条件，实是两个更不相同的问题，不可
混为一谈。
对立法机构的行动得以合法的那些条件加以陈述，很可能具有正面效用，即使是要
求立法机构本身对这些条件做出陈述，情况亦无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法官被要
求对其进行审判所依据的诸项原则做出陈述一般。但是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只
有另一个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有权修正这些基本原则，尤其此一机构的程序相当复
杂，从而允许人们有时间在整个程序的恰当阶段认清那个要求修正基本原则的特定目标
的重要性，那么显而易见，它将具有更多的正面效果。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一般意义
上讲，创建制宪会议或与此类似的机构的目的，乃在于规定最一般性的统治原则，因此
这类立宪机构被认为只具有此项权力，而不具有通过或颁布任何具体法律的权力。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使用的说法乃是“请求复审”（appeal from the people
drunk to the people sober），但此一说法只是强调了一个极为宽泛的问题的一个面
相，而且由于这个说法太过随意，故它极可能会遮蔽而非澄清其间所涉及的颇为重要的
问题。这里的问题并不只是一个提供时间以使情绪冷静下来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有时
也极为重要，而是须认识到人们的能力一般不足以明辨和把握某一特定措施所具有的一
切可能的效果，以及人们若要将他们的个别决定融入一连贯一致的整体之中，那么他们
就只有依赖于一般性的概括或原则，而别无他法。“人们考虑他们利益的最为有效的方
式，便是普遍且坚定地遵循法律规则的方式”。
众所周知的是，一种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要对人民的意志加以绝对的限制，而只是
要将即时的目标从属于或服从于长期的目标而已。实际上，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根据前此
的某个多数早已确立的一般性原则，对即时多数（temporary majority）为了实现特定
目标而购资运用的手段加以限制。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意味着人们之所以同意服从即时
多数对特定问题的意见，是以下述认识为基础的，即这一即时多数将服从一个代表性更
为广泛的机构先已确定的更具一般性的原则。
此种权力的分立所具有的深刻含义，远远超过了其表层意涵。它意味着对人们所具
有的审慎思考理性（deliberate reason）的能力之局限性的承认，而且主张对已获证
明的各项原则的依赖要优于对特定的解决方案的依赖；更有进者，它还意味着规则的等
级未必以明确陈述的宪法性法律（constitutional law）的规则为最高等级。与支配个
人心智的那些力量相同，有助于形成社会秩序的各种力量也是多层面的；甚至宪法也立
基于（或预设了）人们对一些更为基本的原则的根本同意，尽管这些原则可能从未得到
明确的表达，但是它们先于成文的基本法（writtern fundamental laws）以及对这种
基本法的同意而存在，而且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这种基本法以及对它的同意具有了可
能。我们绝不能因我们已学会了根据审慎的思考去制定法律的方法，从而就认为一切法
律都必须由我们根据审慎的思考进行制定。相反，人们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有能力制定
法律的社会，乃是因为他们早就享有一些共同的信念：正是这些共同的信念使他们有可
能展开讨论和彼此劝说，而且明确阐述的规则为了被人们承认为合法，亦须与这些共同
信念相符合。
依据上文所述，我们可以推知，任何人或任何群体在把他或他们所赞同的法律强制
适用于他人的方面，都不享有完全的自由。然而，对于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一种相反的看
法，它构成了霍布斯式的主权观念（Hobbesian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的基础
（而且法律实证主义也源出于此一观念）；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点实际上
出自于一种谬误的唯理主义；此种唯理主义居然认为理性是自主的且自决的，并且在根
本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理性的思想都活动于一理性不及的信念及制度的框架
（a non-rational framework of beliefs and institutions）之中。宪政
（constitutionalism）意味着一切权力都立基于下述认识，即必须根据为人们所共同
接受的原则行使权力，被授予权力的人士须经由选举产生，然而选举他们的理由乃是人
们认为他们极可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的所做所为成为“应当正确”的事
情。归根结蒂，宪政立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权力从终极上看终究不是一种物理事实
（a physical fact），而是一种使人们服从的观念状态（a state of opinion）。
只有那些煽动民心的政客才会认为，人民用长期决策和他们所信奉的一般性原则来
限制即时多数的权力的做法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这些限制权力的措施
在过去被认为是对人民的保护，使他们得以对抗那些他们必须赋予其权力的人，而且从
现在来看，它们也是人们在确定他们将生活于其间的秩序的一般特性时所能够依凭的唯
一手段。由于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接受了一般性的原则，所以他们在处理特定问题时就会
有所顾忌，甚至感到束手束脚，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制止使用那
些为多数成员所不希望被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措施，这些多数成员在变成少数时才能阻止
其他人采用这类措施。事实上，遵循长期原则，与只注重对特定问题所做的“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决定相比较，能使人们更好地控制政治秩序的一般性质。一个自由的社会
当然需要有限制政府权力的持久性手段，而不论即时的特定目标为何。新兴的美国所确
立的《联邦宪法》，绝对不只是一种对权力渊源的规定，而且还是一部保障自由的宪法
（a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亦即一部能够保护个人以反对一切专断性强制的宪
法。

4．从发表《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到制定《联邦宪法》
经过了十一个年头（即1776年至1787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十三个新独立的州对宪政
诸原则进行尝试的阶段。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些州各自颁布的宪法要比最终颁布的十三
州《邦联条款》（Constitution of the Union）更为明确地表现出了对政府一切权力
的限制在多大程度上是宪政的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从它们赋予个人权
利的不可侵犯的显著地位看出：这些权利规定或是被纳入各州的宪法性文献之中，或是
被确定为一独立的《权利法案》（Bills of Rights）。尽管这些规定当中有许多只是
对殖民地人民曾实际享有的权利的重述，或者说是对他们曾被认为始终应当享有的权利
的重述，而且尽管新规定的大多数权利也只是针对当时颇具争议的问题而仓促制定的，
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却都明确地表明了宪政对于美国人民的意义。此类规定不止一处预
先设定了那些最后促成《联邦宪法》得以诞生的大多数原则。其间最为重要的一项原则
便是，一如先于1780年麻州宪法而颁布的州《权利法案》所表述的那样，政府应当是
“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not of men）。
在这些《权利法案》中，最为著名者首推弗吉尼亚州的《权利法案》；这部《权利
法案》的起草和通过不仅早于《独立宣言》，而且它也是以英国及殖民地的先例
（precedents）为示范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他各州权利法案
的示范，而且也成了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The French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 and Citizens）的示范，而通过《法国人权宣言》，它在此后又成了欧
洲一切与此类似的权利文献的范本。从大体上来讲，美国各州于当时颁布的各项《权利
法案》以及它们的主要规定，已为当下的人们所熟知。然而，这些规定当中有一些规定，
虽是这些《权利法案》鲜有涉及的，但却值得我们在这里予以列举，例如，有四个州的
《权利法案》规定了禁止具有溯及力的法律，又例如有两个州的《权利法案》规定了
“禁止永占权和垄断权”（perpetuities and monopolies）。同样重要的是一些州的
宪法以明确且严格的文字规定了权力分立的原则——实际上，此一原则在被违反时要比
它在被遵守时更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因此也就更为重要。这些州宪法所具有的另外一个
较为普遍的特征便是对“自由政府的基本原则”的诉诸，尽管这点对于当今的人士来说
不过是修辞文饰而已，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却是极为重要的；就这一点而言，好几个州
的宪法都做了规定，而且它们都反复重申，“对基本原则的反复强调，乃是确保自由之
赐福的绝对的必要条件”。
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讲，上述极可称颂的原则在当时还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且
各州立法机构（state legislatures）也都很快倾向于像英国议会先前所为的那样主张
无限权力。事实情况也无疑如此，“根据大多数州所颁布的革命的宪法，立法机构的确
拥有了无限的权力，而行政机构则相应软弱无力。上述几乎所有的宪法性文献，都赋予
了立法机构以实际上并无限制的权力。在六个州的宪法中，竟然没有任何规定可以阻止
立法机构根据常规立法程序进行修宪”。即使有些州的宪法没有赋予立法机构这种无限
的权力，但这些州的立法机构也常常以专横的方法无视宪法的规定以及为这些宪法所旨
在保护的但却未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当然，要发展出制止这些滥用权力的明文规定的
保障手段，是需要时间的。十三州邦联（confederation）时期的主要教训就是：仅在
书面上规定宪法，而不同时提供明文规定的机构对之加以实施，这无异于纸上谈兵，从
而对现状的变革亦显然于事无补。

5．人们有时对美国制定宪法的事实大为称道，认为美国宪法乃是一设计（design）
的产物，是近代历史上一个民族深思熟虑建构的一种他们希望生活于其间的政府制度。
美国人自己也极为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独特性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的
确可以说他们受着唯理主义精神的指导，这种唯理主义精神即是一种追求审慎思考的建
构和实用主义的发展过程（pragmatic procedure）的欲图，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谓的
“法国传统”，而非“英国传统”。此一态度还常常因下述两种倾向得到了强化：一是
人们对传统的普遍怀疑，二是过度自傲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的结构完全出自于他们自
己的建构。尽管新的结构完全出自于美国人自己的建构这种说法，在美国宪法这一事例
中要比在许多其他相似的情形中更有道理，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观点在根本上仍是
错误的。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最终形成的政府架构与前此任何明确预测的结构之间存在
着多大差异？其结果又有多少是因为历史偶然所致，或者说其结果有多少是因为将继承
来的原则对一新情境的适用所致？《联邦宪法》所包含的种种新发现，既可能出于将传
统原则对特定问题的适用，亦可能只是作为被人们模糊认识到的一般性观念的结果而表
现出来的。
当联邦制宪会议（The Federal Convention）——被责成“使联邦宪法更适合于处
理联邦之紧急事务”——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时，联邦主义运动的领袖发现他们面
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每个人都承认邦联的权力尚不足够，因此必须加强；但在另
一方面，当时的主要关注点仍是限制邦联政府的权力，此外，力求改革的动机更是为了
制止各州立法机构僭取权力。美国独立以后头一个十年的经验表明，它只是在某种程度
上将其侧重点从提供保护以防专制政府的干预转移到了对一个有效的共同的政府
（common government）的创建。但是，头一个十年的经验发展亦为人们质疑各州立法
机构所主张的无限权力提供了新的根据。不过在当时，几乎没有人预见到：对上述第一
个问题的解决，也将为解答第二个问题提供答案；再者，将一些基本权力转交给联邦中
央政府掌握，而同时将其他的权力留给彼此独立的各州掌握，也同样能够有效地限制各
级政府的权力。显而易见，正是麦迪逊（Madison）“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对私人
权利提供充分保障的问题以及给美国中央政府提供足够权力的问题，最终乃是同一个问
题，因为一个强大的美国中央政府能够成为一种对抗各州立法机构所具有的膨胀特权的
平衡力量”。因此，这个重大的发现后来被阿克顿勋爵描述成，“在所有对民主的制衡
措施中，联邦制一直是最为有效的和最为适宜的措施……联邦制度限制并制约了主权性
权力（sovereign power），而它所依凭的方法一是对此权力进行分立，二是只赋予联
邦政府以某些界定明确的权利。联邦制度不仅是制约多数的唯一方法，而且也是限制全
体人民的权力的唯一方法；此外它还为创建第二院（a second chamber）提供了最强硬
的基础，而这种第二院的制度一直被认为是对每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的自由的根本保
障”。
然而，在不同的权力机构中进行分权，之所以始终能够减少其间任一机构所能行使
的权力，其原因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理解的。首先，彼此分立的权力机构会通过彼此的忌
妒而阻止对方僭越自己的权力；其次，更为重要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实施某些类型
的强制，需要对不同的权力予以共同的和协调一致的使用，或者要求对若干种手段加以
共同的和协调一致的运用，因此，如果这些手段操握在彼此分立的机构的手里而得不到
协调运用，那么任何机构都根本不可能实施上述类型的强制。就这一点而言，各种各样
的经济管制（economic control）措施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因为这些经济管制措
施只有在实施它们的权力机构也能控制跨越其管辖领域的人及货的运动时方能有效。如
果该权力机构只具有控制其域内事务的权力而不具有控制跨越其管辖领域之事务的权力，
那么它仅凭自身的有限权力，就不可能实施需要共同使用上述两项权力方能实施的政策。
因此，所谓联邦政府是一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乃是在一极为明确的意义
上讲的。
《美国联邦宪法》与此处讨论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乃是其保障个人权利的规定。
一开始决定不将一项《权利法案》纳入《美国联邦宪法》之中的各种理由，与后来说服
那些甚至一开始就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宪法的人士的种种理由，在美国宪法保障个
人权利的规定方面，具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一书中明确阐述了反对将《权利法案》
纳入美国宪法的理由，他指出，“将权利法案列入拟定的宪法之中，不仅毫无必要，甚
至还会造成危害。权利法案会对那些未授予政府的权力做出各种限制性规定；而正因为
如此，权利法案将为政府要求获得多于已授予的权力的主张提供貌似有理的借口。既然
政府无权处理那些事务，那么为何还要宣布不得处理它们呢？例如，既然未授权政府对
出版自由设定各种限制，那么为什么还要声明出版自由不应当受到限制呢？我并不认为
这样一种规定将授予政府以某种处理权；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它将为那些有意擅权的人
提供主张此项权力的貌似有理的借口。他们可能以似是而非的理由声称：宪法何能如此
荒谬，竟然会限制政府滥用未曾授予的权力，而关于不得限制出版自由的规定则提供了
一个明示，即其旨在授权政府得以制定有关此事的适当法规。这无疑是建构性权力论
（the doctrine of constructivepowers）者所能抓住的诸多把柄中的一个例证，而这
种结果则是那些鼓吹权利法案的人的盲目热情造成的”。
上述反对将《权利法案》纳入联邦宪法的基本理由因此在于：美国宪法旨在保护的
个人权利，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任何文献所能穷尽列举者，而且对某些个人权利的明确列
举，有可能被解释成未被列举的权利未得到宪法的保护。经验业已表明，人们完全有理
由担忧，任何《权利法案》都不可能充分陈述“一般性原则中所意指的”一切权利，
“而这些原则乃是我们的各种制度所共同奉享的”；而且人们也完全有理由担忧，即使
列举出某些权利，似乎也意味着其他一些权利未得到保护。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很快
认识到，在美国宪法必须授予政府的权力当中，一定有一些权力是可能被用来侵损个人
权利的，因此有必要对这类个人权利加以特殊的保护；而且，由于美国宪法在正文中已
经提及了这样一些需要特殊保护的个人权利，所以再增加制定一部载有更为详尽的权利
规定的法案则定会有助益而无弊害。稍后又有人指出，“权利法案极为重要，而且常常
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它得到运用，就无异于对人民实际赋予政府的各种权力的一种限制。
这是宗主国的诸项权利法案、殖民地宪章及法律中的诸项权利法案和各州宪法中的诸项
权利法案的真正根据之所在”，而且“权利法案也是对抗人民自己采取的非正义的和压
制性的行动的一项重要的保护措施”。
人们在当时就如此清楚认识到的危险，通过《联邦宪法》第九条修正案（the
Ninth Amendment）所谨慎规定的但书（proviso）而得到了防范，该但书规定，“本宪
法对一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对人民所保有的其他权利的否定或蔑视”——但是
此一规定所具有的意义，后来却被人们彻底遗忘了。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简略地论及《美国联邦宪法》的另一个特征，以免使人认为，
自由的倡导者对美国宪法所抱有的一以贯之的崇尚也必然可以扩展至此一方面，尤其是
将它视作同一个传统的产物。权力分立原则，使总统制的共和国（presidential
republic）得以形成，在此一制度中，行政首脑（即总统）直接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
因此他可以属于一个并非控制着立法机构的党派。此外，我们还将在下文中看到，对此
一安排赖以为基础的这个权力分立原则的解释，绝不是由它所服务的目的所要求的。对
行政机构的效率设置这样一种特殊的障碍，我们很难发现这样做的益处何在；而且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的其他优长之处，如果不与这个特征相结合，将
更加凸显出来。

6．如果我们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的目的主要在于制约各州立法机构，那么显而
易见的是，它就必须做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即以类似于适用其他法律的方式适用这些
制约性措施——例如通过法院的方式。一位认真仔细的法律史学家发现，“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一种如宪法性法律本身一样历史悠
久的安排；这即是说，没有司法审查，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对于这样一种观点，
人们并不会感到惊讶。相反，从导致设计成文宪法的运动的性质来看，如果有人对法院
拥有宣布法律违宪（unconstitutional）的权力的必要性加以质疑，倒是一定会令人大
惑不解。但是，无论如何，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认为，
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而且在联邦宪法被批准以后的讨论
中，这些宪法起草者亦以极为明确的论述捍卫了他们的这一观点；此后，经由美国最高
法院（the Supreme Court）所做的一项判决，司法审查原则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一项
法律。其实在此之前，各州法院就已经在关于州宪法的问题上适用了此项原则（甚至有
一些事例发生在《美国联邦宪法》批准之前），尽管没有一个州的宪法对此做出明确的
规定；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联邦法院在关涉联邦宪法的问题时也当具有与此相同的权力。
在“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Madison）一案中，马歇尔（Marshall）首席大法
官确立了此项原则；此外，他就此案审理所撰写的审判意见书也堪称大手笔，极为著名，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这篇文字总结归纳出了成文宪法的基本原理。
人们经常指出，在此一著名判决做出以后的五十四年中，最高法院并没有发现其他
机会重申此一权力。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首先，在此一期间，各州法院经常使用着与此
相同的权力；其次，尽管最高法院在这五十四年中未运用此一权力，但是只有在人们能
够指出最高法院在应当运用此一权力的场合而未对之加以运用时，方具有意义。再者，
毋庸置疑的是，正是在此一阶段中，司法审查赖以为基础的整个宪法理论得到了极为充
分的发展。在这一期间，在关于个人自由的法律保障方面，诞生了一大批观点独到、思
想深邃的作品，它们在自由发展史上应当具有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英国于17世纪和18
世纪所展开的关于自由的伟大论战。如果我们想对此做一更为充分的考察，那我们可以
说威尔逊（James Wilson）、马歇尔（John Marshall）、斯托里（Joseph Story）、
肯特（James Kent）和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等人的贡献值得我们仔细关注。但
是，后人对这些人的学说的反对，却多少有些遮蔽了这一代法学家对美国政治传统的进
化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仅能对此一阶段宪法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加以考察。人们渐渐认识到，
一个以权力分立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预设了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那些由立法机构颁布但
并不属于一般性规则的法律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这个时期的宪法讨论中发现，当时
的论者们不断提到“一般性法律的观念；所谓一般性法律，即是指那些根据深思熟虑而
制定的，不受任何情绪影响的，而且也不知道它们将适用于何人的法律”。也有很多讨
论涉及了与“一般性”律令相区别的“特别律令”（special acts）的不可欲性
（undesirability）。此外，大量的司法判决亦不断强调，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应当是
“一般性的公共法律（general public laws），它们对于处在相同境况下的每一个社
会成员都具有同等的约束力”。当时，人们在将上述一般性的法律与特别的法律之间的
差异纳入各州宪法的规定方面，也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直至最后，这一区别被视为
对立法权的主要限制之一。上述对一般性法律与特别法律的区别，与《美国联邦宪法》
明确禁止制定有溯及力的法律的规定（最高法院早期的判决主要限于刑事法律，这有些
难以解释）一起，共同阐明了宪法性规则（constitutional rules）的目的乃在于控制
实质性立法（substantive legislation）。

7．在19世纪中叶，当美国最高法院又一次发现了重申其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
（constitutionality）的权力的机会时，此一权力的存在已很难被质疑了。这个问题
毋宁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美国联邦宪法》或宪法性原则对立法施以的实质性限制的
性质为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法审判曾一度随意地诉诸“一切自由政府的根本性质”
和“文明的基本原则”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是，日复一日，随着人民主权的理想
（the ideal of popular sovereignty）在影响力上的增进，那些在先前反对明确列举
被保障的权利的人士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人们渐渐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即法院
绝不能“因为它们认为某项法律违背了那种被认为贯穿于《美国联邦宪法》的精神（但
却未能得到明确的表述）”而自由地“宣布它为无效”。宪法第九条修正案的意义被人
们遗忘了，而且似乎至此以后也一直被遗忘了。
这样，受制于《美国联邦宪法》的明文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于19世纪下半叶发现，
当他们审查议会立法权的合宪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处在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地位：尽
管他们认为，联邦宪法原本的意图便是要对这种立法权的运用施以防范和制约，但是困
难却在于联邦宪法对此又没有明文禁止。事实上，他们自己一开始就放弃了宪法第十四
条修正案所可能提供给他们的一项武器。该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州不得制定或强
制实施任何剥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此项
规定只生效了不到五年便经由最高法院自己的一项判决而使其失去了“实际效力”。然
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的后半部分，即“非经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得拒绝给予其管辖
范围内的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护”，则在此后获得了完全不曾预见的重要性。
此一修正案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只是明确重述了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早已
对州立法问题的规定以及若干州的宪法所做的类似的陈述。一般而言，美国最高法院早
先是根据毫无争议的“实施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law）的原初意义解释前一规定的。但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一方面，只有宪法
的明文规定才能证明最高法院宣布一项法律违宪为正当的观点，已成为一不可置疑的原
则；而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似乎背离了联邦宪法精神的立法；正是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最高法院抓住了上述“正当法律程序”那根救命稻草。并将这项程
序性规则（the procedural rule）解释成一项实质性规则（a substantive rule）。
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条款，是《美国联邦宪法）中
唯一涉及财产的正当程序的规定。因此，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经由最高法院在此一方面
的努力，这两条规定成了最高法院建构不仅涉及个人自由而且也涉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
控制［包括警察权（police power）和课税权的使用］的法律体系所赖以为据的基础。
上述历史发展进程虽说独特，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因偶然事件所致；它所导致的种
种结果，在当下的美国宪法性法律中引发了不少错综复杂的问题，但由于那些结果本身
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充分的一般性教训，所以我们也就毋需在这里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
的思考。毋庸置疑，几乎没有人会对这种业已出现的境况感到满意。根据这样一种极不
明确的权力，最高法院就必定会被导向去裁定立法机构运用其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
可欲，反而不去裁定一项特定法律的制定是否超越了《美国联邦宪法》赋予各级立法机
构的具体权力，亦不去裁定这一立法是否侵损了《美国联邦宪法》意图捍卫的一般性原
则（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在这里，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于实施权力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否
“合理”（reasonable）的问题，或者换言之，变成了一个关于某一特定情形的必要性
是否大到足以证明使用某些权力为正当的问题，尽管在其他一些情形中使用这些权力可
能是正当的。最高法院显然逾越了其正当的司法职能，并僭越了一些相当于立法权的权
力。而这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与舆论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种种冲突，而在这些冲突中，最
高法院的权威亦遭到了某种程度的侵损。

8．尽管行政机构与最高法院之间的斗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仍是他们所熟识
的当代史，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还是必须就它们间的斗争高潮进行讨论，因为从老罗斯福
执政时起，亦即从由老La Follette 领导的进步党所展开的反对最高法院运动（the
anti Court campaign）时起，此类冲突便构成了美国当代政治史中的持续性特征。
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行政机构之间爆发的冲突，一方面使最高法院从其较为极端的立
场上退却了下来，而另一方面则使人们对具有恒久重要意义的美国传统的根本原则做出
了重新肯定。
当现代最为严酷的经济萧条达到顶峰时，美国总统职位由一位在白芝浩（Walter
Bagehot）看来颇为杰出的人士所担当；白芝浩指出，“他是一位天才人物，操着极富
魅力的嗓音并运用平常的心态宣称和坚持，特殊的改革不仅本身便为一善举，而且是一
切事态中最善之举，并且还是所有其他善举之母”。而这位杰出的人士便是福兰克林·
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罗斯福深信他自己最为真切地知道当时美国的
需要之所在，所以他认为赋予民主政制所信任的人以无限的权力乃是危机时期民主政制
的功能，而不必顾及其他，即使这意味着“它据此会构造出一些新的权力工具，而当这
些工具落入某些人之手时，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危害”。
毋庸置疑，这种只要目的可欲就视实现这些目的的几乎所有手段为合法的态度，很
快就会导致行政首脑与最高法院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最高法院在半个多世纪中已经习惯
了对立法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 of legislation）进行裁定。的确，在最高
法院做出的一项最具影响力的判决中，亦即当最高法院无争议地推翻《国家复兴法》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Act）的时候，最高法院不仅使美国幸免于难，
未跌入因采用一种极不明智的措施而可能导致的灾难之中，而且也是在其所具有的宪法
性权利的范围内行事。但是自此以后，最高法院中微弱多数的保守法官却根据颇有疑问
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总统的措施无效，而这最终导致美国总统坚信，如要实施他
的措施，那么他的唯一机会就在于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或者变更最高法院的法官人选。
正是在那个被人们称之为“整顿最高法院法案”（Court Packing Bill）的问题上，行
政机构与最高法院间的斗争达到了顶点。然而，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的大选中却赢得了
前所未有的多数的支持而获连任，这种情形不仅充分巩固了总统的地位，而且还使他试
图就此放手与最高法院一搏；与此同时，大选的结果似乎也使最高法院认识到了罗斯福
总统的纲领得到了美国选民的广泛赞同。据此，美国最高法院改变策略，从其较为极端
的立场上退却下来，亦即不仅在某些核心问题上变更自己的态度，而且实际上不再将正
当法律程序条款用作对立法的实质性限制，这样，罗斯福总统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其采取
行动所应具有的最为强硬的理由。最后，罗斯福总统整顿最高法院的措施在参议院被彻
底挫败，尽管他所在的民主党在参议院拥有压倒的多数，亦无济于事：就在总统最受大
众拥戴之时，他的声望却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上述这段历史插曲就我们关于美国对法治下的自由理想所做的贡献的考察，给出了
恰当的结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主要应当归功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的报告对最高法院的传统角色所做的极为精辟的重述。囿于篇
幅，我们在这里只能摘引此一文献中最具特色的几段文字。此项报告对诸原则的陈述，
始于这样一个预设，即对美国宪政制度的维护，“要比即时地采用不论具有多大禆益的
立法更具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它宣称“要持续且恒久地维护与人治的政府
（government and rule by men）相区别的依法而治的政府（government and rule by
law），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只是在重申作为合众国宪法基础的那些原则”。该
项报告继续指出，“如果要求最高法院去迎合那些因政治上的缘故而引发的一时高涨的
情绪，那么最高法院最终必定会受制于一时的舆论压力，而这种舆论很可能会融入当时
的暴民情绪，并与一较为冷静的长远的考虑相违背……在处理与人权相关的自由政府这
类大问题时，人们可能只有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而不可能在伟大的政治家的著述和实
践中，发现关于自由政府的精深且恒久的哲学”。
立法机构对于限制其权力的最高法院表示出如此之高的敬意，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
事情。任何记得此一事件的美国人都会认为，立法机构的这一报告表达了绝大多数美国
人的情感。

9．美国在宪政方面的尝试成绩斐然，而且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成文宪法的存续有
它的一半时间长；但是，就它作为一种安排政府制度的新方法而言，它依旧还只是一项
试验，而且我们也决不能认为它已然穷尽了人类于此一领域中的所有智慧。美国宪法的
主要特征形成于人类理解宪法意义的早期阶段，而且美国人也极少运用修正权力
（amending power）以将习得的经验教训纳入成文文献之中，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讲，联
邦宪法的不成文部分要比其成文部分更具启发性。因此，无论如何，就本研究的宗旨而
言，构成联邦宪法基础的一般性原则要比它所具有的任何具体特征更重要。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美国业已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即立法机构须受一般性
规则的约束；立法机构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特定问题，这种方式就是它在此类情形
中适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形；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侵犯了一项迄至当
时一直为人们所遵循的原则（尽管它可能是一项从未得到明确阐述的原则），那么立法
机构就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且必须遵循一精心构设的程序，以确定人民的基本信念是否真
的发生了变化。司法审查对于变革而言，并不是一绝对的障碍，它对于变革所能起到的
最糟糕的作用也只是延缓变革的进程，并且促使立宪机构必须就争议中的原则做出舍弃
或重申的决定。
根据一般性原则而对政府追求即时性目的加以限制的惯例，在某种程度上讲，乃是
对背离原则的情形的一种预防措施。为了做到这一点，司法审查要求广泛运用某种类似
于公民表决权（referendum）的做法作为对它的补充，亦即诉诸于大多数人的意见以裁
定一般性原则的问题。再者，一个只能根据先行确立的长期的一般性原则而不能为了具
体且即时的目的而对个别公民施以强制的政府，也并不是与每一种经济秩序都相容合的。
如果强制只能依据一般性规则所规定的方式加以运用，那么政府就不可能承担某些任务。
因此，如果所谓“自由主义”在我们这里仍是指它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与行政部门斗
争时的意义（当时最高法院捍卫者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被当作少数的思想而遭受抨
击的），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剥离掉一切表层以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亦即‘法
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就这一意义而言，美国人民能够通过捍卫他们的联邦宪
法来捍卫自由。我们会在下文的讨论中发现，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运动
（liberal movement）经由美国范例的激励，亦渐渐地将确立宪政和法治视作其主要目
的。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与行政：“法治国”
如果一种并不明确的一般性幸福须由最高权力来判断并成为其目的，那么对于这种
最高权力又当如何施以明确的限制呢？人们是否应当视君王及皇亲国戚为人民的家长，
而不论他们可能变成暴君这样的危险有多大？

　　　　　　　　　　　　　　　　　　　　 G.H.von Berg

1．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在18世纪中叶以前都经历了约两百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absolute government），而这种统治无疑摧毁了自由的传统。尽管一些早期的观念
由自然法理论家承袭下来并得到了发扬，但是真正促使它们得以复兴的主要动力则来自
于英吉利海峡那一边。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伴随着新自由复兴运动的发展，欧洲大
陆的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情形，已迥异于美国在同一时期所遇到的情形，亦不同于英国
在一百年以前所面对的情形。
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所面对的这一新的因素，就是由君主专制制度建构起来的强
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行政机构（powerful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machinery），
亦即后来成为人民的主要统治者的一大批职业行政人员。这种科层机构（bureaucracy）
对人民的福利及需要的关注，远比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有限政府所能够做的或被期望做
的更多。因此，在新自由运动的早期阶段，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就不得不面对英国及
美国只在较晚时期方遇到的那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英国和美国是逐渐生发的，故在
当时亦不曾有什么机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讨论和研究。
这场反对专制权力的运动的大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法治。不只是那些解释英
国制度的学者——其核心人物首推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将法治确认为自由的
实质；甚至连卢梭（Rousseau）这样的学者也认为（尽管他的思想日后成了一个与此完
全不同并与之相反对的传统的主要渊源），“政治学中的大问题，我将之比作几何学上
将圆形变为方形这种为不可为的事情，亦即是要发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制形式
（a form of government）”。他所提出的那个使人既恨又喜的概念“公意”（或译
“一般意志”，general will），也促使他对法治观念做出了重要的阐述。法律之所以
是一般的，不只是在它是所有人的意志的意义上讲的，而且也是在法律目的上讲的：
“当我说法律的目的永远是一般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指，法律所考虑的永远只是全体的
臣民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或某一特定的行为。例如，一项法律完全可以
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道姓地将这些特权赋予某些人；法律可以将公民
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可以规定进入各等级的种种资格，但是它却绝不能指名道姓这个
人或那个人可以进入某个等级；法律也完全可以确立一种以世袭继承为基础的王朝政制
（a royal government with a hereditary succession），但是它却绝不能选定国王
或指定一王室家族；一言以蔽之，任何与特定个人相关的事务，都不属于立法权力的范
围”。

2．因此，1789年法国大革命赢得了普遍的欢迎，套用史家Michelet一句令人难忘
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实乃是“法律的降临”（ravenement de laloi）。稍后戴雪
（A.V.Dicey）又指出，“巴士底狱（Bastille）乃是权力不受法律控制的显见不争的
象征。它被攻陷的事实，则意味着，或者说真正地意味着，早已存在于英国的法治进入
了欧洲其他国家”。闻名于世的《法国人权及公民权宣言》（Deolaration des droits
del’homme et du citoven），不仅要求对个人权利进行保障，而且还主张权力分立原
则（这两项主张已构成了任何一部宪法的实质部分），显而易见，其目的乃在于确立严
格的法律统治（a strict reign of law）。早期的立宪努力，充满了艰难困苦，所以
其间的侧重点亦常常在于如何从学理上阐明法治这一基本观念。
不论这场大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导源于法治的理想，但它是否真正推进了法治的进程
仍属疑问。在法治理想获致胜利的同时，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的理想亦
赢得了胜利，而这一事实很快便使前者退至幕后。此外，随着革命的推进，很快又产生
了其他一些诉求，然而这些诉求却很难与法治的理想相协调。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任何
暴力革命都不可能增进对法律的尊重。A.Lafavette 可能也曾试图诉诸“法律的统治”
来对抗“大棒统治”（reign of the clubs），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只是一种徒劳而已。
“革命精神”的普遍影响，很可能在法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人的言论中得到了最为恰当
的表述；Portalis在将法国民法典草案呈交给立法机构时指出，“这种热情决意以激烈
的手段牺牲一切权利，以达成革命的目标；因此，它不承认任何其他考虑，所承认的只
是那种无从界定的且多变不定的国家利益需求至上的观念”。
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努力，原本旨在增进个人的权利，然而这个目的却流产了，导致
这个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乃是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这样一种信念：既然所有的权力最终已
被置于人民之手，故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也就变得不再必要了。当
时还有些人认为，民主的实现，会自动阻止对权力的专断使用。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
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热情期望的乃
是行政机构能够彻底地服务于他们的目标，而不太关注应当如何保护个人以对抗行政机
构的权力的问题。尽管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是受到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而爆发
的，但它却从未达致美国革命所实现的主要成就，亦即一部对立法权力施以限制的宪法。
再者，从法国大革命一开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就因现代社会主义先驱者
所提出的种种新的要求而受到了威胁，这是因为他们要求以事实上的平等（an egalite
de fait）取代只是法律上的那种平等（a mereegaliie de droit）。

3．法国大革命未触及的一个问题，亦即托克维尔所恰当指出的那个在法国大革命
以后数十年的变幻中纹丝未变的问题，就是行政机构的权力问题。的确，法国人在当时
亦接受了对权力分立原则的极端解释，然其目的却在于增强三个机构中的行政机构的权
力。当时，该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保护行政当局以对抗来自于法院的干涉，从而亦
就增强了而非限制了行政机构的权力。
继法国大革命以后而产生的拿破仑政权，必然更加关注如何增进行政机构的权力和
效率的问题，而较少关注对个人自由加以保障的问题。在此一发展趋势下，“法治下的
自由”，尽管在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这一短暂间隙期中再一次成为流行的口号，
但确实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共和国也曾想做出系统的努力去保护个人以对抗专
断的行政权力，但是在当时，甚至连这样的机会都极难获得。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
正是19世纪大部分时期法国所处的状况，致使“行政法”（administrative law）自此
以后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中一直身负恶名。
的确，在行政机构内部也渐渐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它日益承担起了限制行
政机构之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ry powers）的功能，而这就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Conseil d’Etat）。当初创设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目的，仅在于确保立法机构的意
图能得到忠实地贯彻，但是它在现时代却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一如盎格鲁萨克逊
的研究者在晚近惊奇地发现那般，即与当代英国公民所能获致的保护相比，法国最高行
政法院赋予了其公民更多的保护以对抗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行动。法国的上述发展引起
了许多关注，然而德国与此同时发生的类似发展进程却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德国，
君主专制政制的长期延续，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像法国人那样，对民主控制政府的自动
功效产生一种天真幼稚的盲信，以掩盖问题之真相。正因此一缘故，德国人对这些真实
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讨论，也因而产生了一个有关控制行政权力的精密理论，尽管该理论
对实际政治的影响为时甚短，但它却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法律思想。但是那些主要
为了反对这种德国式的法治观而发展起来的种种新的法律理论，自此以后却风行于整个
世界，然其结果却摧毁了法治；因此之故，我们在这里极有必要对之做一番较深的探究。

4．仅就普鲁士于19世纪所获得的名声而言，读者一定会很难想象：德国法治运动
的始端，竟起之于普鲁士。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18世纪的开明专制（enlightened
despotism）在普鲁士已具有了一种极为现代的形式——的确，就其所遵奉的法律原则
和行政原则而言，人们完全可以将其说成是一种自由的制度。弗里德利希二世
（Frederick II）视自己为国家的第一公仆，绝不是什么毫无意义的修辞。此一传统主
要源出于伟大的自然法理论家，当然也有一部分源自西方其他的思想，而在18世纪下半
叶又因受到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伦理学和法理学的影响而得到了很大程度
的强化。
德国论者在阐释那个趋向于法治国（Rechtsstaat）的运动时，通常都将康德的理
论视作其渊源。尽管这种做法很可能夸大了康德法律哲学的原创性，然而毋庸置疑，的
确是康德赋予了这些观念得以在德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形式。康德的主要贡献乃是他所提
出的道德规范的一般理论，该理论将法治原则变成了一种对一更具一般性的原则的特殊
运用。他所提出的极为著名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亦即这样
一种规则：人应当永远“只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认为是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事实上
乃是对构成法治基础的基本伦理观念之一般领域的扩展。一如法治那样，“绝对命令”
只提供了一个准则，特殊规则必须与该准则相符合方能被视为公正。如果这些规则是指
导自由的个人的，那么这些规则就必须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但是只有在强调所有这些
规则必须具有这些特性的时候，这种观念才会在为法律发展奠定基础方面被证明为具有
最重大的意义。
本书显然不可能就康德哲学对宪政发展的影响做一充分的讨论。我们在这里仅讨论
由青年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就“政府的职责及其范围”（The Sphere and
Duty of ***）所发表的极为重要的论著；该著作在阐释康德观点的时候，不仅
使“法律自由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legal freedom）这一为康德经常使用的
术语得以广为流传，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成了一种极端立场的范例；这就是说，他不
只是把国家所有的强制行动都限定在执行或实施先已颁布的一般性法律方面，而且还宣
称实施法律为国家唯一的合法职能。这种论述未必穷尽了个人自由的观念，因为个人自
由的观念还将讨论何谓国家所可能具有的其他非强制性职能这样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
日后那些主张法律国的人士之所以时常将康德式的法律自由与个人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观
念混为一谈，亦主要是受了洪堡的影响所致。

5．普鲁士于18世纪的诸项法律发展中，有两项成就在日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所
以我们必须对它们做较详尽的考察。第一项成就是弗里德利希二世通过他于1751年颁布
的民法典而有效发起的对一切法律进行“编纂”（codification）的运动；该项运动扩
展神速并获得了最为惊人的成就，即1800一1810年颁布的多部拿破仑法典（the
Napoleonic codes）。上述整个法律编纂运动必须被视作是欧洲大陆努力确立法治的最
为重要的方面之一，因为该项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大陆法治运动的一般特性及
其发展的方向，而这些发展，至少从理论上讲，已超越了普通法国家所达到的阶段。
当然，即使拥有制定得最为完备的法典，亦不可能确保获得法治所要求的那种确定
性；因此，它也绝不可能替代植根极深的传统。然而，此点却不应当掩盖下述这样一个
事实，即在法治的理想与判例法制度（a system of case law）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至
少是表面上的冲突。当然，在一业已确立的判例法制度中，法官实际造法的范围，可能
并没有其在一法典法制度（a system of codified law）下的造法范围大。但是，明确
承认司法和立法为法律的渊源（尽管这与构成英国传统之基础的进化理论相符合），却
仍趋向于混淆法律之制定与法律之适用之间的差异。普通法所具有的为人们极为称颂的
弹性（flexibility），在法治已成为一种为人们广为接受的政治理想的条件下，的确
颇有助于法治的进化，但是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维续自由所需要的警戒消失时，普通
法的这种弹性对于那些摧毁法治的种种趋势是否仍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呢？
对于法律编纂运动而言，至少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法律编纂运动的各种努
力促使人们对一些构成法治基础的一般性原则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最为重要的，乃
是对“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nullum crimen，nulla poena sine lege）的原
则做出了形式上的承认；该原则首先被纳入奥地利1787年的刑法典，并在它被纳入法国
《人权宣言》以后，又为欧洲大陆大多数国家的法典所规定。
然而，18世纪普鲁士在实现法治的方面所做出的最为独特的贡献，则在于对公共行
政（public administration）的控制。在法国，由于人们只是从字面上接受了权力分
立的理想，所以在实践中，行政行动在很大程度上逃脱了司法对它的控制，然而与此同
时，普鲁士的发展则循着相反的方向向前推进。我们可以说，深刻影响19世纪自由运动
的支配性理想，乃是应当使一切对公民财产或人身所施加的行政权力受制于司法审查。
在此一发展方向上的一项影响最为深远的试验——亦即1797年颁布的一部法律，它虽说
只适用于普鲁士东部新建各邦国，但却被视为一种应予普遍遵循的模式——甚至将行政
机构与公民之间的一切争议都置于普通法院的管辖之下。此项试验为此后八十年中关于
法治国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范例。

6．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法治国这一理论概念在19世纪早期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并
且与宪政理想一起成了新自由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然而对于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在德
国而没有发生在法国等地，论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一些论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德国
新自由主义运动开始之前，美国的先行范例在德国已得到了比它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妥
切的理解和认识，而另一些论者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德国的发展是在立宪君主制
（constitutional monarchy）的框架而非在一共和政制的框架之中展开的，所以它较
少受制于那种认为所有的问题都会因民主的实现而自动解决的幻想；然而不论是哪一种
原因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有一点却是不争的，即在德国，根据宪法限制政府的一切权
力，特别是根据法院可实施的法律限制一切行政活动，成了此一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目
标。
德国理论家在当时提出的许多论辩，所明确反对的便是那种为法国人在当时依然接
受的“行政管辖”（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的做法，亦即那种行政机构内部
的准司法机关（quasi-judicial bodies），这是因为这些准司法机关的主要目的在于
监督法律的执行而非保护个人的自由。德国南部的一个邦国的一位首席法官曾经指出，
“不论何时，只要发生有关私人权利是得到官方行动的良好维护还是遭其侵犯的问题，
该问题就必须由法院加以裁定”；这种观点此后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当法兰克福
1848年邦国议会试图起草一部适用于整个德意志邦联的宪法时，它在其间加入了这样一
个条款，该条款规定所有“行政机构的审判”（all administrative justice）（按当
时的理解）必须停止，而且一切侵犯私人权利的行为都应当由法院进行裁决。
然而，那种试图通过德意志各邦国实行立宪君主制来有效地实现法治理想的希望，
却很快破灭了。各邦国新制定的宪法在向法治发展的努力方面成就甚微，而且人们很快
发现，尽管“宪法业已确定，法治国也已宣称确立，但实际上警察国家（police state）
仍在继续。是谁在捍卫公法并保护以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基本权利呢？不是任何其他
人，而是那个力图扩展其活动领域的行政部门，尽管那些根本大法的原初目的是要对它
们进行抵制”。事实上，正是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普鲁士获得了警察国家的名声；亦正
是在这个时期，普鲁士议会各方不得不就法治国这一原则重新展开激烈的论战，并形成
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方案。在一段时间当中，行政措施的合法性问题须由普通法院裁
定的理想仍为人们所接受，至少在德国北部是如此。这一在日后被通称为“司法主义”
（justicialism）的法治国观念，很快为一个不同的观念所取代，其主要的倡导者乃是
专门研究英国行政制度的学者戈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

7．人们之所以认为普通管辖（ordinary jurisdiction）应当与对行政行动的司法
控制（judici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相区别，乃基于两个理由。尽
管这两种考虑都有助于最终在德国确立行政法院体系而且也时常被人们混同为一个问题，
但是它们却旨在实现颇为不同的、甚至是不相容的目的，因此必须加以明确分辨。
一种论辩认为，解决各种因行政措施的合法性争议而引起的问题，既要求有一种关
于各部门法的知识，又需要一种关于事实的知识，否则很难得到解决；然而，人们却很
难期望那些主要接受私法或刑法训练的普通法官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知识。这是一个强
有力的且很可能是一颇具结论性的论辩，但是这种论辩只能强化原本就存在于分别审理
私法问题、商法问题、刑法问题的法院之间的分立，却无力支持裁定私法争议的法院与
裁定行政争议的法院之间的分立。然而，只有使行政法院在这种意义上与普通法院相分
离，它才能与后者一样独立于政府，才能只关注于法律的实施，亦即关注于对先行存在
的规则的适用。
然而，人们亦可以根据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认为独立的行政法院是必要的，这个理
由就是关于一行政措施的合法性争议不能仅当作一纯粹的法律问题加以裁定，因为这类
争议始终都涉及到政府政策或权宜之策的问题。据此一理由而确立的行政法院，须始终
关注于当届政府的目标，从而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这种法院必须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
而且还必须受制于至少来自行政首脑的指导。这种法院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保护个人以
对抗政府机构对其私人领域的侵犯，而主要是在于确使个人不与现行政府的意图和政令
相违背。它们乃是一种确使政府的隶属机构执行政府意志（包括立法机构的意志）的工
具，而不是一种保护个人的手段。
只有在指导和限制行政行动方面业已存在着详尽的法律规则的情形下，我们方能对
上述任务的区别做出精准明确的界定。如果行政法院创建的时候，这类规则的制定还只
是一个尚待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考虑的任务，那么上述区别就一定很难界定。在这样一
种境况中，行政法院的必要任务之一便是将当时仅属行政部门的内部规则规定为法律规
范；而且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这种法院亦将发现很难区分那些具有一般性质的内部规
则与那些只反映当下政策之具体目标的规则。
这恰是德国在19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所存在的境况：德国人民在种种努力以后，终
于将那个为人们长期珍视的法治国理想付诸实施了。但需要强调的是，最终击败那个为
人们长期主张的“司法主义”论点的，乃是这样一种观点，即把处理行政措施之合法性
争议所引起的复杂问题的任务；委之于那些并未受过此方面专门训练的普通法官，显然
是不可行的。结果；德国人终于创建起了分立的新型的行政法院，其意在成为完全独立
的法院，只关注法律的问题；而且人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行政法院能够承担起
对一切行政行动实行严格司法控制的职责。因此，对于那些构设此一体系的人来讲（特
别是对于此一体系的主要建构者戈奈斯特教授而言），而且对于此后的大多数德国行政
法专家来讲，独立的行政法院体系的创建，实乃建设法治国的登峰造极之成就，亦即法
治的明确实现。到此后的事实表明，此一体系仍存在着许多漏洞，而且还为那些实际上
属于专断的行政裁定开了诸多方便之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漏洞只被视作微不足
道且暂时的缺陷，甚至还被认为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缺陷。这些人认为，如
果欲使行政机构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在制定出调整其行动的明确规则以前的这段时间中，
就必须赋予它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尽管从组织上讲，独立行政法院的确立似乎是旨在确保法治而进行制度安排
的最后阶段，但是最为艰巨的任务却仍在未来。如果想使一个位于牢固确立的科层机构
之上的司法控制机构发挥有效作用，那么其必要条件就在于必须按照过去认识整个体系
的一贯精神去制定规则。然而，事实上，正当人们建成旨在服务于法治理想的结构的时
候，却碰巧亦是社会放弃这种理想的时候。这就是说，正当人们开始采用行政法院这种
新手段的时候，知识趋向却开始了重大的反向运动；以法治国作为其主要目标的自由主
义诸观念，也被放弃了。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正当行政法院体系在德意志诸邦国
完成了最后建构（在法国亦然）的时候，趋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新运动也开
始聚集起了其自身的力量。行政法院这一新制度的原本目的，是要通过渐渐以立法的方
式制约仍为行政机构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有限政府的理念，但是结果，在各种新
运动的推动下，人们却已不再愿意实现有限政府的理想了。的确，当时的种种发展趋势
不断地扩大着上述新创建的行政法院体系中的那些漏洞，而其方式就是明确规定政府为
履行新任务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权可免受司法审查。
因此，事实证明，德国人的成就在理论方面远较其在实践方面更重要，但是即使如
此，其在实践层面的重要意义也绝不应当低估。德国人乃是自由大潮在退潮之前席卷的
最后一个民族。然而，他们可谓是自由大潮席卷诸国中对西方的各种经验做出最系统的
探究和理解的民族，他们经由思考而总结出了西方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据此试图解决
现代行政国家中的种种现实问题。他们所提出的“法治国”的观念，乃是传统法治理想
的直接结果，在法治国的构设中，所应限制的主要机构是精心建立的行政机关，而不是
君主或立法机构。尽管他们所提出的新观念还未牢固扎根，但是这些新观念在某些方面
却可以说反映了持续发展的最终阶段，而且与许多旧有的制度相比较，它们或许更适应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今天，专职行政人员的权力已成为个人自由的主要威胁，所
以德国人提出的旨在制约行政人员的种种制度便值得我们做更为详尽的探究，然而它们
在过去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8．德国的各项发展之所以未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无疑有许多原因，但其中之一
乃是在19世纪末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一种极为普遍的情况是
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紧张。从理论上来讲，法治的理想早已得到公认；再者，尽管法治理
想于制度层面的一项重要发展——行政法院——的作用仍属有限，但对于解决新的问题
来讲却依旧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一试图拓展出种种新的可
能性的短暂试验的过程中，旧有境况中的一些特性毕竟没有完全消除；此外，欧洲大陆
趋向于福利国家的发展也远远早于英美，而这种发展又致使德国很快引入了一些与法治
的理想极难相容的新特征。
“此发展的结果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当时欧洲大陆与盎格鲁萨克逊
等国的政治结构虽说已经极为相似，但是观察法国或德国日常实践的英国人或美国人，
却仍旧认为德法的境况与法治相距甚远。就举一个常被引证的例子来讲，伦敦与柏林警
察的权力及行事方式之间的差异，一如过去一般，仍旧很大。尽管与欧洲大陆先前的发
展颇为相似的种种迹象也开始出现在西方诸国，但是，一个敏锐的美国观察家却仍能够
描述出欧洲大陆与西方在19世纪末期的基本差异：“的确，在某些情形中，（甚至在英
国），（地方）部门的官员是根据制定法而享有制定行政管理规则的权力的。（大不列
颠的）地方政府部门（Local *** Board）与美国的卫生部门就是这种做法的范
例；但是这些情形在西方诸国只是例外，而且大多数盎格鲁萨克逊人认为，这种权力就
其性质而言定属专断，因此除绝对必要的情况以外），不得行使”。正是在此一氛围中，
英国学者戴雪（A.V.Dicey）在其所著的一部现已成为经典的论著中，重述了传统的法
治观念；他的这一重述构成了他全书讨论的基础，亦构成了他评判欧洲大陆情形的判准。
然而，他所描绘的欧洲大陆的图景却多少有些误导。戴雪的重述始于法治只是以一种相
当不完善的方式为欧洲大陆各国所接受这样一个已被公认且无可否认的论辩，并且认为
这种现象是与下述事实相关联的，即行政强制（administrative coercion）仍在很大
程度上免受司法审查的制约；基于上述前提，戴雪将普通法院（ordinary courts）审
查行政措施的可能性确立为他的主要判准。从他的论述来看，他似乎只知道法国的行政
司法制度（即使对此他所知亦不完全），而对德国的种种发展实际上却属无知。就法国
行政司法制度而言，他所做的严厉的批判在那个时候多少是有点道理的，尽管在当时，
法国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也已开创了一项新的发展趋向，一如一位现代的观
察家所指出的，这项发展“迟早会成功地将行政机关的一切自由裁量权纳入……司法控
制的范围之中”。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戴雪的严厉批判却绝不能适用于德国行政法
院的原则；这些法院不仅一开始就是作为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以建立的，而且其目的也在
于保障戴雪极其热衷于捍卫的那种法治。
毋庸讳言，在1885年亦即戴雪先生发表其著名的《英宪精义》（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一书的那个年头，
德国的行政法院刚刚开始形成，而法国行政司法制度也只是在此前不久方定型而已。然
而，戴雪的“根本错误”却导致了最为不幸的后果，而且他的这种错误“太过根本，以
致于人们很难理解或原谅这种错误会发生在像他这样一位如此著名的学者身上”。正是
戴雪所造成的这一误导，致使“分立的行政法院”的观念——甚至“行政法”这一术语
——渐渐在英国（在相对较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在美国）被视作是对法治的否定。因此，
戴雪为维护他所理解的法治而做的努力，实际上使他关闭了发展法治的大门，而这种发
展本来是有可能为维护此种法治提供最好机会的。当然，他不可能有力量阻止盎格鲁萨
克逊世界发展出类似于欧洲大陆的行政机器，但是他却在阻碍或延缓那些能将新的官僚
机构置于有效控制之下的制度的发展方面，起了诸多负面作用。

第十四章　个人自由的保障
就因这个微小的漏洞，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

　　　　　　　　　　　　　　　　　　　　 塞尔登（John Selden）

1．经过先前章节的讨论，本章的任务便在于努力将各种历史趋向汇总在一起加以
分析，并系统地指出法治下的自由（liberty under the law）的基本条件。人类从长
期且困苦的经验中习得，自由的法律（the law of liberty）必须具有某些属性。那么
它有哪些属性呢？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
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
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法治是这样一种原则，它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亦即关注具体法
律所应当拥有的一般属性。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原则非常重要，乃是因为在今天，人们
时常把政府的一切行动只须具有形式合法性（legality）的要求误作为法治。当然，法
治也完全以形式合法性为前提，但仅此并不能含括法治的全部意义：如果一项法律赋予
政府以按其意志行事的无限权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所有行动在形式上就都
是合法的，但是这一定不是法治原则下的合法。因此，法治的含义也不止于宪政，因为
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一定的原则。
从法治乃是对一切立法的限制这个事实出发，其逻辑结果便是，法治本身是一种绝
不同于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那种意义上的法。无疑，宪法性规定（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可以使侵犯法治变得更加困难，也可能有助于阻止普通立法对法治的非故
意侵犯。但是，最高立法者（the ultimate legislator）绝不可能用法律来限制他自
己的权力，这是因为他随时可以废除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法治（the rule of law）因
此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a rule of the law），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
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原则”（a meta-legal doctrine，亦可转译为“超法
律原则”）或一种政治理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法治只在立法者认为受其约束的时候
才是有效的。在民主制度中，这意味着除非法治业已构成了此社会共同体之道德传统的
一部分（亦即那种为多数所信奉且毫无疑问地接受的共同理想），否则它就不会普遍有
效。
正是这一事实使得对法治原则的持续抨击成了一种极为不祥的征兆。更有进者，对
法治原则的诸多运用，乃是我们能希望极力趋近但却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理想，所以
种种对法治原则的抨击所具有的危险也就更大了。如果法治的理想成了公共意见
（public opinion）中的坚实要素，那么立法及司法就将越来越趋近于此一理想。但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法治的理想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行的、甚至是一种不可欲的理想，
而且人们亦不再去努力实现此一理想，那么这一理想就会迅速地化为乌有。在法治理想
缺失的境况中，社会将很快堕入专断暴政的状态，而这正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过去两三代
的时间中所持续遭遇的威胁。
当然，牢记以下这点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即法治所限制的只是政府的强制性活
动，在我们看来，政府的活动远非只是强制性活动，即使为了实施法律，政府也要求拥
有它所能够管理的人力及物质资源的机构。此外，还存在着一些只属于政府活动的领域，
例如对外政策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通常不会发生强制公民的问题。我们拟在后文中讨
论政府的强制性活动与非强制性活动之间的区别。而就我们此处的讨论言，重要的是指
出：法治只关注政府的强制性活动。
政府所能运用的主要的强制性手段乃是惩罚。根据法治，政府只能当个人违反某一
业已颁布的一般性规则时，才能侵入他原受保护的私人领域，以作为对他的惩罚。“法
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的原则，因此是法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结果。但是，此一原
则的陈述初看上去虽似明确，然而如果我们追问此一原则中“法”（law）的确切的含
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陈述还有着一大堆难题尚待解决。当然，如果这个
“法”只规定不论谁违背了某个官员的命令，他就将受到特定方式的惩罚，那么“法无
明文规定不为罪不惩罚”的原则就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纵使在最为
自由的国度，法律也常常会规定这类强制性的惩罚行动。显而易见，一个人可以在某些
特定情形中（如他不服从警察的命令）“实施公害”、“侵扰公共秩序”或“阻碍警察
执行公务”而不遭受一定的惩罚，这样的国家很可能从未存在过。因此，如果我们不对
那些综合起来方使法治成为可能的全部原则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充分理解法
治原则中的这个核心原则。

2．我们在前文中业已指出，法治的理想以人们对法之含义有着一种明确的界说为
前提，而且并非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每一项法规都是此一意义上的法。就当下的情形而言，
立法机构以适当形式赞成通过的任何文献，都被称之为“法”。但是，在这些仅具有该
词形式意义的法律中，只有一些法律——就今天来看，通常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法律——
是调整私人间关系或私人与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性”法律［substantive（Or
“material”）Laws］。绝大部分这类所谓的“法律”，毋宁是国家对其官员所发布的
指令，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他们领导政府机关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可以运用的手段。然而，
在当今的各个国家，规定这类手段之运用方式的规则和制定一般公民必须遵守的规则，
都属于同一个立法机构的任务。这虽说是一种久已确立的惯例，但毕竟不是一种必然的
事态。据此，我不能不设问，防止混淆上述两类规则是否就不可能是一可欲之举？对此，
我们所主张的解决方式是，一方面将制定一般性规则的任务和向行政机构发布命令的任
务分别委之于两个独立的代议机构，而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做出的决定都置于独立的司法
审查之下，使它们彼此都不跨越各自的范围。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希望这两类决定都能
按照民主的方式加以制定，但是这未必意味着它们应当由同一机构进行制定。
然而，当下的制度性安排则倾向于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政府必须管理或运用
其所拥有的手段（包括被雇来执行其指令的人所提供的服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
也应当同样支配公民私人的活动。区别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判准乃是，
在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个人都拥有一个明确区别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确获
承认的私域，而且在此一私域中，个人不能被政府或他人差来差去，而只能被期望服从
那些平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在过去，自由者可以夸耀地说，只要他们处在众所周知
的法律范围内，他们的行动就可以不需要征求任何他人的许可或服从任何他人的命令。
然而当下的我们是否还能够做这样的宣称，已属疑问。
一般且抽象的规则，乃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一如我们所见，这些规则在本质上乃
是长期性的措施，指涉的也是未知的情形，而不指涉任何特定的人、地点和物。这种法
律的效力必须是前涉性的（prospective），而绝不能是溯及既往的。法律应当具有这
种特性乃是一项原则，而且已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尽管它并不总是以法律形
式表现出来的；这便是那些元法律规则的范例：欲使法治维续效力，就必须遵守这类元
法律规则。

3．真正的法律所必须具有的第二个主要属性乃是，它们应当是公知的且确定的。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the law），对于一自由社
会得以有效且顺利地运行来讲，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就西方的繁荣而言，可能没
有任何一个因素比西方普行的法律的相对稳定性所做出的贡献更大。的确，法律的完全
确定性，也只是一个我们须努力趋近但却永不可能彻底达到的理想，然而这一事实并不
能减损法律确定性对西方繁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贬低法律在
事实上所达到的确定性的程度，已成了当下的时尚；而那些主要关注诉讼的律师之所以
倾向于持这种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处理的案件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
但是，法律确定性的程度却不能够根据这些案件的结果加以评断，而必须根据那些并不
导致诉讼的争议来判断，这是因为从符合法律的角度来考察，其结果实际上是确定的。
正是这些绝不会诉诸于法院的纠纷，而不是那些诉之于法院的案件，才是评估法律确定
性的尺度。现代夸大法律不确定性的趋势，乃是反法治运动的一个部分。关于这一点，
我们将在下文中予以考察。
此处的关键要点在于法院的判决是能够被预见的，而不在于所有决定这些判决的规
则是能够用文字表述的。坚持法院的行动应当符合先行存在的规则，并不是主张所有这
些规则都应当是明确详述的，亦即它们应当预先就一一用文字规定下来。实际上，坚持
主张后者，乃是对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的追求。有些“规则”永远不可能被赋予明确
的形式。许多这类规则之所以为人们所承认，只是因为它们会导向一贯的且可预见的判
决，而且也将被它们所指导的人视作一种“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表达。从
心理学的角度看，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当然不是由明确的三段论
（syllogisms）构成的，而且其大前提也常常是不明确的。结论所依据的许多一般性原
则只是隐含于明确阐明的法律体系之中，且须由法院去发现。然而，这并不是法律推理
所具有的特殊现象，因为我们所做出的各种一般性概括，很可能都依据于那些仍不为我
们明确知道但却支配着我们思维活动的更高的一般性概括。尽管我们会努力不懈地去发
现那些构成我们决策依据的更为一般性的原则，但从这种工作的性质来讲，它极可能是
一个永不可能完成的无尽的过程。

4．真正的法律的第三个要件乃是平等（equality）。它与上述属性具有同等的重
要性，但在界定方面却要比它们困难。任何法律都应当平等地适用于人人，其含义远不
止于我们在上文所界定的法律应当具有的一般性的含义。一项法律可能只指涉相关的人
的形式特征，因而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着充分的一般性，然而它却仍可以对不同阶层的
人做出不同的规定。显而易见，即使在具有完全责任能力的公民中，进行这样的类分也
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抽象意义上进行的这些类分，始终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即经
选择而确立起来的类或阶层事实上只是由人们所知的特定的一些人甚或单个人构成的。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人们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诸多切实的努力，但迄今为止人们
尚未发现一个能完全令人满意的标准，亦即那种能告知我们何种类分是与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相符合的标准。一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宣称法律不得确立不相关的类分
标准的说法，或者那种宣称法律不得根据与此一法律的目的毫无干系的理由将人做差别
对待的说法，无异于对实质问题的回避。
虽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诸理想之一，它能指示方向但却不能完全确定目标，从
而也始终是我们的能力所不及者，但是这一理想却不会因此而丧失它的重要意义。我们
在上文已经论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必须满足的一个要件，亦即是说这种界分的
合法性必须得到经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某一群体中的人与此一群体之外的人的共同承认。
我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能够预见到一部法律影响特定人的方式，这一点在实践中极为重
要。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乃旨在平等地改善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机会，它与
那种以人们可预见的方式致使特定的人受损或获益的做法都是极不相容的。
人们有时指出，法治之法（the law of the rule of law），除了具有一般性和平
等性以外，还必须是正义的。尽管毋庸置疑的是，法治之法若要有效，须被大多数人承
认为是正义的，但颇有疑问的是，我们除了一般性及平等性以外是否还拥有其他的正义
形式标准——除非我们能够判断法律是否与更具一般性的规则相符合：这些更具一般性
的规则虽可能是不成文的，但是只要它们得到了明确的阐释，就会为人们普遍接受。然
而，就法治之法符合自由之治（a reign of freedom）而言，除了法律的一般性和平等
性以外，我们对于仅限于调整不同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干涉个人的纯粹私性问题的法律
实没有其他判准。诚然，这样“一种法律可能是恶法（bad law）或不正义的法，但是
这种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的及抽象的特性，可以将这种危险减至最小。这种法律所具有的
保护特性，亦即其存在的唯一理由，当可以从其一般性中发现”。
人们之所以常常认识不到一般的和平等的法律可以为个人自由提供最为有效的保护，
以抵抗来自于外部的侵犯，主要是因为人们习惯于默认国家及其代理人可以免受这些法
律的管辖，或习惯于认定政府拥有权力赋予个人以豁免权。法治的理想，既要求国家对
他人实施法律——此乃国家唯一的垄断权——亦要求国家根据同一法律行事，从而国家
与任何私人一样都受着同样的限制。正是所有的规则都平等地适用于人人（也包括统治
者在内）这一事实，才使得压制性规则（oppressive rules）不可能得到采用。

5．除非制定新的一般性规则和将它们适用于具体案件这两项职能分别由不同的人
或机构予以实施，否则想有效地分立这两项职能实为人力所不可能及者。因此，在权力
分立原则中，至少这一部分必须被视作是法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制定规则时，我们
不能考虑具体的情形，同样，审判具体案件时，我们也不能依据任何其他原则，而只能
依据一般性规则——尽管此种规则有可能尚未得到明确的规定，从而不得不有待法官去
发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并不考虑任何政府即时性目的的独立法官在。这里的关
键之点在于，在决定是否应当于一特定情形中使用强制之前，立法与司法这两项职能必
须分别由两个独立而协调的机构加以执行。
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在严格执行法治的境况下，行政是否应当被视作一种如此
意义上的独特且分立的权力，而与立法及司法两权平等地进行协调。当然，在一些领域
中，行政机构必须有自由根据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然而，在法治之下，行政机
构可以在某些领域自由行事的事实，绝不意味着它可以对公民行使强制性权力。权力分
立原则绝不能被解释成：当行政机构对待私人公民时，它可以始终不受由立法机构制定
的并由独立的法院适用的规则的制约。我们必须指出，对这样一种权力的主张，无异于
对法治的反动。尽管在任何可行有效的制度中，毋庸置疑的是，行政机构必须享有一些
为独立法院所不能控制的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当中显然不包括“支配个人和财产的行
政权力”。法治要求，行政机构在采取强制性行动时，应当受下述规则约束，这些规则
不仅规定了它可以使用强制的时间和场合，而且还规定了它可以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方式
方法。能够确使这种做法得到保障的唯一方式就是，使所有这类强制性行动都受制于司
法审查。
约束行政机构的规则是否应当由一般的立法机构来制定，抑或此一职能是否可以委
托于另一机构来实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政治手段的问题。这与法治原则并不直接相关，
但却与以民主的方式控制政府的问题相关。这是因为委托立法（delegation of
legislation）并不违背法治原则。显而易见，将制定这种规则的权力委托给地方立法
机构，如省级议会或市政会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无从反对的。甚至将这种权力
委托给某个非民选产生的权力机构，亦未必与法治相背离，只要这种权力机构在适用这
些规则之前就将它们公布于众，从而使人们也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要求该机构遵循这些规
则。现代社会在广泛使用委托立法的方面所存在的困境，并不在于它所委托的是一种制
定一般性规则的权力，而是在于行政机构实际上被赋予了一种毋需规则便可以行使强制
的权力，因为它不可能制定出那些将明确指导其行使强制性权力的一般性规则。通常所
谓的“立法权的委托”（delegation of law*** power），常常都不是制定规则权
的委托（delegation of the power to make rules）——这可能是非民主的或政治上
的不明智之举——而是赋予行政机构的决定以法律效力的权力的委托，所以这种具有法
律效力的决定，就像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一般，也必须毫无疑问地为法院所接受。

6．上文所述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亦即对行政自由裁
量权（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施以法律限制的问题；而这就是那个“微小的漏
洞”，如若处理不当，它将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迟早会丧失”。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一直因“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这一术语的意义含混不清而纷争不已。人们最初
使用这个术语时，是指法官解释法律的一种权力。但是，这种解释规则的权力，并不是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那种自由裁量权。法官的任务在于从整个有效的法律规则体系的
精神中，发现其间所蕴含的各种意义，或在必要的时候，将那种先前并未得到法院明确
陈述或先前并未得到立法者明确规定的原则当作一般性规则加以表述。尽管法官承担着
解释规则的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拥有那种遵循自己意志去追求特定且具体目标
的权力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关于这一要点，我们可见之于下述事实，即法官对法律的
解释，通常来讲，还必须受制于某一更高级法院的审查。判断一项判决是严格遵循了规
则，还是由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做出的，最好的判准很可能是看该项判决之实质部分是
否受制于另一个只通晓现行规则并了解该案事实的司法机构的审查。人们有可能对一项
特定的法律解释发生争议，有时甚至不可能达致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但是，这
并不能改变下述事实，即这种争议的解决必须诉诸于规则，而绝不能凭据意志之专断。
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也同样与我们所指的自由裁量权无关，它所关注的乃是
整个政府等级体系中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关系问题。从最高立法机构与各行政机关首脑
间的关系直至以次各层官僚组织，每一层面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即整个政府权力中的
哪一部分权力应当委托给一具体的机构或一具体的官员的问题。由于这种将特定任务分
派给特定机构的问题是根据法律决定的，所以个别机构有资格做何事的问题（亦即它被
允许实施哪一部分政府权力的问题），也常被认为与自由裁量权问题相关。事实表明，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必须受制于确定的规则；其次，在政府等级的每一个级
别上，上级机构也都必须赋予下级机构以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只要政府管理它自己的资
源，它就具有极为充分的理由要求享有与任何商业企业在相同情形中所会要求享有的同
样多的自由裁量权。一如戴雪所指出的，“政府在经营管理其自己的事务时，严格地讲，
也需要有行动的自由，恰如每个个人在运作其自己的计划时必须拥有行动自由那般”。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立法机构在限制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方面常常会表现得过于积极，
从而有可能阻碍行政机构的效率。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讲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科
层组织较之商业活动，应当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规则，这也很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行
政机构并不具有商务活动通过利润而确立的那种效率标准。
直接影响法治的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限制政府特定机构之权力的问题，
而是一个限制整个政府之权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整个行政范围的问题。任何人都不
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为了有效地运用它所拥有的手段或资源，就必须行使大量
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需要重申的是，在法治之下，私人公民及其财产并不是政府行政的
对象，也不是政府为了实现其目的而应加以运用的手段。因此，只是在行政干涉公民私
域的时候，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才与我们的讨论相关。法治原则实际上意味着，行政机构
在这方面不得享有任何自由裁量权。
的确，行政机构在法治下行事也常常不得不行使自由裁量权，正如法官在解释法律
时要行使自由裁量权一般。然而，这是一种能够且必须受到控制的自由裁量权，而控制
方式便是由一个独立的法院对行政机构经由这种自由裁量权而形成的决定的实质内容进
行审查。这意味着行政机构的决定必须能从法律的规则中推演出来，也必须能从法律所
指涉的和能为有关当事人所知道的境况中推论出来。这就意味着，政府所拥有的专门知
识、政府的即时性目的以及政府赋予不同的具体目标的特定价值（包括对不同的人所抱
有的不同看法），都不得影响其决定。
至此，读者如果想要理解自由在现代世界如何得以维续的问题，就还必须考虑法律
上的一个颇为微妙的方面，因为它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常常为人们所不理解。在所
有的文明国家中，都存在着这样的规定，即人们可以诉诸法院以对抗行政机构之裁定，
但这通常仅指这样一个问题：行政机构是否有权做它已经做出的裁定。然而，一如上文
所述，如果法律认为某个行政机构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合法的，那么法院对该机构的所
作所为也就毫无约束可言。法治的要求却是，法院应当有权决定行政机构所采取的特定
行动是否具有法律根据。换言之，在行政行动干涉个人私域的所有情形中，法院必须有
权决定某一特定行动是否属于越权行动，而且还必须有权决定该项行政决定的实质内容
是否符合有关法律的要求。只有当法院拥有这种权力的时候，行政自由裁量权才会被排
除。
法治的这个要求，显然不能适用于行政机构力图运用其所拥有的手段以达致特定结
果的行动。然而，私人公民及其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当成为由政府支配的手段；
这一点乃是法治的实质意义之所在。在强制只能根据一般性规则方得使用的场合，政府
所采取的每一特定的强制行动的正当性，就必须源出于这样一种一般性规则。为了确保
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这个机构只关注规则的问题而不考虑政府
的任何即时性目标，并且有权裁定另一个权力机构是否有权做它已做的事情，甚至还必
须有权裁定该权力机构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

7．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人们有时也从立法与政策间的区别的角度加以讨论。
如果政策这个术语能够得到确当的界定，那么我们就的确能够通过指出下述原则来表达
我们的主要观点，即强制只有在其符合一般性法律时，而不是在其作为一种实现现行政
策特定目标的手段时，才可以得到允许。然而，这样一种陈述方式，多少有些误导，因
为“政策”这一术语还可以做更广义的使用。从此一术语的广义来看，所有的立法都可
以被认为是政策。在这一意义上讲，立法乃是制定长期政策的主要手段；而所有适用法
律的行为也都是对一先已确定的政策的执行。
另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根源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法律自身的领域中，“公共政
策”（public policy）一术语通常都被用来指称某些为人们广为接受的一般性原则；
尽管这些原则通常都未被制定成规则，但是却被视作确认较为具体的规则之效力的原则。
当人们说法律的政策在于保护善意或诚信（good faith）。维护公共秩序（public
order）或不承认不道德的契约（contracts for immoral purposes）时，这里所指涉
的规则，并不是根据行为规则加以陈述的规则，而是根据政府的某个长远的目的而加以
陈述的规则。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其所被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必须如此行事，方能实现
它所设定的那个长远的目的。人们之所以在这些情形中使用“政策”这个术语，其原因
似乎是他们认为，具体规定某个应予实现的目的乃是与视法律为一抽象规则的观念相冲
突的。尽管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实际情况，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却不无危险。
当政策意指政府对具体的且因时变化的目标的追求时，它便与立法构成了鲜明的区
别。行政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正是对这种意义上的政策的执行。政府的任务就在于
调动和配置其所掌管的资源，以服务于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政府提供给公民的一切服
务，从国防到道路维护，从环境卫生保障到维持社区的治安，都属于这类任务。为了使
政府更好地履行这些任务，人们赋予了政府以一定的手段并允许它雇佣由它自己支付工
资的公务人员；此外，政府还必须始终一贯地就不断出现的紧急任务以及所应运用的手
段做出决定。职业行政人员关注这类任务的取向，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他们将其所能得到
的一切资源或手段都用来服务于他们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法
治保护私人公民以对抗行政机构侵入私域这种日益发展的取向，所以法治才在当下具有
了如此重要的意义。最后，这还意味着被委托执行这些特殊任务的机构，不能为了自己
的目的而运用任何最高权力（德国人称其为“Hoheitsrechte”，即“主权”），而只
能限于运用专门赋予它们的手段。

8．在自由的统治下，一切未被一般性法律所明确限制的行动，均属于个人的自由
领域。一如上文所述，人们发现，为了抵制行政权力机构的侵犯，保护某些较重要的私
人权利是极为必要的；然而人们也深感担忧，因为宪法对一些权利的明确列举，可能被
解释成只有这些权利才能享有宪法的专门保护。事实表明，这些担忧确有根据，绝非空
穴来风。然而从整体上讲，历史经验却似乎又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即任何权利法案虽
不可能穷尽所有应予保护的权利，但却对那些被认为易于受到侵损的某些权利提供了极
为重要的保护。在当下，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技术的发展不断对个
人自由制造着新的潜在威胁，所以人们绝不应当视任何保护权利的法案业已穷尽了一切
权利。在这个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时代，自由获致信息的问题，已不再是出版自由的问题
了。在这个药物或心理技术已能被用来控制人的行动的时代，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的问题，
也已不再是提供保护以抵制对人的肉体施以物理控制的问题了。当旅游者因其国家不同
意向他们签发护照而无法出国旅游时，行动自由或迁徙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
的问题也都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还只是刚刚跨入这样一个时代（即用技术控制心智的可能性迅速
增大而且那些初看上去对个人人身并无害处的支配力量将为政府控制的时代）的时候，
上述问题就具有了最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很可能还在于未来。
换言之，当权力机关为了自己的目的，能够通过在我们的饮用水中掺入一定的药物或通
过其他与之类似的方法，来鼓舞或压抑、刺激或固化全体民众的思想的时候，这样的日
子亦就不会太遥远了。如果欲使权利法案保有其意义，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权利法案的意图一定在于保护个人以反对一切对个人自由做出的重大侵犯，从而它
们必须被推定载有一条保护个人在过去实际上所享有的那些豁免权以对抗政府干预的一
般性条款。
最后，对某些基本权利从法律上做出的保障，只是宪政对个人自由所提供的一部分
保障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为反对从立法上侵犯自由的做法所能提供的保障，也不可能大
于宪法本身所能提供的保障。一如我们所见，它们所能防阻的只是那些草率的且不明智
的即时性立法行动，然却无力防阻最高立法者经由审慎思考而对权利进行的侵犯。能够
抵抗这种现象的唯一保障，就是公共舆论明确意识到这类危险的存在并对之保有高度的
警省。这类法律上的保护性规定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能使公众牢牢记住这些个
人权利的价值，而且还能够使这些权利成为民众即使未充分理解其意义亦会起而捍卫的
政治纲领的一部分。

9．我们在上文对个人自由诸种保障措施所做的讨论，可能会给读者留下这么一个
印象，即我们似乎将这些个人自由视作了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s）。
事实上，这些保障措施只是意指，社会的正常运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而且任何侵犯这
些权利的做法都要求有充分的特殊理由。然而，甚至连一个自由社会的最为基本的原则
有时候也不得不做出暂时的牺牲，例如，当（但也仅仅是当）长期维续自由已成为问题
的时候，比如说战争时期。关于政府在这类情形中运用这种非常时期的权力
（emergency powers）的必要性（以及防止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必要性），人们已经达成
了广泛一致的意见。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并不是那些通过中止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或宣布
戒严状态（a state of siege）以暂时取消某些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的必要
性问题，而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定权利偶尔因公共利益而须加以干预的某些条件。毋庸置
疑的是，甚至诸如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这样的基本权利，在“明显而急迫
的危险”状态中也可能不得不被剥夺，或者政府为了强制购买土地而不得不行使征用权
（the right of eminent domain），等等。但是，如果要维续法治，那么我们就必须
指出，首先，这类行动必须是由规则所界定的例外情形，从而对这些行动的证明就不能
立基于任何权力机关的专断性决定，而应当受制于独立的法院的审查；第二，还有必要
指出的是，绝不能使那些受这些行动影响的个人因他们所具有的合法期望受挫而遭到伤
害，而应当对他们因这种行动所蒙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
“无正当补偿便不能剥夺”（no expropriation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的
原则，在任何实行法治的地方都得到了承认。然而，人们并不总是能够认识到：这项原
则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the principl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law）的不可分
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这项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所在；但是更为重要的一项保
障措施则是，只有在公共收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
能允许对私域予以上述必要的干预。主张对损失进行完全补偿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对这
类侵犯私域的行动施以制约，并提供一种手段，以使人们能够确定某个特定目的是否已
重要到了足可以证明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对社会正常运行赖以为基础的原则进行破例为正
当。由于对政府行动所具有的常常是无形的助益进行评估甚为困难，又由于专职行政人
员明显倾向于高估即时性特定目的的重要性，所以采取下述做法就极为可欲，即私有财
产的所有者应当始终被假定为是无辜的（the benefit of the doubt），而且对侵害的
补偿应当被确定得尽可能的高，以堵塞滥用剥夺权力之门。综而言之，如果要对一正常
的规则施以例外，那么相关的公共收益就必须是显见的，且在实质上大于其所导致的损
失。

10．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业已列举了综合起来方能构成法治的一些基本要素，但
却还未考虑那些程序性的保障措施，例如人身保护状、陪审团制度等措施；然而，在盎
格鲁萨克逊诸国，这些措施则被大多数人视作是个人自由的主要基础。据此，英美的读
者很可能会认为我是在本末倒置，只关注小节而忽略了根本。然而，我必须指出，这是
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我无意以任何方式轻蔑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重要意义，而且它们在保障自由方面
的价值也绝非是什么夸大之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这些
措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却并没有理解，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效力实是以接受本书所
界定的法治为前提的；这即意味着，没有法治，任何程序性保障措施的价值亦将不存在。
诚然，很可能正是对这些程序性保障措施的尊重，才使得英语世界能够将中世纪的法治
观念维续下来。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证明说，在对约束权力当局一切行动的抽象
法律规则的基本信念发生动摇的时候，自由还将得到维续。司法程式所旨在确保的乃是
法院必须根据规则而不能根据特定目的或价值的相对可欲性来进行判决。所有的司法程
序规则，即所有旨在保护个人和确保司法公允（impartiality of justice）的原则，
亦都是以下述原则为前提的，即个人之间的每一争议或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每一争议，只
能通过适用一般性法律进行裁定。这些司法程序规则的目的，在于使一般性法律得以普
遍适用，但是在法律刻意将审判交由权力机关自由裁量的场合下，它们却无力保障公允。
只有在根据法律进行审判的情形下——这意味着只有在独立的法院具有最终裁定权的场
合下——程序性保障才是对自由的保障。
我在这里之所以将主要关注点集中在那种被种种传统制度设定为前提的基本的法律
观念上，实是因为在我看来，那种认为遵循司法程序的外部形式就足以维续法治的观念，
实是对法治维续的最大威胁。我并不怀疑，而毋宁是希望强调，对法治的信奉与对司法
程式的尊重结合起来方能产生作用，二者相依相伴，缺一不可，否则任何一方都不可能
有效。但是，当下受到主要威胁的乃是法治观念，而且正是那种认为法治能够经由严格
遵循司法程式而得到维续的幻想，构成了威胁法治观念的主要渊源之一。“将司法程序
的形式和规则置于它们并不应当归属的地方，实不可能拯救社会”。在缺乏司法审判之
基本条件的地方，却用司法形式作为装饰，或者赋予法官以权力去审判那些并不能够通
过适用规则加以审判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有助益于维续法治观念和司法程序信念，相反，
只能摧毁人们对它们的尊重，甚至在应当尊重它们的场合亦无例外。

第十五章　经济政策与法治
众议院……所制定的法律，对他们自己、他们的朋友和社会大众，都必须具有充分
的效力。这种（境况）始终被认为是通情达理的政策能够将统治者与人民紧紧联系起来
的最强大的纽带之一。它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创造出了共同的利益和同情心，尽管在这
方面很少有政府可以被视作为范例；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一境况，则任何政府都将堕落为
暴政。

　　　　　　　　　　　　　　　　　　　　 麦迪逊（James Madison）

1．古典学派主张经济事务的自由，所依据的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即与所有
其他领域中的政策一样，经济领域中的政策也应当由法治支配。如果我们不根据此一理
论背景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就无法洞见亚当·斯密或约翰·穆勒这些学者反对政府
“干预”的本质之所在。因此之故，那些并不熟知上述关于法治支配经济政策的基本观
念的人，在过去就常常误解他们的立场；而且当英美的诸多论者不再将法治观念作为理
解这个问题之前设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在那里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混淆。经济活
动的自由，原本意指法治下的自由，而不是说完全不要政府的行动。古典学派在原则上
反对的政府“干涉”或“干预”（interference or intervention），因此仅指那种对
一般性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私域的侵犯。他们所主张的并不是政府永远不得考虑或不
得关注经济问题。但是，他们确实认为某些政府措施应当在原则上予以否弃，而且也不
得根据某些权宜性的考虑而将它们正当化。
在亚当·斯密及其当年的追随者看来，实施普通法的一般性规则，当然不能被视作
是政府所实施的干预；而且一般而论，只要立法机构修改某些规则或颁布一项新规则的
目的，是使这些规则在一不确定的期限内平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他们也同样不会认为
这种做法就是政府的干预。尽管他们可能从未对此做过明确的表述，但是干预对于他们
来说却实在是指政府对强制性权力的实施，而且其实施的目的亦不在于确保一般性法律
的执行，而是旨在实现某种特殊的目的。然而，重要的判断标准并非政府所追求的目的，
而是它所运用的手段。只要政府所力图实现的是人民所明显欲求的目的，古典学派可能
根本就不会视其为非法；但是，他们明确反对政府采取特殊命令或禁令的手段，并认为
这乃是自由社会所不能容忍者。他们认为，只有通过间接的方式，亦即通过剥夺政府的
某些手段的方式，方能剥夺政府实现某些目的所仰赖的权力，因为仅依赖这些手段政府
便能实现这些目的。
就上述问题在此后所发生的种种混淆，后来的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确，
人们在质疑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各种关注方面提出了很多理由，而且人们就反对政府积极
主动参与经济活动的问题亦阐发了不少道理。但我们必须明辨的是，这些论辩与那些主
张经济自由的一般性论点颇不相同。前者所依凭的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在经济领
域中所主张的绝大多数措施实际上是一些极不明智的方案，它们要么毫无成效，要么成
本远远高于收益。这就意味着当政府在经济领域所采取的措施与法治相符时，它们就不
能被视作政府干预而即刻加以否弃，相反，必须根据权宜的标准而对其在具体境况中是
否妥适的问题进行逐一考察，然后再决定是否采用这些措施。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
指出的是，在反对各种考虑欠周或实施有害而无利的措施的斗争中，动辄诉诸不干涉原
则，往往也会导致下述结果，即从根本上混淆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不符合自
由制度的措施之间的差异。此外，这种做法也给那些反对自由企业的人士提供了机会，
使他们得以乘机推波助澜，搅混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主张，一项特定的措施是否可
欲（desirability），绝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一个权宜的问题。
因此，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一个功效显著的市场经济，
乃是以国家采取某些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
有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
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
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因此，与一个较多关注经济事务但却只采取那些有助于自发
性经济力量发展的措施的政府相比较，一个对经济活动较少关注但却经常采取错误措施
的政府，将会更为严重地侵损市场经济的力量。
本章的目的便在于指出，法治为我们区别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与那些并不符合
自由制度的措施提供了一个评断标准。毋庸置疑，在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做出这种区别
以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权宜要求对那些符合自由制度的措施做进一步的考察。当然，这
些措施中仍会有许多是不可欲的甚或会造成危害的措施。但是那些不符合自由制度的措
施则必须被拒弃，尽管这些措施为实现某一可欲的目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或许是唯一
行之有效的）手段。一如下文所述，欲使自由经济得到令人满意的运行，遵循法治乃是
一个必要的条件，却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政府所采取的
一切强制性行动，都必须由一稳定且持续的法律框架加以明确的规定，而正是这种框架
能够使个人在制定计划时保有一定程度的信心，而且还能够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不确定
性。

2．让我们首先考虑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与那些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之间的区别，当然，
在后一类活动中，一般不用实施强制，即使要采取强制性措施，那也仅仅是因为需要通
过税收来支撑这些活动。就政府只提供其他机构或个人所不会提供的服务（这通常是因
为这些服务性活动的益处不可能只让那些准备为此出钱的人或机构单独享有）而言，唯
一的问题便是收益能否抵补成本。当然，如果政府就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主张排他性权
利，那么，这些服务就不再是完全不具强制性的行动了。一般而言，一个自由的社会不
仅要求政府拥有对强制的垄断（the monopoly of coercion），而且还要求政府只拥有
对强制的垄断，从而在所有其他方面，政府的行动应与任何其他人的行动处于平等的地
位。
一般而言，政府在上述纯粹的服务性活动领域所采取的且属于上述限定范围中的大
多数行动，乃是那些有助于促进人们获得关于那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实的可靠知识
（reliable knowledge）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最为重要的功能，就在于提供一个可靠且
有效的货币体系（monetary system）。其他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功能则包括：确定度
量衡的标准；提供从调查、土地登记及各类统计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并支持（而非组织）
某种类型的教育，等等。
所有上述的政府活动都属于政府为个人决策提供一有助益的框架的努力，这些活动
为个人提供了能用之于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许多其他的更具实质意义的服务，
也属于此类活动。尽管政府不得运用强制性权力以支撑那些与实施一般性法律规则并不
相干的活动，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只要政府在从事各种活动时与公民处于平等的地
位，那它就没有违背原则。如果说在绝大多数领域政府没有充分的理由采取上述行动，
那么也存在着另一些领域，政府的行动在其间的可欲性则是无可质疑的。
所有那些明显可欲的但竞争性企业又不全力提供的服务，便属于上述后一类领域的
活动；竞争性企业之所以不提供这类服务，乃是因为要在这类服务中向个别受益人收费，
不是不可能，就是太困难。这类服务主要是指市政机构为城市居民所提供的大多数清洁
及医疗保健服务、道路的建设与道路的保养的服务。以及种种娱乐性服务。这类服务中
还包括亚当·斯密所指称的“市政工程”（public works）的那类活动，“尽管这类服
务对于一个大型社会具有极高程度的禆益，但它们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其利润根本
不够补足提供这类服务的个人或少数个人的开支”。此外，政府还可以合法地从事一些
其他的活动，以期据此保护军备的秘密，或鼓励增进某些领域的知识。但是值得强调的
是，尽管在这些领域中，政府可能于任何时候都是最具资格从事这些活动的，然而我们
却并不因此而具有任何充足的理由认定情况将永远如此，从而给予政府以从事这类活动
的排他性责任。更有甚者，在大多数情形中，政府亦绝无必要在实际上对这些活动进行
直接的管理；如果由政府承担一些或全部财政责任，而由独立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竞争
性的机构去具体实施这些服务，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服务将不仅会得到提供，而
且还将得到更为有效的提供。
商业界或企业界不相信国有企业（state enterprise），是颇有根据的。要确使国
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经营或竞争，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此一条件得以
满足，那么从原则上讲，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只要政府使用它所拥有的任
何一种强制性权力，尤其是其征税的权力，以援助国有企业，那么它就始终能够将国有
企业的地位转换成一种实际的垄断地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有必要遵循这
样一项原则，即政府在任何领域给予国有企业的特殊便利（包括补贴），也应当同样给
予那些与其竞争的私营企业。毋庸争辩的是，要使政府满足这些条件也是极其困难的，
正因为如此，普遍反对国有企业的观点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
是，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所有的国有企业从自由制度中排除出去。当然，国有企业应当
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如果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渐渐受制于国家的直接控制，那
么这将对自由构成真正的威胁。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反对的并非国有企
业本身，而是国家垄断。

3．再者，从原则上讲，自由制度也不会对所有那些调整经济活动的一般性管理规
章都采取否弃的做法，因为它们可以被制定为一般性规则，并对每个参与一定经济活动
的人所必须予以满足的条件做出规定。在这些管理规章中，尤其包括那些调整生产技术
的规章。在这里，我们并不关注这些规章是否明智的问题，因为它们很可能只在例外的
情形中才是明智的。这类管理规章必定会对尝试的范围做出限制，从而也就会阻碍那些
可能颇有助益的发展。再者，它们通常还会提高生产成本，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会
降低总的生产力。但是，在充分考虑了这种规定对成本的影响以后，依旧认为值得承担
高成本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了。
然而，经济学家却仍对此抱有疑虑，并认为有极为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类管理措施，一是
因为人们几乎总是低估它们所导致的总成本，二是因为人们根本不可能充分考虑到它们
所具有的一个独特的弊端，即阻碍新的发展。但是，如果含磷火柴的生产与销售由于会
影响人的健康的缘故而遭到了普遍的禁止，抑或只有采取某些预防措施后方能得到生产
与销售的许可，或者如果夜间工作被普遍禁止，那么人们就必须通过对总成本与收益之
间的比较来判断这些措施的确当性，因为这种确当性显然是无法通过诉诸一般性原则而
得到确定的。为人们所知的“工厂立法”（factory legislation）这样一些涉及领域
极广的规章，便属此例。
然而在今天，仍然有人这样认为，即如果行政当局未获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它
所拥有的一切强制性权力亦须受制于法治，那么上述或类似被公认为政府的正当职能的
任务，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践履。然而，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对这个问题感到担忧。
如果法律并不总是能够明确列举政府当局在某一特定情形中所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那
么人们也可以通过详尽规定的方式以使公允的法院来裁定政府当局所采取的这些具体措
施对于实现法律所指向的一般性结果是否必要。尽管政府可能采取行动的背景因素极不
确定，从而也无从预见，但是当特定情况发生时政府当局所会采取的应对行动方式，却
能在很高的程度上被预见。为了阻止传染病的流行而将一农家的牛杀死并烧掉、为了阻
止火灾的蔓延而拆毁一些房屋、禁止使用一被污染的水井、要求在拆移高压电线时提供
保护性措施、对建筑工程实施安全条例等，无疑都要求赋予政府当局以某种适用一般性
规则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这绝不是一种不受一般性规则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亦不是那
种免受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权。
人们对于那些将这类措施视作为必须授予政府以自由裁量权的依据的说法太过熟悉，
所以当一位著名的行政法研究者在三十年前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时多少令人们感到有些
惊讶。他指出，“一般而言，卫生与安全法规绝不是因其运用自由裁量权而著称的；相
反，在诸多这类立法中，显而易见的是并不存在对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因此，英
国工厂立法在实践中完全有可能只依赖于一般性规则（尽管其间的一大部分是由行政法
规加以确定的），……而在许多建筑法规中，也只具最低限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际
上，所有这方面的条例都受着能被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要求的限定……在所
有上述情形中，行政弹性的考虑都屈让于对私权的确定性这一更高的考虑，当然这要求
以不明显牺牲公共利益为条件”。
在所有上述事例中，各种决定都源出于一般性的规则，而不是源出于指导当届政府
的特殊倾向，亦非源出于任何关于应当如何对待特定人士的定见。在这里，政府的强制
性权力，乃是服务于一般性的且长远的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达致具体目的的手段；再者，
政府不得对不同的人做区别对待。授予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乃是一种有限的自由裁量权
（a limited discretion），因为具体的官员在运用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时候还将适用一
种他所能感知的一般性规则（the sense of a general rule）。这种能被感知的一般
性规则之所以在适用的时候无法做到完全明确，实是因为人自己的缺陷（human
imperfection）所致。然而，这个问题毕竟是一适用规则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以通
过下述事实得到说明，即一位独立的法官，由于他根本不代表当届政府，亦不代表即时
多数的特殊愿望或价值倾向，所以不仅能够裁定政府当局是否有权采取行动，而且还能
够裁定政府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严格符合法律的要求。
这里的核心要点与下述问题并不相干，即证明政府行动为正当的条例规定是否一致
适用于整个国家，或者这些条例规定是否由一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制定。就一些条例
而言，显然需要经由地方性法规的认可方能有效，而另有许多条例，如建筑管理规章，
必定只是在形式上而非在实质内容上为多数表决的结果。此外，这里的关键问题也不关
注所授权力的渊源，而只关注所授权力的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事先以正当形式
公布并得到严格遵循的由行政当局自己制定的条例，与那些通过立法行动授予行政机构
的含混不清的自由裁量权相比，更符合法治原则。尽管始终有人根据行政便利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的原则，主张放宽上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严格限制，
但确定无疑的是，这对于实现上文所讨论的目的来讲并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在为
了其他的目的而致使法治遭到侵损以后，对维护法治的考虑才不会比对行政效率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的考虑更重要。

4．现在我们必须转向讨论那些为法治从原则上予以否弃的政府措施；这些政府措
施主要是指那些仅仅通过实施一般性规则并不能实现它的目的、而只有在对不同的人施
以武断性的差别待遇的前提下方能实现其目的的措施。其间最为重要的措施包括：决定
谁应当被允许提供不同的服务或商品的政府措施，并且以何种价格或以何等数量提供这
些不同的服务或商品的政府措施——换言之，亦即那些旨在对进入不同行业和职业的渠
道、销售条件、生产或销售的数量进行管制的政府措施。
就进入不同职业的渠道而言，我们的法治原则未必排除某些可行且正当的措施，如
只允许那些拥有可明确辨识的资格的人士进入某些职业的措施。然而，强制力只能用于
对一般性规则的实施的要求则意味着，任何拥有这些资格的人对这种许可都具有不可否
认的主张权，而且这种许可的授予只能依据某人是否能够满足作为一般性规则而加以确
定的条件来决定，而不能根据任何特殊情形（例如“地方性需要”这类情形）来决定，
因为这些特殊情形只能由授予许可的当局依其自由裁量权才能加以确定。在大多数情形
中，我们甚至没有必要运用那些严格的控制措施，而只需阻止人们妄称其实际上并不具
有的资格的作法就已足够了（亦即适用那些制止诈欺的一般性规则）。这是因为，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只需对某些代表这些资格的称号或权利进行保护，就完全足够了
（即使在行医这个领域，采取严格控制的措施亦没有要求开业许可的规定更可取，然而
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到的）。但是，或许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情形中（如在
涉及毒药或武器销售的情形中），规定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知识和道德品格的人士才应当
被准许经营这些业务，显然是可欲的，也不会为人们所反对。只要拥有必要资格的人都
有权从事相关职业，并在必要的情形下能够请求独立的法院对其要求进行审查并予以执
行，那么法治这一基本原则也就得到了满足。
人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做法（不论政府是实际上规定价格，
还是仅仅制定那些决定通行价格所须依凭的规则），是与一有效的自由制度不相容合的。
在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第一种情形中，试图根据那些将有效指导生产的长期规则来确定
价格，实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适当的价格不仅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情势，而且还必须持
续不断地针对这些情势加以调适。在政府直接管制价格的第二种情形中，政府并不直接
规定但却通过某种规则（例如，价格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根据成本加以确定的规则）加以
确定的价格，对于不同的销售者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它们会阻
碍市场发挥自行调适的作用。此外，另一个更具重要意义的理由是，由于这种规定的价
格与在自由市场上可能形成的价格不同，所以它们将导致供求关系失衡，而又如果欲使
这种价格控制有效，那么政府还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决定什么人应当被允许进行销售
或购买活动，而这种决定则必将是一种自由裁量的决断，一定是那种即时的特定的决策，
且必定是根据非常武断的理由对人施以区别待遇的决定。一如经验所恰当表明的，价格
管制只有通过对数量的控制（亦即由有关当局决定应当允许特定人士或商行购买或销售
多少数量的产品）方能有效。然而，一切控制数量的措施的实施都必定是自由裁量的，
因为它们并不是根据一般性规则所确定的，而是根据当局对特定目的之相对重要性的判
断所确定的。
因此，自由制度之所以必须彻底否弃这类价格管制和数量控制的措施，并不是因为
这些措施所干涉的经济利益比其他的利益更重要，而是因为这类控制措施不能根据一般
性规则加以实施，而且从其本身的性质来看，这类措施亦一定是自由裁量的和武断的。
总之，将这种武断且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政府当局，实际上意味着赋予当局以决定生产
什么、谁来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专断性权力。

5．一切数量控制和价格管制的措施之所以与自由制度不相容合，严格来讲，主要
有两个原因：一是所有这些控制措施都必定是武断的，二是这些措施不可能以一种使市
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方式加以实施。自由制度能够适应于几乎任何基本依据（data）的变
化，大体上也能适应于各种一般性禁令或条例规章，但这必须以这种制度的调适机制本
身能维续其功效为前提条件。然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正是价格的变化，导致了必要
的调适。这就意味着，为使自由市场制度发挥恰当的作用，仅仅要求此一制度的运行所
依据的法律规则为一般性规则，显然是不充分的，因此还必须要求这些规则的内容能够
使市场在宽容的条件下得以良性运行。主张自由制度的理由，并不在于任何制度在强制
为一般性规则所限定的场合下都能够令人满意地运行，而是认为在自由制度下，一般性
规则能获致一种使自由制度有效运行的形式。如果欲使不尽相同的活动在市场上达到有
效的调适，那么就必须满足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其间较为重要的要求是，一如我们在
生活中所见，对暴力与诈欺的防止，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契约的践履，并承认任何个
人都享有根据他自己所确定的产品数量进行生产和根据他自己所确定的价格进行销售的
平等权利。甚至当这些基本条件得到满足之时，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就能有效地运行，还
将取决于一般性规则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这些基本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政府将不
得不通过颁布直接的命令，去实现原本由价格运动所指导的个人决策所可能达到的目的，
但这种做法的结果却不敢想象。
法律秩序的性质与市场制度的功效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尚未得到应有的研究，
而此一题域中仅有的一些研究，主要也是由那些对竞争秩序持批判态度的论者做出的，
而不是由此一秩序的支持者做出的。这是因为这些支持者通常都满足于陈述我们在上文
所述的市场得以发挥功效的最低限度的条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些条件的一般性
陈述，所引发的问题并不少于它所给出的答案。市场的功效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
具体规则的性质。决意以自愿性契约（voluntary contracts）为调整或组织个人间关
系的主要工具，并不能决定契约法的具体内容应当为何；同样，为了使市场机制尽可能
有效且有助益地发挥其功能，我们就必须承认私有财产权，但仅此也不能决定这种权利
的具体内容应当为何。尽管就动产而言，私有财产权原则所引发的问题相对较少，但在
地产权方面，它却的确造成了许多极为棘手的问题。由于任一块土地的使用常常都会对
邻近土地产生影响，因此给予土地所有者无限的权力以按其所愿使用或滥用其财产，显
然是不可欲的。
从总体上看，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贡献甚少，但是之所
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对社会秩序性质的一般性思考，也只能
相应地产生一些对法律秩序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所做的一般性陈述。对这些一般性原则的
具体实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留待经验和缓慢的进化去处理。它必须以关注具体个案为
前提，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法律家的领域，而非经济学家的领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很可能正是因为逐渐修正我们的法律制度以使其更有助于竞争的平稳运行，乃是一渐进
而缓慢的进程，所以这项工作对于那些忙于为其创造性想象寻求出路的人来讲，对于那
些急于为进一步发展构设蓝图的人来讲，毫无吸引力可言。

6．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对另一个问题稍加仔细的思考。自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时代始，人们已习惯于在“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
的论题下讨论我们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而且这种观点也一度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起到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契约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个人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
契约自由这一术语却也引发了种种错误的观念。首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人将被允
许缔结什么样的契约，而毋宁在于国家将保护或保障实施什么样的契约。任何一个现代
国家都不会力图保护或保障实施所有的契约，如果有国家这么做，那也显然是不可欲的。
为达到犯罪目的的契约或不道德的契约、赌博契约、限制交易的契约、对一个人的劳务
做永远限制的契约，甚或进行某些特殊表演的契约，显然不会得到国家的保护或保障实
施。
其次，契约自由，就像所有其他领域的自由一样，其真正的含义乃在于：是否许可
一项特定的行为，所依据的只能是一般性规则，而不是政府当局对此行为的特殊批准。
这种自由还意味着，一项契约的效力和可实施性必须取决于那些一般性的、平等适用的、
且为众人所知的规则（亦即决定所有其他法律权利所依凭的规则），而并不决定于某个
政府机构对其特定内容的批准。当然，这并不排除法律只承认那些能够满足某些一般性
条件的契约的可能性，亦不排除国家为补充已明确达成的契约条款而制定一些解释契约
的规则的可能性。这种得到承认的标准格式契约的存在，只要当事人没有规定相反的条
款，那么就可以被认为是所达成之协议的一部分，而这常常能够极大地增进私人间的交
易。
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法律是否应当规定源出于一项契约但却与双方当事人的意
图相反的义务，例如工伤事故的责任问题（而不论这种事故是否因疏忽所致）。但是，
即使这样的问题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权宜的问题，而非一个原则的问题。契约的可实施性
乃是法律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从而缔结一项契约会导致何种后果的问题，也应当由
法律来决定。只要个人能够从一项一般性的规则中预见到这些后果，而且个人为了其个
人的目的可以自由地缔结不同类型的契约，那么法治的基本条件亦就得到了满足。

7．因此，与自由制度相容合的政府行动，至少从原则上讲，不仅范围相当广，而
且种类也相当多。传统的自由放任原则（formulae of laissez faire）或不干涉原则，
并没有为我们区别自由制度所许可的政府行动与不许可的政府行动提供一适当的标准。
在那个恒久的法律框架内，有着足够大的空间，可供进行试验与改进；而正是这样一种
可不断改进的法律框架的存在，有可能使自由社会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不论从哪个角
度讲，我们都不敢妄断，以为我们业已发现了能使市场经济发挥最大作用的最佳安排或
制度。的确，在自由制度的基本条件得到确立以后，一切进一步的制度上的改进，都必
定是缓慢且渐进的。但是，由此一自由制度促成的财富及技术知识的持续增长，却也可
能不断地增进政府为其公民提供各种新的服务方式，并促使这些可能性变成可行性。
人们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而对政府设定了诸多限制，但是，为什么始终有人强烈要
求放弃这些限制呢？既然法治范围内仍存在着诸多可供改进的空间，那么为什么那些改
革家仍要不断地去努力削弱或摧毁法治呢？答案就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们形成了
某些新的政策目标，而这些目标却又无法在法治的范围内予以实现。如果一个政府只有
在实施一般性规则的情形中才能使用强制，那么它就无权达成那些要求凭靠授权以外的
手段方能实现的特定目的，尤其不能够决定特定人士的物质地位或实施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或“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因此，为了达成这些
目的，政府就不得不推行一项经济政策，而用法语词“统制经济”（dirigisme）来描
述这项政策则是再确当不过了，因为英语词“计划或规划”（planning ）经济太过含
混；所谓“统制经济”，乃是指这样一种政策，它决定应当运用哪些特定手段来实现何
种特定目的。
然而，这恰恰是一个受法治约束的政府所不能为者。如果政府可以决定特定的人应
当处于何种地位，那么它也就必定能够决定个人努力的方向。人们当然可以提出下述问
题：如果政府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人，那么为什么其结果却是不平等的呢？或者，如果政
府允许人们按其意愿去使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手段，那么为什么对于这些个人的后果却
又不能预见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实没有必要在这里重申其间的道理；但是，我们必
须指出的是，法治强设于政府的各种限制，也同样否弃所有那些根据他人对个人品行的
评定而非根据其服务对于其他人的价值给予酬劳的措施，换言之，亦否弃对那种与相互
对等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相反对的分配正义的追求。分配正义要求由一个权
力集中的政府机构来配置所有的资源；它还要求人们被告之应当干什么以及应当去追求
什么目的。在分配正义被视为目的的地方，关于不同的个人必须干什么的决定，并不能
从一般性的规则中推知，而只能根据计划当局的特定目的和特殊知识方能做出。一如上
文所述，当权力当局（或社会主导意见）有权决定不同的人将接受何种待遇时，它亦一
定能决定不同的人将干什么。
在自由的理想与试图“矫正”收入分配以使其更显“公平”的欲求之间，存在着很
大的冲突，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人们通常都未能清楚地认识和理解这一点。毋庸置疑的
是，那些追求分配正义的人，将在实践中发现其每一步骤都会受到法治的限制；而且从
他们的目标的性质来看，他们也必定倾向于采取歧视性的行动和自由裁量的行动。然而，
由于他们通常都未意识到他们的目标与法治在原则上极难相容，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在个
别情形中侵损或无视那种他们通常会希望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原则。他们努力的最终结果
必定不是对现存秩序的变革，而只能是对它的彻底否弃，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
即指令性经济（the command economy）——来取代它。
如果有人以为这样一种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会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更为
有效，那显然不切实际，但是认为只有一集中指导的制度方有可能确使不同的个人得到
其他人从道德的理由出发认为其所应得的待遇，倒是确实的。在法治所确定的范围内，
人们在使市场发挥更为有效且稳定的作用的方面，可以有很大的作为；但是，在法治所
确定的范围内，人们现在所认为的那种分配正义，则是绝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将在下文
中对人们因追求分配正义而制定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现代政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进行考察。
然而，在我们对这些政策领域进行考察之前，我们将首先对晚近数十年中的一些智识运
动进行检视，这些运动不仅严重侵损了法治，而且在贬损法治理想的同时还严重削弱了
对专制政府复兴的抵御力。

第十六章　法治的衰微
人们一旦假设，绝对权力因出于民意便会同宪法规定的自由（constitutional
freedom）一般合法，那么这种观点就会……遮天蔽日，使残暴横行于天下。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1．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之所以对德国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部分原因是法
治的理论（如果不是法治的实践）在这个国家得到了最为深刻的发展，另一部分原因是，
我们有必要理解，为什么对法治的反动也始于该国。有如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摧毁法治
的各种法律理论也源出于德国，并从那儿传播到世界其他各国。
从自由主义的胜利到转向社会主义或一种福利国家，其间的时距在德国要比在任何
其他地方都短得多。旨在保障法治的各种制度尚未建成，各种思潮便业已转向，并开始
阻碍这些法治制度去服务于那些原本建构这些制度所旨在实现的目的。政治情势的变化
与纯粹的智识发展二者结合在一起，大大加速了那种对法治的反动进程，而这种进程在
其他国家则要缓慢得多。众所周知，德国的统一进程最终是通过政治家的技巧来完成的，
而不是经由逐渐的进化来实现的；然而这一事实却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凭空思考的
设计（deliberate design）当可以根据一种预先构想的模式重新建构社会。由这种情
势所激发起来的社会自负和政治上的野心，又在另一个向度上得到了当时在德国盛行的
哲学思潮的强烈支持。
那种关于政府不仅应当推行“形式正义”（formal justice）而且还应当实施“实
质正义”（substantive justice，即“分配正义”或“社会正义”）的要求，自法国
大革命始就不断为人们所主张。到19世纪末，这些观点已对法律学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90年，一位主要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家曾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那种在此后日渐成为占
支配地位的学说，“通过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所有的公民，而不论其个人品质和经济地
位为何，并且通过允许他们之间展开无限制的竞争的方式，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即商
品的生产也得到了无限的增长；但是，贫困的弱者仅能得到此一产出中的一小部分。因
此，新的经济立法和社会立法都应当力图保护弱者以对抗强者，并确使他们也能在一定
的程度上获得良好生活所必须的财富。这是因为在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最大的非正
义莫过于对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做平等的对待”！法国著名作家阿纳道勒·佛朗斯
（Anatole France）也曾讽刺过“崇高的法律平等：这种法律赋予富者和贫者以平等待
遇，竟然一视同仁地禁止他们栖宿于桥梁之下、沿街乞讨并偷窃面包”。此一名言曾被
那些善意但却不动脑筋的人无数次地引证，然而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摧毁着无偏无
倚的正义之基础。

2．这些政治观点所获得的强势地位，亦得到了那些虽产生于19世纪初叶但却在当
时才影响日隆的各种理论观点的极大支持；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极大
的分歧，但它们却有一相同的方面，即它们都不赞成用法律规则去限制政府的权力，并
欲求给予政府的组织化力量（organized forces）以更大的权力，刻意根据某种社会正
义的理想去型构社会关系。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有四大知识运动一直在推进社会朝着
这个方向发展，依其重要性的顺序来看，它们是法律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
历史主义（historicism）、“自由法”学派（free law school）”和“利益法理”学
派（the school of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我们在讨论第一大运动之前，先
简要地考虑后三大运动，因为第一大运动需要我们多费些笔墨。
只是到了晚近才广为人知的“利益法理学”的传统，乃是一种社会学的法律研究进
路，多少有些类似于当代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legal realism）。至少就其间较
激进的观点看，利益法理学力图否弃那种主张在审理案件时适用严格法律规则（strict
rules oflaw）的逻辑建构论（logical construction），而代之以对具体案件中的重
大特定“利益”进行直接评估。“自由法”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与“利益法理学派”
相平行发展的一种智识运动，其主要关注点在刑法。“自由法”学派的目标在于尽可能
地将法官从既有规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赞同法官主要根据其“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去审理个别案件。“自由法”学派的观点，一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它在
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全权性国家（totalitarian state）的专断政治之道。
对于本书所指的“历史主义”，必须加以精确界定，以严格区别于此前伟大的历史
学派（包括法理学及其他学科中的各种历史学派）；“历史主义”乃是这样一种学派，
它主张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加以认识，并宣称能够从此洞见中推演出何种制度更适宜
于现状的知识。这种观点导向了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它不承认我们是我们自己这个时
代的产物，也不相信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所承继的观念或理念，相反它以为我
们能够超越这些限度，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各种情势是如何决定我们现有的观念的，并且
还能够运用这种知识以一种适合于我们时代的方式重构我们的制度。这样一种观点自然
会导致对所有无法从理性上证明的规则的否定，也会对那些并不是根据凭空思考而设计
出来以实现某个特定目的的规则的否定。就这一点而言，历史主义支撑了我们将在下文
讨论的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论点。

3．各种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提出，其直接目的便在于反对自然法传统（the
tradition of a law of nature）。尽管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自然法传统为人们讨论
本书所涉及的那些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框架，然而本书却未对自然法传统本身进
行讨论。对于许多人来讲，自然法观仍能解答我们在当下面对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然而，
我在前此各章节讨论本书的问题时，却没有使用这个观念，而这当然是审慎考虑的结果，
其原因是以自然法为旗号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学派，所主张的理论实在差别太大，而要对
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分疏和探究，恐怕需要一部专著方得以完成。但是，我们在这里必
须强调指出，这些不尽相同的自然法学派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它们都强调关注同一个
问题。自然法论的捍卫者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的最大的冲突在于，前者承认自然法这
个问题的存在，而后者则根本否认自然法问题的存在，或者至少认为法理学的范围中不
存在自然法的问题。
所有的自然法学派都认为，有一些规则并不是由立法者精心设计或制定出来的，它
们也都认为，所有实在法（positive law）的效力都源出于一些并不是人所制定的（仅
就实在法是人制定的意义而言）但却可以被人所“发现”的规则；它们甚至还认为，这
些规则不仅为人们评断实在法是否正义提供了标准，而且还为人们遵循实在法提供了根
据。不论这些自然法理论是从神的启示中寻求答案，还是从人的理性所具有的内在力量
中探求答案，或者从那些并不是人的理性一部分但却构成了支配人的智能发挥作用的理
性不及因素（non-rational factors）的原则中寻找答案，亦不论它们是把自然法的内
容视作恒久不变的，还是将之视作因时有变的，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
试图对实证主义并不承认的问题给出回答。然而，对于实证主义而言，法律，从定义上
讲，只能由人的意志经由审慎思考而形成的命令构成，别无他途。
因此之故，法律实证主义从一开始就不赞同，甚或反对那些构成了法治理想或原初
意义上的“法治国”观念之基础的超法律原则或元法律原则（meta-legal
principles），亦反对那些对立法权构成限制的种种原则。法律实证主义在19世纪下半
叶的德国所赢得的无可争议的地位，乃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从比拟的。因此之故，法治
的理想最早也是在德国被抽离掉了实质内容，变成了一个空洞之词。实质性的法治国观
念为一种纯粹形式的观念所替代，前者要求法律的规则具有一些明确的特性，而后者只
要求所有的国家行动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即可。简而言之，所谓“法律”，就只是表明
了这样一点，即不论当权机构做什么，只要是立法机构的授权行为，它在形式上就都应
当是合法的。因此，这里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形式合法性（legality）的问题。
在19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下述观点已被人们广为接受，即实质性的法治国那种“个人主
义”理想已成了昨日黄花，“并已为民族观和社会观所具有的创造性力量所征服”。正
如一位行政法权威人士所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情形那般，“我们又重新尊
奉起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的原则，致使我们再一次承认‘文化国家’
（Kulturstaat）的观念。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只存在于手段方面。在法律的基础上，
现代国家可以做任何事，而且其程度甚至也远远超过了警察国家。因此，在19世纪，法
治国这一术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含义。根据这一含义，国家的整个活动不仅须以法律为
基础，而且也须采取法律形式。因此，法治国在当下的意义，已不再含括国家的目的和
国家能力的限度等问题了”。
然而，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才获得了最为有效的形
式，并开始将其影响扩及到德国版图以外。这种新的理论由凯尔森教授（H.Kelsen）所
阐释并以“纯粹法学”（pure theory of law）一名而著称于世，它标示着前此所有的
有限政府的传统观点都已暗淡无光。的确，凯尔森的观点为下述两类改革者所热情接受，
一类改革者视传统上对政府的各种限制为实现其抱负的重大障碍，另一类改革者则欲图
否弃一切对多数所拥有的权力的限制。凯尔森本人先前就考察了下述问题，即“基本且
不可替代的个人自由是如何逐渐退至后台，而社会集体的自由又是如何占据前台的”；
此外，自由观念的这种变化还意味着“民主主义（democratism）从自由主义中的解
放”，而凯尔森本人对于这一变化也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凯尔森理论体系的基本观念，
乃是将国家和法律秩序等而视之。因此，法治国变成了一个极端形式化的概念，成了所
有国家的特性，甚至也成了专制国家的特性。在他的观点中，对立法者的权力不可能加
以任何限制，也不存在“所谓的基本自由（fundamental liberties）”；而且任何企
图拒绝赋予武断的专制主义以法律秩序特性的努力，“都只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或者是
一种源出于自然法思想的傲慢”。凯尔森不仅竭力混淆具有抽象且一般性规则那种实质
意义上的真正的法律（true laws）与仅具形式意义的法律（包括立法机构制定的所有
的法规）之间的根本区别，而且还通过将这些法律和权力机构所颁布的各种命令都笼而
统之地置于“规范”（norm）这个含混的术语之中，从而使命令（亦不论这些命令的内
容为何）与法律无从区分。甚至司法管辖与行政措施间的区别，在凯尔森教授的理论中，
实际上也遭否定。一言以蔽之，传统法治观念中的所有原则在他那里都被认定成了形而
上的迷信。
根据这种在逻辑上自恰一致的法律实证主义所阐释的种种观念，在本世纪20年代以
前就渐渐支配了德国人的思想，并且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各国。到了本世纪20年代末，
这些观念完全征服了德国，“以致于遵奉自然法理论亦成了一种罪过，甚至还是一种智
识上的耻辱”。实际上，这种思想状况为实现一种无限的专制政制所提供的种种可能性，
早在希特勒试图执掌大权之际就已经为一些敏锐的观察家所明确指出了。在1930年，一
位德国的法律学者在其对“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国相对）的努力所导致的种种结
果”的详尽研究中指出，“这些理论上的发展已然扫清了否弃法治国的所有防御屏障，
并打开了通向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意志的胜利大门”。对于日后由希特勒
最终完成的上述发展，人们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只一位学者在德国的宪法学者大
会上表达了这种观点，然而却为时已晚。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的各种势力在当时已经
透彻地领悟了法律实证主义的要害，即国家绝不可以为法律所约束。在希特勒统治的德
国和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也包括在俄国，人们渐渐认定，法治之下国家“无自由”，
亦即国家是“法律的囚徒”，而且他们还认定，国家若要“正当”行事，就必须从抽象
规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一个“自由的”国家，就是要能够据其意志去对待其臣民。

4．人身自由与法治间的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在推进现代专制主义最
盛的国家中，因对法治的根本否定（甚至因在理论上对法治的否定）而得到了最为明确
的彰显。法律理论在俄国共产主义早期阶段（亦即仍在严肃考虑社会主义理想和广泛讨
论法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的问题的时期）的发展历史，对我们就极具教益。俄国
的社会主义法律理论家在这些讨论中所提出的种种论点，极富逻辑，而且较之西方社会
主义者所采取的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更为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的性质，因为
西方的论者通常都试图做到两全其美，既想否定法治，又想获得法治的禆益，而不能专
注于对法治的否定。
在讨论初期，俄国的法律理论家经谨慎思考后，一开始就力图沿着他们所认可的在
西欧久已确立的那种否定法治的方向发展。正如其中的一位法律理论家所言，法律观念
本身已普遍消失，而且“重心也已从颁布一般性规范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个别裁定和命令，
以此调整、协助和协调各种行政活动”。同时另一位法律理论家也争辩说，“由于对法
律与行政规章加以区别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两者间的区别只是资产阶级理论与实践的拟
制而已”。对于此一发展的最佳叙述，乃是由一位非***员的俄国学者做出的；他指
出，“苏联制度与所有其他专制政制的区别在于……前者表明了这样一种努力，即力图
根据与法治原则相反对的诸原则建设国家……，并且发展出了一种使统治者免负责任或
不受限制的理论”。又如一位***的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立法的基本原则和
私法的基本原则，尽管资产阶级理论家绝不会承认它们，乃是‘非经特殊许可，任何情
形都将被禁止’”。
最终，俄国的***人渐渐将抨击矛头转向了法律观念本身。1927年，苏联最高法
院院长在一本官方出版的私法手册中解释说，“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法律的
胜利，而是意指社会主义对任何法律的胜利，因为伴随着具有敌对利益的阶级被消灭，
法律亦将彻底消亡”。
俄国法律理论家E.Pashukanis 最为明确地分析并解释了这一发展阶段的各种情况，
他的论著曾一度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他稍后便因失去了最高领导层的信
任而失踪。他这样写道，“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将技术指导从属于一般的经济计划，乃
是与在制定生产和分配规划时所采取的直接的、由技术决定的指导方法相一致的。此一
取向的逐渐获胜，意味着法律的逐渐被消灭”。简而言之，“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由
于不存在自发的私的法律关系的余地，只存在着为了社会利益的管理的空间，所以一切
法律都转换成了行政，所有的既定规则亦都转变成了自由裁量和种种基于社会功利的考
虑”。

5．在英国，背离法治的发展虽早就开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只限于实践的领
域，而未受到理论上的关注。尽管在1915年前戴雪便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自古
便受到尊奉的法治，在英国经历了明显的衰败”，但是对此一原则的日益增多的侵犯，
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29年，一本书名为《新专制主义》（The New Despotism）
的著作出版了；该书作者上诉法院法官Hewart 在该书中指出，晚近发展的情形与法治
甚少相符之处；在那个时候，该书虽说因对时世的苛刻抨击而赢得了名声，但却无助于
改变英国人的自满信念，即法治的传统极为安全地保障着他们的各项自由。该书在当时
仅被视作一本反动的小册子，而且对它的谩骂，即使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也极难令
人理解，尽管在今天不仅如自由主义者的喉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甚至
连社会主义论者也都已同样的方式论及了这种事态的危险。《新专制主义》一书确实促
成政府任命了一个官方的“大臣权力调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Ministers’
Powers），但该委员会的报告，尽管多少也重申了戴雪的论点，却在总体上最为轻描淡
写地论及这方面的种种危险。我们需要明辨的是，这份报告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使法治
的反对者得以用更加巧妙的方式炮制了更多的文字以阐释反法治的理论，自此以后，这
种反法治的理论渐渐地为社会主义者所接受，甚至还为许多非社会主义者所接受。
这一运动由一批团结在拉斯基（Harold J．Laski）教授周围的社会主义法学家和
政治科学家所领导。詹宁斯（Jennings）博士（现被封为Ivor爵士）在评论该调查委员
会的报告和以其为基础所形成的各项文献时，首当其冲地对法治观念展开了批判。由于
他完全接受了当时极为时髦的实证主义学说，所以他以这样的方式指出，“法治的观念，
按照那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赋予它的意义来讲，就是指人人在普通法院所实施的法律
（亦即国家的法律）面前平等，从字面意义上看，这纯属无稽之谈”。他进一步论辩说，
这种法治“要么各国都有，要么根本不存在”。尽管他不得不承认“法律的稳定性和确
定性……乃是英国数个世纪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他之所以承认这一点，只是因为他对
下述事实感到极不耐烦，即人们在打破这个传统时“还极为羞羞答答”。而对于那个
“为该调查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和大多数证人所持有的……关于法官职能与行政官员职能
明确不同”的信念，詹宁斯博士则更是嗤之以鼻。
晚些时候，詹宁斯在一本为人们广为使用的教科书中详尽阐释了上述观点；在这本
教科书中，他明确否认“法治与自由裁量权之间存在着冲突”，还明确否认“‘常规法
律’（regular law）与‘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着对立。他甚至认为，戴雪所谓的那
项原则，例如公共当局不应当具有广泛自由裁量权的原则，乃是“辉格党人的行事规则，
其他人可以不予理会”。尽管詹宁斯博士承认，“对于1870年，甚或1880年的宪法学者
来讲，英国宪法根本上是以个人主义的法治为基础的，而且英国的国家也是以个人主义
的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为基础的法治国”，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意味着“英国宪法不赞
成‘自由裁量’权，除非这些权力由法官行使。当戴雪说英国人‘受法律统治并且只受
法律的统治’时，他意指的乃是‘英国人受法官的统治并且只受法官的统治’。这实是
一种夸张之言，但却是一种善的个人主义”。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詹宁斯博士似乎并没
有意识到，之所以只有法律专家，而非其他专家，尤其不是关注特定目的的行政官员，
才应当有权颁布采取强制性行动的命令，实乃是法治下的自由理想的一个必然结果。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使詹宁斯爵士
修正了他的观点。他在晚近出版的一本极为畅销的著作中，在开篇及结尾的章节中都对
法治给予了极高的赞扬，甚至对英国当下仍盛行的法治的程度给出了一幅多少有些理想
化的图景。但是，在他改变观点之前，他对法治的种种抨击却早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例如，与詹宁斯爵士这本书同属一套丛书但却早其一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即《政治学词
汇》（Vocabulary Politics）便可以佐证此点：该书作者指出，“岂不怪哉：社会上
居然有这样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法治乃是一种为某些人所有而为另一些人所不具有的东
西，就像汽车和电话一般。那么，没有法治又意指什么呢？是否就指根本没有法律呢？”
对于《政治学词汇》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甚感担忧，如果这个问题所反映的，真的就
是在实证主义的支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较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的立场，如何得了。
拉斯基教授圈子中的另一成员罗布逊（W.A.Robson）教授，在其所著的一本极为流
行的关于行政法的论著中对法治所做的讨论，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他在讨论
中注入了高度的热情，主张对当下控制行政行动的混乱状态进行整顿并使之规范化；为
此，他对行政法庭的任务进行了解释；但是，如果行政法庭按照他所阐释的任务去行事，
那么行政法庭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方面，便会变得毫无作为。他的目的极为明确，即旨在
加速“背离被已故教授戴雪视作英国宪政制度根本特征的法治”。他在开篇就抨击了
“那种古老而破旧的摇摇晃晃的两轮马车”，即“传说般的权力分立制度”。他认为，
将法律与政策加以区分“纯属谬误”，而且那种以为法官并不关注政府目的而只考虑实
施法律的观点，亦属无稽之谈。他甚至认为，“行政法官能够实施某项不受法律规则和
司法先例（judicial precedents）束缚的政策”，乃是行政法庭的主要优点之一；……
“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禆益的莫过于行
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内的社会改良政策，并有权根据这个公开宣称的目的去审
理它所受理的案件；以及行政法庭为了满足这种社会政策的需求，有权调整自己对有关
争议的态度”。
上述论点最为清楚地表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进步”观点是多么反动的真相！
正因为如此，发生下述情形亦就不足为怪了：诸如罗布逊教授的这类观点很快就得到了
保守主义者的赞同，而且一本新近出版的关于《法治》（Rule of Law）的保守党小册
子也响应了罗布逊教授的观点，对行政法庭大加赞赏，因为行政法庭“具有灵活性且不
受法律规则或司法先例的束缚，所以它们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保
守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接受，可能是此一发展中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保守主义者走
得太远了，以致于他们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自由”（Liberty in the Modern State）
的专题讨论会中居然宣称，“关于英国人受法院保护而免遭政府及其官员的压迫的观点，
我们久已否弃，以致于本次研讨会上没有一位与会者认为我们现在有可能再回到那个19
世纪的理想的立场上去了”。
关于这些观点会导致何种结果的问题，可从那个社会主义法律学家圈子中较不著名
的人士的不太慎重的言论中见出。其中的一位成员在一本关于《计划的国家与法治》
（The Planned state and the Rule of Law）的书籍中，一开篇就指出“要重新界定”
法治。他劈头盖脸地抨击说，传统的法治观实际上是将作为最高立法者的议会的“所作
所为视为法治”。这种论断致使这位作者“极为自信地断言，计划与法治的不相容合
（此论最早由社会主义论者自己提出）乃是一则神话，只有偏见或无知才会认为它正
确”。此一圈子中的另一位成员甚至认为，虽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希特勒如果
是以一种合宪的方式获得其权力的话，那么纳粹德国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法治国，但是这
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答案是肯定的；多数总是正确的，因为如果多数选举他掌权，法
治就在运行之中。多数可能是不明智的，也有可能是捣蛋的，但法治亦存。因为在一民
主制度中，所谓正确，乃是由多数决定的”。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荒
谬且最混淆视听的观点，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种观点居然是以一种最坚定的口吻表达
出来的。
在这类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如下这样的变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行政机构在支配公民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方面的各种权力，得到了迅速增加，但对这些
权力的限制措施却极不完善。新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立法都赋予了行政机构以日益增大的
自由裁量权，但只是偶尔提供救济措施，即使规定了某种救济方式，也存在着极大的缺
陷，即当事人可以向人员构成混杂的行政法庭委员会提出上诉。在一些极端的事例中，
法律居然授予行政机构以权力，以确立采取那些类似没收财产的行动所赖以为据的“一
般性原则”，也正因为此，行政当局竟拒绝受任何硬性规则的束缚。只是在晚近，尤其
是在一位富有却极具公共精神的人士经持续不断的努力而将一政府公然高压的行动置于
众目睽睽之下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之后，少数有识之士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些发展所
抱持的忧虑，才开始引起更多的人士的注意，并产生了新一轮的回应迹象。关于这些回
应，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

6．美国沿此方向的发展，从诸多方面来看，并不亚于英国，这多少有些令我们感
到惊讶。事实上，无论是法律理论中的种种现代思潮，还是那种鼓吹不需接受法律训练
的“行政专家”（expert administrator）的观念，在美国的影响都要远远大于其在英
国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我们在上文所论及的英国的社会主义法学家，通常更能从
美国的法律哲学家而非英国的法律哲学家那里获得激励。促成此一情况发生的外部环境，
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甚理解，所以值得我们更好地去把握它。
事实上，美国的情形是极为独特的，因为美国从欧洲的改革运动中所获致的激励和
鼓舞，很早就在那里凝聚为此后渐渐为人们所知的“公共行政运动”（public
administration movement）。此一运动在美国的作用多少有些类似英国费边社运动
（Fabian movement）的作用，或德国“社会主义者争取议席”运动（socialists of
the chair movement）的作用。由于美国的公共行政运动以政府效率为口号，所以它设
计了非常精巧的手段去获得商业界或企业界人士的支持，企图实现那些经过包装但实质
上未变的社会主义目的。此一运动的成员，从一般意义上讲，在“美国进步党人士”的
同情性支持下，对个人自由的种种传统上的保障措施［例如：法治、宪法性限制、司法
审查和“基本大法”（a fundamental law）等观念］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抨击。这些
“行政专家”的特征乃是，他们既敌视（一般而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视）法律领
域中的专家，亦敌视经济领域中的专家。在他们努力创建一门行政“科学”的时候，指
导他们的毋宁是一种极为幼稚的“科学的”程序观（conception of“scientific”
procedure）；他们不仅对传统甚至对原则都大加鄙视，而这正是极端的唯理主义者的
特色。正是他们竭尽全力，才使下述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即“为自由而自由
（liberty for liberty’sake），显然是一毫无意义的观念，因为所谓自由，一定是
做某事和享有某物的自由。如果有更多的人购买汽车和去度假，那么也就意味着有更多
的自由”。
主要是通过这些人的努力，才使得欧洲大陆的行政权观念输入美国较输入英国为早。
因此，早在1921年，美国的一位最为杰出的法理学家便指出，“美国正在出现两股趋向：
一是背离法院和法律的趋向，而第二种趋向则企图以复兴行政正义（executive
justice）和立法正义（legislative justice）的方式以及依赖政府的专断权力的方式，
退回至无法正义（justice without law）的状况中去”。几年以后，一位法学家在其
所著的一部关于行政法的权威著作中竟然宣称下述观点已成为公认的准则，该准则就是，
“每一位政府官员根据法律的规定都具有一定的‘管辖’领域。在这个管辖的领域中，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而自由地行事，而且法院也会将他的行动视作最终决定而加
以尊重，甚至不会对其行动的正当性加以追究。但是，如果他逾越其管辖领域的界限，
法院就将做出干预。法院据此对政府官员的行动进行审查的法律，便只是一种关于超越
权限的法律。法院所关注的唯一问题就是管辖权的问题，而关于政府官员在其管辖范围
内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法院则无权施以控制”。
反对法院对行政行动和立法行动施以严格控敝之传统的趋向，实际上早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就出现了。然而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这种反对法院的主张最初则是在参
议员富莱特（La Follette）于1924年竞选总统时才开始变得特别重要的，当时这位参
议员甚至将控制和削弱法院的权力作为其竞选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基于参议员
富莱特所确立的这个反对法院的传统，进步党人士才得以在美国远甚于在其他国家成为
主张扩大行政机构自由裁量权的主要倡导者。在本世纪30年代末，美国进步党人的这个
特征愈已显著，以致于连欧洲社会主义者“在首次面对美国自由主义者与美国保守主义
者之间就行政法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等问题所展开的论战时”，都倾向于“警告美国进步
党人要注意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展所具有的内在危险，甚至还告诫他们，我们（即指欧
洲社会主义者）在这个方面可以为美国保守主义者的立场的正确性作证”。但是，一当
欧洲社会主义者发现美国进步党人的这种态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的制度渐渐地
以一种不为人们注意的方式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时，他们又很快停止了他们的抨击。
美国进步党人与保守主义者的上述冲突，当然是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达到了最高
峰，但是此前数年中盛行的智识思潮已为罗斯福时期的种种发展铺平了道路。本世纪20
年代和3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一大批反法治的文献，势同浪潮，并对此后的发展造成了
相当大的影响。此处我们仅举两个颇具特色的例子作为证明。对美国的“法治政府而非
人治政府”的传统，发动正面攻击的积极人士中的代表人物，乃是查尔斯·海因斯
（Charles G.Haines）教授，他不仅将这种传统理想视作一种幻想，而且还严肃地辩称：
“美国人应当根据一种对公共官员的信任理论（a theory of trust in men in public
affairs）来建构政府”。要认识到海因斯的观点与构成美国宪法基础的整个观念彻底
相悖，人们只须记住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观点即可，杰斐逊总统指出，“自由政府乃
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jealousy）而非信任基础之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据
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limited constitutions），以约束那些我们当授予其以权力
的人……。因此，我们的宪法确立了我们的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就权力问题而言，希
望不要再让我们听见所谓的对人的信任的言论，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措施去约束被授
权之人，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
更能反映当时智识趋向特征的，可能是已故法官杰里米·弗兰克（Judge Jerome
Frank）所撰写的著作《法律与现代精神》（Law and the Modern Mind），该书首版于
1930年，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讲已是一件极不易理解的
事情了。该书对法律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the law）的理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弗兰克甚至将这种理想讥讽为“需要一个权威父亲的小儿科式的要求”的产物。该书以
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为那一代不愿意接受任何对集体行动进行限制的人对传统理想所
采取的蔑视态度提供了理论根据。然而，正是在这些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变成了推
行新政这一父权式政策的工具。
到本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这类发展的忧虑和不安日益激增，结果成立了一个委员
会专门调查此类问题，即“美国检察总长关于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the
U.S.Attorney-General'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其任务与英国
在十年前成立的“大臣权力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很相似。但是，该调查委员会的《多数
报告》（Majority Report），与英国那个委员会的报告相比，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竟然将当时所发生的事态描述成既不可避免，亦无损害。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
庞德（Dean Roscoe Pound）最为恰当地指出了该报告的大要，“虽说该调查委员会之
多数很可能是无意为此，但他们实际上就是循着行政专制主义（administrative
absolutism）的路径在思考问题，而这种行政专制主义，则是全世界于当下日益兴盛的
专制主义的一个方面。他们主张法律消亡的观念，认为社会将不会再有法律，或者只有
一种法律，那就是行政命令；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权利之类的东西，法律只是要实施
国家强力的威胁，规则和原则只是迷信和宗教期望，权力分立原则乃是过时的18世纪的
思想方式，法律至上这一普通法原则也已失效；他们甚至还认为，公法乃是一种‘人们
必须从属的法律’（subordinating law），亦即使个人的利益从属于政府官员的利益，
并允许政府官员根据公共利益来裁量纠纷，从而给予公共利益以更大的价值，同时无视
其他利益；最后他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法律乃是官方所为，从而官方所为便是法
律，而且不容法学家的批判——以上所述便是我们认识该调查委员会多数建议所必须正
视的背景”。

7．颇为有幸的是，有种种明显的迹象表明，许多国家对于发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
中的反法治的取向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并且还做出了一系列强硬的回应。这些迹象可能
在那些经历了极权政制从而深知放松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所具有的危险的国家中最为明显。
社会主义者在不久以前还在对个人自由的传统保障措施进行冷嘲热讽，但是现在，甚至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士也开始改变了态度，这实在可敬可嘉。几乎没有人能够像著名的社
会主义法律哲学家，已故的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那般坦诚地表
达了这种观点的转变过程。他在其晚年所撰写的一部著作中指出，“尽管民主确是一颇
值称道的价值，但法治国却像我们每日食用的面包、饮用的水和呼吸的空气，实是我们
最基本的需要；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民主仅凭自身的力量就能作出调适以维护法治
国”。然而，从拉德布鲁赫对德国发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在德国事
实上未必就能做到对法治国的维护。可能更为恰当的说法是，如果民主不维护法治，民
主就不会存续多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司法审查原则的推进以及德国论者对自然法理论的关
注的恢复，乃是上述发展趋向的又一象征。当时，在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也正在开展类
似方向的运动。在法国，雷坡（G.Ripert）通过对《法治的衰微》（The Decline of
Law）的研究而对此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这部论著中正确地得出结论认为，“总而
言之，我们必须对这些法学家做出谴责。正是这些法学家在这半个世纪中的所作所为摧
毁了个人权利的观念，他们甚至丝毫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将这些个人权利
拱手交给了强大无比的政治国家。一些法学家想证明他们是进步的，而另一些法学家则
相信他们重新发现了那个为19世纪的自由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所遮蔽
的传统原则。这些学者常常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偏狭，而这阻碍了他们去认识其他学者从
无偏见的学说中所可能推演出的真实的结论”。
在英国，许多人也提出了诸多类似的警告，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日益关注的第一个
结果便是在晚近的立法中重新恢复了这样一种趋势，即恢复法院作为审理行政争议的终
极权威。最近，从一个专门调查法院（即除普通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上诉程序的委员
会的报告中，人们也能发现这类极鼓舞人心的迹象。在该项报告中，这个调查委员会不
仅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以消除现行制度中所存在的大量缺陷和失范现象，而且还颇令人
赞赏地重新确认了“司法与行政的区别，以及法治与专断的区别”。该报告还强调指出，
“法治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应当根据众所周知的原则或法律做出裁定或判决。一般而
言，这些裁定或判决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公民也知道他处于何种法律境地”。但是在英
国，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行政领域未得到专门法院的管辖或规定”（这个问题并不属
于该调查委员会所讨论的问题）；在这些领域，情况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公民实际上
也依旧处于专断的行政裁定的支配之下。如果要扼制住这种侵蚀法治的趋向，似迫切需
要建立某种独立的法院，由它来受理所有行政案件的上诉请求，一如各国人士所提出的
建议那般。
最后，我们还需要论及一种国际性的努力，这就是1955年6月在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的大会上所通过的“雅典条例”（Act of Athens），它以一种强硬的姿态重新肯定了
法治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却很难说，在这种复兴原有传统的普遍愿望中，人们对于其间所可能涉
及的问题也具有着明确的意识；同样我们也很难说，人们在原有传统的诸原则成为实现
某个可欲的目标的最为直接而显见的障碍时，会依旧坚持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在不久前
似乎已是人所周知的常识，实毋需重述，甚至在今天，人民大众似乎也要比那些当代的
法学家更熟知这些原则；然而就是这些原则，已为当下的一些法学家所遗忘，所以极有
必要对这些原则的历史及其特性给出详尽的阐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在本书
的第三部分以更为详尽的方式，对在一自由社会的框架中实现各种现代的经济政策和社
会政策的不同方式进行考察，亦能对这些政策之所以无从实现的各种原由进行检讨。

第三部分　福利国家中的自由
在人之上，存有着一种巨大且监护的力量，此一力量凭靠自身的意志而确使人们获
得满足，并监护他们的命运。此一力量具有绝对、无微不至、恒定、远见和温和的品格。
如果它的目的在于养育人以使其长大成人，那么它就似父权；但是它也异于这种权威，
因为它力图使人们处于恒久的孩童状态：当然，如果人们只想欢乐，那么人们得以欢乐
也是颇令人满足的。这样一种政府虽说愿意为人民造福，但是它却力图使自己成为人们
幸福的唯一代理者和唯一裁定者；它虽说会为人们提供安全，能够预见并确使人们获得
生活的必需品，增进人们的快乐，处理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引导人们的努力，规定人
们财产的承继方式，并分配处理人们的遗产，但这岂不是人们根本不思和完全不去操劳
烦恼琐碎的生计吗？而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托克维尔（A.De Toqueville）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的衰落与福利国家的兴起
当政府的目的在于行善便民时，经验告之我们更应当保有警省以保护自由。生而为
了自由的人，对于抵抗藏有恶意的统治者侵犯其自由的行径，自然具有极高的敏感力。
然而，对自由的最大的危险，则潜藏在那种热心者的诱人但却剧毒的行径之中，潜藏在
那些善意但却令人无法理解其为何如此之善的行径之中。

布兰代斯（L.Brandeis）

1．在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在社会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这主要
是因社会主义理想的激励所致。在这个世纪的一段时间中，甚至在诸如美国这样一个从
不具有重要的社会主义党派的国家中，也出现了这种倾向。在这百年的岁月中，社会主
义赢得了知识界一大部分领导人士的支持，并渐渐被广泛认为是社会发展势所必趋的终
极目的。这一发展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了巅峰，当时连英国这样的老牌自由国
度竟也盲目地展开了社会主义的尝试。这似乎标示着社会主义发展高潮的到来。未来的
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将1848年的革命到约1948年的这段时间视作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世纪
（the century of European socialism）。
在这一期间，社会主义不仅有着相当精确的含义，而且也拥有着一项明确的纲领。
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目的，都在于将“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国有化
（nationalization），从而有可能根据一个趋向于某种社会正义理想的全盘计划来指
导所有的经济活动。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意图重组社会
（reorganization of society）所依凭的各不相同的政治手段。马克思主义与费边主
义之所以有区别，乃是因为在政治手段上，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渐进的；但是，这两
种学派在它们所希望创建的新社会的观念方面，却基本上是相同的。社会主义意指生产
资料的公有，而且对这些生产资料“使用的目的，乃在于发挥其用途，而不在于追求利
润”。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却发生了一项重大的变化，即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那种实现社会正义的特定方法的社会主义开始衰落了。它不仅失去了它往日在知
识上的号召力，而且还明确遭到了大众的否弃，以致于各地的社会主义党派纷纷开始寻
求能够确使其追随者继续给予支持的新纲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社会主义党派并
没有放弃它们的终极目标，亦即它们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但是，它们曾经希望用以实
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以及为这种手段所杜撰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却都已声誉扫地。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还会一如继往地被用来指称现有的社会主义党派所
通过的一切新纲领，但是那个旧的具有明确意义的社会主义，在今日的西方世界确已不
复存在了，真可谓是名存实亡。
尽管这样一种粗线条的概述多少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对各国社会主义者所撰写的充
满失望的文献进行考察，对社会主义党派内部的争论进行分析，却足以确证这一点。对
于那些仅关注单一国家内部发展的人士来说，社会主义的衰落充其量只是一种暂时的挫
折，亦即是对其在政治上的失败的一种反应而已。但是，不同国家的发展所具有的相似
性和国际性质，却使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的衰落绝不只是一时的挫折问题。如果说在十
五年前，教条的社会主义（doctrinaire socialism）还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的话，那么
在今天，一个人若再对这种社会主义进行如此这般的批评，将无异于对一假想的敌人开
火，因为这种社会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主要来自于社会主
义运动的外部，然而当下的大多数抨击，则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其目的乃
在于呼吁变革社会主义的原有纲领。

2．引起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是多重且多面的。就那个一度具有最大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学派而言，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的范例本身命运的变化，可以说
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正是经由苏联这个社会实验范例的失败而致使其
在西方世界惨遭扼杀的。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只有为数极少的知识分
子认识到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乃是系统地适用传统社会主义纲领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当下，
如果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将无疑构成一个极为有效的论辩，即使在社会主义圈子
中亦是如此；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期望或想要一个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那么苏联
的错误何在”？］但是苏联的经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只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丧失了声誉而已。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所表现出来的普遍失望，乃是由一些更
为直接的经验所致。
直接导致这种普遍失望的主要因素可能有三个：第一，人们日益认识到，社会主义
式的生产组织，其生产效率并不比私有企业高，相反，而是远远低于后者；第二，人们
还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同此前的制度相比，与其说社会主义导向了那种曾被认为的更大
的社会正义，不如说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专断的、更无从逃避的等级秩序；第三，人们还
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没能兑现其所允诺的更大的自由，反而意味着一种新专制的出现。
最早感到失望的乃是那些工会组织，它们发现，当它们不得不与国家（而不是私营
雇主）发生关系时，它们的力量先已被大大削弱了。紧接着，甚至连个人也开始发现，
由于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得不直面国家的权威，所以他们原本在竞争社会中所具有的地
位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其力量反而遭到了削弱。这些现象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即
当时欧洲诸国的劳动阶级（working class）（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得到了
普遍的提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独特的无产阶级观念以及与其相伴随的劳动者的
阶级意识；结果，这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产生了一种与美国的情形颇为类似的情形，而
这种情形在美国曾经有效地阻止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在那些经历过全权性
政制的国家中，较年轻的一代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取向，他们变得不再相信任
何集体性措施，并开始怀疑一切权威。
导致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日渐失望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乃意味着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士提
出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互不相容的观点时，这些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虽说也曾做出过强硬
的回击和否定，但是当这种观点是由他们内部的一位论者以激烈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
这种观点就会造成极大的震动，并产生一种深深的影响。近来，这种情形已由英国工党
的一位极重要的知识分子做出了极为坦诚的描述，他就是克罗斯曼（R.H.S.Crossman）
先生；他在其所著的一部题为《社会主义与新专制主义》（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的小册子中，记述了“越来越多的认真思考的人对他们曾经认为的中央计
划和国有制的扩展所具有的明显优点进行反思的过程”，他这样解释说，“工党政府的
‘社会主义’意味着建立大量的官僚企业”和“建立一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
而这确确实实对民主构成了一种潜在且重大的威胁”；然而对工党政府的“社会主义”
所具有的这种涵义的发现，则促使那些认真思考的人认识到，“社会主义者在当今的主
要任务乃在于使全国人民相信，他们的各项自由正受着这种新封建主义（new
feudalism）的威胁”。

3．尽管捍卫那种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collectivistsocialism）所特有
的方法的西方人士已寥寥无几，但是它的终极目的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对西方人士的吸引
力。虽说社会主义者对于应当如何实现他们的目的已不再具有一种明确的计划，但他们
仍希望操纵经济，以使收入的分配与他们的社会正义观相符合。然而，社会主义时代所
导致的最为重要的后果，乃是它摧毁了传统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手段。由于社会主义的
目的在于根据全新的原则彻底重组社会，所以它就一定会把现行制度所依凭的原则视作
必须予以清除的障碍。但是，既然社会主义自己已不再具有任何独特的原则，所以它只
能在不知道任何可资使用的明确手段的境况下展示其各种新的抱负。作为结果，我们只
能视这些根据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所确立的新任务为毫无原则的使命，然而过去
却不是如此。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尽管人们一般已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作值得慎思追求的目标，
但是却没有人能够确定无疑地宣称我们在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不会导向社会主义的建构，
尽管这种做法可能是无意识的。一些改革者只重视和采用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够最为有效
地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而根本不关注那些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制度安排，
所以他们很可能被导向对经济决策施以越来越多的中央控制（虽说私有财产权仍在名义
上得到了维护），直至形成那种中央计划制度，然而这种制度却是当下人士（当然也包
括那些改革者本人）极少真正愿意见到其实现者。更有进者，许多传统社会主义者也发
现，人们在重新分配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因此在这个方向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看
来要比强行采取那种早已声誉扫地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措施更为容易。他们似乎已经认
识到，通过增加政府对那些在名义上仍被保持为私有的产业的控制，他们可以更为容易
地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目标，而这也正是他们在过去采取的那个更令人惊恐的剥夺政策所
欲求达致的真正目标。
的确，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极为坦诚地放弃了那种明显具有全权性形式的
“热”社会主义（hot socialism），而于当下转向了那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
（cold socialism）；因此，当人们对他们再进行批评的时候，有时就会被指责为有失
公允，甚至被斥责为是瞎了眼的保守主义者的偏见在作怪。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所谓的，“冷”社会主义，实际上与“热”社会主义并无多大区别；如果我们不能
够对那些能够在自由社会中予以实现的新抱负与那些只有采取全权性集体主义的手段方
能予以实现的目标做出正确的辨识，那么我们实际上仍处于危险之中。

4．与社会主义不同，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的观念并不具有一个明晰确
定的含义。这个术语有时被用来指称这样一种国家，它不仅“关注”维续法律与秩序的
问题，而且还“关注”其他问题。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虽说有少数理论家主张政府的
活动应当仅限于维续法律和秩序，然而这样一种立场却不能被自由原则证明为确当，因
为只有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才需要加以严格的限制。我们在上文（前述第十五章）已经明
确指出，毋庸否认，政府具有着一极为广泛的非强制性活动的领域，而且也存有明确的
需要以征税的方式来支持这些活动。
的确，在现代，不曾有过任何政府将自己的活动仅限于有些人偶尔主张的“个人主
义式的最小范围”（individualist minimum）之中，而且对政府活动的这种限制也不
曾为“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实际上，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对贫困者、时运不济
者和残疾者进行了救济，而且还对健康卫生问题和知识传播问题予以了关注。我们没有
理由认为，这些纯粹的服务性活动，不应当随着财富的普遍增长而增加。此外，也的确
存在着一些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满足的公共需求，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满足公共需
求，也不会限制个人自由。我们同样不能否认的是，随着我们日趋富有，社会为那些无
力照顾自己的人所提供的最低限度的维系生计的标准（而且它能够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
加以提供），亦将逐渐随之提高；而且我们亦无从否认，政府有可能以极有助益的且不
会造成任何损害的方式，推进甚或领导这方面的活动。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政府不应
当在诸如社会保障和教育之类的领域中发挥某种作用甚或进行领导，或者说政府不应当
暂时资助某些试验性的发展工作。因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
与其说是政府行动的目标，不如说是政府行动的手段。
人们为了说明反对福利国家是没有道理的，常常会列举政府活动所具有的极为温和
且无损害的目标以资证明。但是，一旦那种主张政府根本不应当关注此类问题的狭隘立
场被放弃（人们虽说能够对这一立场加以辩护，但它却与自由没有什么干系），那么自
由的捍卫者通常就会发现，福利国家的纲领所含括的许多内容竟也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
和无可反对的。例如，如果他们承认他们并不反对洁净食物法（pure-food law），那
么这就可以被认为他们也不应当反对任何指向某个可欲目的的政府活动。因此，那些试
图根据目的而非方法来界定政府功能的人士，经常会发现他们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有
时候他们不得不反对某些政府行动，尽管这些行动似乎只会产生可欲的后果；有时候他
们则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反对那些对于特定目的的实现极具效力但从其集合效应来看则
有可能摧毁自由社会的措施的时候，又没有一般性的规则可以依凭。只要人们将国家仅
视作强制性机器，那种主张国家不能涉入与维续法律和秩序无关的问题的立场就可能是
合乎逻辑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一个服务性机构，国家有可能在不造成损害的
情况下有助于实现那些以其他方式可能无从实现的可欲的目的。然而，为什么政府诸多
新的福利活动还是对自由构成了威胁呢？其原因就在于，尽管这些活动从表面上看是纯
粹的服务性活动，但它们事实上却构成了对政府的强制性权力的实施，并且是以政府宣
称其在某些领域拥有排他性权利为基础的。

5．当下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由捍卫者的任务，并使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
困难。如果对自由的危险仅来自于显见的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可
以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主义者的信条乃是彻底的谬误，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并不能实现
社会主义者所欲求的目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还会产生社会主义者自己都不喜欢的其他
后果。但是，我们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反对福利国家，因为这一术语并不意指一种明
确的制度。这个称谓实际上是许多不尽相同甚至彼此冲突的要素的混合，它们当中的一
部分要素会使自由社会变得更具吸引力，而另一些要素则与自由社会不相容合，或至少
会对自由社会的存续构成潜在的威胁。
我们将在下文的讨论中看到，福利国家的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一种抱负）
可以在无损于个人自由的情形下予以实现，尽管所采用的方法未必是众所周知且为人们
普遍赞赏的方法；福利国家的另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二种抱负）也同样可以在
一定的程度上予以实现，尽管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人们所想象的或人们愿意承受者，
或者这种代价只是人们在财富得到增长的情况下才会逐渐愿意承担的；最后我们还将发
现，福利国家的其他一些目标（亦即福利国家的第三种抱负）——而且也是社会主义者
最为珍视的目标——在一力图维护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的社会中则是无法实现的。
再者，社会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可欲的公众娱乐需求，而通过共同努力来满足这些
需求并提供这些设施，可能会符合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例如公园、博物馆、影剧院和
体育运动场馆等等——尽管人们有很充分的理由主张，这些需求应当由地方当局而非由
中央政府予以满足。此外还有重要的保障（security）问题，亦即向人们提供保护，以
使他们免受那些对所有人都可能带来损害的风险；而在这个方面，政府通常都能够减少
这样的风险或者能够协助人们预防这些风险的发生。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对两种保障
概念做出区分：一是有限的保障（a limited security），亦即所有的人都能获致的保
障，从而它不涉及特权问题；另一是绝对保障（absolute security），亦即那种在自
由社会中不可能为所有的人获得的保障。第一种是抵御严重物质贫困的保障，亦即对所
有的人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生计保障；第二种保障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得一定生
活水平的保障，它是经由对一人或一群体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与另一人或另一群体所享有
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而决定的。因此，这二者的区别表现为前者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享
有的最低限度收入的保障，而后者则是确使某人或某些人获致其被认为应当享有的特定
收入的保障。后者与激励福利国家的第三个主要抱负紧密相关：即欲求运用政府的权力
以确保一更公平或更正当的财富分配制度。这意味着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可以被用来确使
特定的人得到特定的东西，就这一点而言，它要求对不同的人给予一种差别待遇或不平
等待遇，而这与自由社会是不相容合的。这就是那种旨在达致“社会正义”并“基本上
变成一收入再分配者”（a redistributor of income）的福利国家。这种福利国家必
将退回到社会主义的老路上去，并且采用社会主义的强制性方法和基本上属于专断性的
方法。

6．尽管福利国家的一些目标只能通过采用那些有损于自由的方法方可实现，但是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福利国家所有的目标却都可以通过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追求。当下的
主要危险在于，一旦政府的一个目标被认为合法而得到接受，那么人们也就因此而认定，
甚至采用那种与自由原则相悖的手段也是合法的。颇为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领域中，
达致一特定的目的的最为有效的、最有把握的和最为迅速的方法，似乎就是将所有可资
运用的资源都用于现下可见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急功近利且指望一步到位的并对特定
的恶弊充满着愤怒的改革家而言，不采取最为快捷的和最为直接的手段去彻底铲除这种
恶弊，简直可以说是不正当的。如果现在每个蒙受失业、健康不佳和老年救济不足的人
都要一举解决其问题，那么不采用一种全盘的强制性方案，简直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
如果我们因急切地期望即刻解决这类问题而给予政府以那种排他且专断的权力，那么我
们就会发现自己极为短视。如果采用最为快捷的手段以解决现下可见之问题，成了人们
唯一可被允许采用的方法，而且所有可资替代的其他试验方法都被排除在外而不允许加
以使用，又如果眼下满足某种需求的最佳方法被视作此后一切发展的唯一出发点，那么
我们确实有可能较为迅捷地达致我们当下的目标，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也极可
能与此同时致使其他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胎死腹中。事实表明，常常是那些最急于充分
运用现有知识和权力的人，最有可能因其所采用的方法而侵损未来的知识发展。此外，
毕其功于一役和行政便利方面的考虑，也经常会促使改革者倾向于采用由其控制的单一
渠道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领域，这种模式已成为福利国
家的特征；就此而言，正是他们所采纳的那种单一渠道的发展模式，将成为未来发展的
主要障碍。
如果政府不只是想为某些个人达致一定的生活标准提供便利条件，而且还力图确使
每个人都达致这样的标准，那么它就只有通过剥夺个人在此问题上的选择权方能做到这
一点。这样，福利国家便成了一个家族式国家（a household state），在这种国家中，
“家长”控制着社会的大多数收入，他根据他所认为的社会成员需求或应当得到满足的
需求的数量和品种来分配这些财富。
在许多领域，人们可以基于经济和效率的种种考虑而提出极具说服力的论点，以支
持国家统管某一特定的服务业；但是当国家真的统管这种服务的时候，通常导致的结果
就不仅是那些被认为的裨益很快会变成泡影，而且这种服务所具有的性质亦会变得完全
不同于由彼此竞争的机构提供的服务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不是运用它所控制的有限
资源以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而是运用它的强制性权力以确使人们得到某类专家认为他
们需求的东西，又如果人们因此不再能够就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健康卫生、
就业、居住、老年救济）进行抉择，而是必须接受某个被任命的权力机关根据其对他们
的需求的评价而为他们做出的决定，又如果某些服务变成了国家排他性控制的领域，而
且整个职业——医疗、教育或保险等——也渐渐只是作为统一行政等级的机构而存在，
那么人们便会发现，真正决定人们将得到什么东西的，已不再是自由的竞争性试验，而
是权力机关所做的决策。
通常导使激进急躁的改革家希望以政府垄断的方式组织这类服务的理由，也同样会
使他们认为，有关责任机关应当被赋予支配个人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政府的目标
仅在于依据某一规则向所有的人提供某些特定的服务以改善他们的机会，那么这基本上
是可以根据竞争性的商业作法而实现的。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竞争性商业作法去办事，
那么我们就无从确使每个个人因此而获得的那些结果都能够切实地符合我们的想法。如
果欲使每个个人都在某个特定方面受到政府安排的影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只有有权
对人们施以差别待遇的具有自由裁量权的政府，通过采取家长式的个殊化的解决办法才
能做到这一点。
有人认为，当公民的某些需求仅由单个官僚机器统管负责满足的时候，人们只需要
采取民主手段对这个官僚机器施以控制，便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自由不遭侵犯，然而，
我们却认为，这种观点纯属幻想。就维护个人自由或人身自由而言，对仅规定“应当”
做什么的立法机构与享有排他性权力以实施这些命令的行政机构进行分工，实乃最具危
险的制度安排。所有的经验都确证了“英美经验所表明的结果：行政机构实现它们认为
紧迫的目的的热情，会使它们看不清它们的职能，而且还会致使它们认为宪法对它们的
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面对它们热情努力实现其所认为的最为重要的政府目标
时，都应当让路”。
有人认为，当今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现代政府中之骨干人士和最强有力的人士，
例如那些只关注他们所谓的公共利益而且行动极具效率的专职行政官员；在我们看来，
这种说法绝非夸张之辞。尽管理论家们仍会大谈特谈如何用民主的手段来控制这些活动，
但是所有在这方面具有直接经验的人士都会赞同（一如晚近的一位英国论者所指出的），
“如果大臣对这些活动进行控制……都已变成了一种神话，那么期望议会能够对此施以
控制，就更是纯属传奇寓言了”。对人民的福利采取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将不可
避免地使有关管理机构成为一种一意孤行且无从控制的机构；面对这样的机构，个人既
是无能为力的，亦是孤立无援的，而且这种机构亦将日益获得最高权力才具有的那种神
秘性——亦即德国传统中的Hoheitsverwaltung或Herrschaftstaat；这些术语对于盎格
鲁萨克逊人来讲曾经是极为陌生的，所以后来人们不得不杜撰一个奇怪的词“霸权”
（hegemonic ）来表达此一含义。

7．本书以下各章的目的并不在于详尽阐释一项适合于自由社会的完整的经济政策
纲领，而主要是关注那些新近提出的政策目标或抱负，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自由社会中
的作用尚无定论，而且更是因为对于这样一些新的目标，我们所持的各种各样的立场仍
在那些极端之间来回摇摆，无从确定，所以我们极需要确立一些将有助于我们明辨它们
的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彻底否定福利国家的所有行动，显然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态度；
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较为妥适且正当的目标与那些应当否弃的目标做出明确的区别；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将选择一些对此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维护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具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不
无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活动进行全面的考察。首先，我们须搁置而不予
讨论的乃是产生于国际关系中的全部问题——这不只是因为对这些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
讨论，会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是因为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之的考虑，还要求我们
对超出本书论题以外的哲学根据展开讨论。只要我们把历史给定的实体（即主权民族国
家［sovereign nations］）视作国际秩序的终极单位，那么我们就很可能无从发现解
决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方案。如果我们有权进行其他选择的话，我们又应当将政府的
各项权力委托给哪些群体呢？这实在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因此任何简单的回答都一
定无法令人满意。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法治所需要的道德基础，在今天还完全不存在，而
且如果我们在今天将政府的任何一项新的权力委托给某个超国家的机构，那么我们就很
可能丧失法治原本在一国范围内所具有的全部优点。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就我们还须学
习如何有效地限制一切政府的权力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权力等级间分配权力而言，我们对
于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眼下似乎还只可能采取一些权宜性的解决办法。此外，还应
当指出的是，国家政策在现代的发展，使得国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它们在19世纪时更为
困难和棘手。我想在这里再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在个人自由的保障尚未达致比当下更为
坚固的程度的时候，贸然创建一个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对于文明的未来发展，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它的危害程度甚至会超过战争。
政府职能的集中与分散（centralization versus decentralization）的问题，在
重要性方面绝不亚于国际关系问题。尽管这个问题与我们将要讨论的大多数问题都具有
着历史的联系，但我们却不可能对它做出系统的考虑。一些赞成增加政府权力的人士，
往往会支持政府权力的最大限度的集中，而另一些主要关注个人自由的论者则普遍倾向
于主张政府权力的分散。在无从依赖私人企业提供某些服务的场合，从而亦即在需要采
取某种集体行动的场合，人们有极充分的理由认为，地方政府的行动一般可以提供次优
的解决方案（the next-best solution），因为地方政府的行动具有着私有企业的许多
优点，却较少中央政府强制性行动的危险。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或一个允许迁徙自由的
地区内部较大单位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供对各种替代方法进行试验的机会，
而这能确保自由发展所具有的大多数优点。尽管绝大多数个人根本不会打算搬家迁居，
但通常都会有足够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和较具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会对地方政府形成
足够的压力，要求它像其竞争者那样根据合理的成本提供优良的服务，否则他们就会迁
徙他处。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那些权力机构的规划者，会出于齐一性、政府效率和行
政便利等因素的考虑，而支持中央集权的倾向，而且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绝
大多数贫困者的强烈支持，因为这些贫困者希望通过集权政府的干预能够分享到较富裕
地区的资源。

8．在经济政策方面，除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以外，还有不少重要的问题，但是在
这里，我们也只能对它们加以简要的讨论。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保持经济稳定和防止经
济大衰退，在一定程度上须依赖于政府的行动。我们将在就业和货币政策的论题下考虑
这个问题。但是，欲对这个问题做出系统考察，我们还必须涉入经济理论中高度技术性
的且极具争议的问题，而这显然不是本书的篇幅所能允许的。（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
样的问题，我所应当采取的立场，作为我在经济学这个领域中专门研究的结果，将在很
大程度上独立于本书所讨论的诸原则。）关于运用税收筹集来的基金以补贴某些活动的
问题，我们亦将在后文结合居住、农业和教育等问题一起加以讨论。同样，这种补贴措
施也会产生一些更具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通过主张不应当给予任何政府补贴的
方式而拒绝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在一些无可质疑的政府活动领域，例如国防这样的领域，
政府补贴很可能而且常常是激励必要发展的最佳且危险最小的方法，而且人们也常常认
为这种做法要比政府采取直接管制和负责的措施更可取。就补贴问题而言，人们或许能
够确立的唯一的一项一般性原则乃是，补贴的正当与否绝不能够根据直接受益人（而不
论是受资助的服务的提供者，还是其消费者）的利益加以证明，相反，它只能根据那些
可以为所有公民都能享受的一般性利益（亦即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福利）加以证明。补
贴乃是一合理的或合法的政策工具，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是一种收入再分配
的手段，而只是一种运用市场提供服务（即那些不能够为某些凭个人实力偿付得起的人
士独享的服务）的手段。
在本书以后各章的讨论中，被略去而未加系统考察的最为明显的问题，很可能是企
业垄断（enterprise monopoly）的问题。我之所以在认真考虑以后还是将这个问题略
去不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如人们通常赋予它的重要性那么大。对自由
主义者而言，反垄断政策通常都是他们的改革热情所指向的主要目标。我相信我自己在
过去也曾运用过这种策略性论点，即除非我们能够同时打击企业垄断的做法，否则我们
就无望对工会（labor unions）的强制性权力施以控制。然而，我现在愈来愈坚信，对
现存于劳工领域中的垄断与企业领域中的垄断不加区分的作法，显然是不诚实的。当然，
这也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其他一些论者的立场，这些论者认为，企业垄断，从某些方面来
看，是有益的和可欲的。我现在仍然认为，一如我在十五年前所认为的那样，如果垄断
者被视作经济政策的代之受过者（whipping boy），这可能是件好事；而且我还认为，
在美国，立法已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极不利于垄断的舆论氛围。就一般性规则（例如非歧
视规则）的实施能够束缚垄断权而言，我们可以说，实施这类一般性规则的行动便有百
益而无一害。但是，欲图在这个领域中真正有所成效，就必须依赖渐进的方式对我们现
有的企业法、专利法和税法进行改革，然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够简单下结论的。与此同时，
我也越来越怀疑，政府为反对特定的垄断行为而采用自由裁量的行动，是否真的具有裨
益？而且那些旨在限制个人企业规模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专断性质，亦使我大为震惊。
如果政府政策创造了这样一种事态，即一如美国的某些企业那样，大公司不敢采用降低
价格的手段进行竞争，因为这有可能使它们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制裁，那么这显然会变成
荒谬绝伦的状况。
现行的政策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并非上述那种垄断，而只是那些阻止人们
进入某个行业或某项贸易的障碍和某些其他垄断措施，才是具有危害的。垄断一定是不
可欲的，但这种说法只能在稀缺（scarcity）亦被视为不可欲的时候方能成立；然而需
要指出的是，虽说这两种情形都不可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避免它们。某些
能力（和一些组织的某些优点及传统）是不可复制的，这确实是生活中并不令人愉快的
事实之一，就如某些物品或资源注定是稀缺的那个事实一般。无视这个事实并力图制造
竞争“似乎”始终有效的境况，实在无甚意义。法律并不能够有效地禁止事态（states
of affairs），而只能禁止某些行动。因此，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不论何时只要竞争
的可能性出现，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利用这种可能性。如果垄断所依赖的是那些阻碍
其他人进入市场的人为障碍，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排除这些障碍。只要有可能采用一
般性规则，政府就有充分的理由禁止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的做法。但是，
政府在此一领域中的表现却实在令人沮丧，以致于人们震惊地发现，赋予政府以自由裁
量权，除增加这类障碍以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有益作为。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一旦赋
予政府以处理垄断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就很快会被用来区别“善的”垄断和“恶的”
垄断（“good”and “bad”monopolies），而且当局也会很快采取各种措施去保护所
谓善的垄断，而不是去努力防阻恶的垄断。我甚至怀疑是否存在那种值得保护的“善的”
垄断。的确，一些过渡的和暂时性质的垄断始终是很难避免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
类性质的垄断常常在政府的关照下，变成了一种持久性的垄断。
尽管人们对政府采取具体行动反对企业垄断不抱什么希望，但是，如果政府刻意促
进垄断的发展，甚至通过对一般性的法律规则确立例外的方式而不履行其基本职能（如
阻止实施强制），一如它们长期以来在劳工领域中的所作所为那般，则问题就完全不同
了。颇为不幸的是，在民主国家中，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的措施在执行了一段时期以后，
人们竟然会用反对特权的论辩来反对这些群体，而这些群体只是因为曾被认为需要和应
当获得特殊的帮助而在近年享受着公众的特殊关照。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法治的基本
原则近年来一直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侵犯，但是其遭受侵犯的普遍程度及后果的严重性
可以说在工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关于工会的政策问题，将成为我们在下文讨
论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第十八章　工会与就业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都敌视其他各种垄断，而现在却突然转而支持和促进形形色色
的广泛的劳工垄断（labor monoplies）；这种垄断是民主制度所不能容忍的，但是，
民主制度如果不采取摧毁性手段，就无从控制这些垄断，甚至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即民主制度如果不摧毁自身，便无从摧毁这些垄断。

　　　　　　　　　　　　　　　　　　　　 希蒙斯（Henry C.Simons）

1．关于工会的公共政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已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
极端。在最初的时候，工会即使没有遭到完全禁止，其所采取的行动，也只有极少数几
项是被视为合法的；而现在，情况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会已变成了一种独特的特权
制度（privileged institutions），甚至连一般性的法律规则也无法适用于它们。工
会已成为政府明显无法执行其首要职能——防阻强制和暴力的运用——的唯一重要的范
例。
这一发展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即工会不仅一开始便能够诉诸
一般性的自由原则（例如结社自由），而且还能够在所有对它们的歧视不复存在、进而
获得例外性特权（exceptional privileges）后的很长时间中，继续得到自由主义人士
的支持。在绝大多数领域中，进步党人几乎都会追问特定措施的合理性问题，然而只是
在工会这个领域，他们却一反常态，只愿意做些笼统的追问，“是支持工会，还是反对
工会”，或者一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支持劳工，还是反对劳工”。然而，上述
对工会发展历史所做的最为简略的考察足以表明，尽管上述两种极端情形凸显出了工会
发展史的最为明显的特征，但是人们应予采取的合理的立场，一定不是简单的反对工会
的极端，亦一定不是简单的支持工会的极端，而毋宁在于采取某种居间的立场。
然而，当“结社自由”（freedom of association）这个术语已丧失其实际意义并
且真实的问题已变成个人是否享有加入或不加入工会的自由的时候，大多数人却并没有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转化及其导致的后果，依旧坚信工会是在为“结社自由”而斗争，所
以继续给予工会的目标以支持。目前状况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有关问题的性质
变化得太快所致；在许多国家，工人的自愿结社（voluntary associations）刚获得合
法地位，它们就开始运用强制力迫使那些并不愿意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并致使非
工会会员失业。大多数人很可能至今还仍然认为，“劳工纠纷”（labor dispute）通
常意指报酬和就业条件方面的分歧，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纠纷的真正的原因往
往是工会力图迫使那些不愿意加入工会的工人加入工会。
从工会获得特权的角度来看，最为显著者，乃是英国；在那里，《1906年劳资纠纷
和解条例》（Trade Dispute Act of 1906）赋予了“工会一种免除民事责任的自由，
即使它或其成员实施了最为严重的侵权行为，亦可以不用承担此种行为的民事责任；总
之，它赋予了工会一种任何其他人或群体（而不论它是企业抑或是社团）并不享有的特
权和保护”。此后，美国也同样颁布了有利于工会的法规，并支持了工会的发展；在美
国，《1914年克莱顿条例》（Clayton Act of 1914）最先使工会免受《谢尔曼法》
（Sherman Act）有关反垄断规定的限制；《1932年诺里斯－拉加蒂条例》（Norris-La
Guardia Act of 1932）“在这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实际上就劳工组织的侵权行为确
立了完全的免责条款”；最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极为关键的判决中，确认了“一个工
会对其下述权利的主张，即它有权否定雇主参与某个经济领域活动的决定”。与英美两
国的做法多少有些类似，大多数欧洲国家到1920年代也渐渐出现了这种支持工会的做法，
但确认这种情形的方式却与英美不尽相同，亦即“通过明文的立法许可较少，通过政府
当局和法院的默认较多”。但是有一点在所有的国家却是相同的，即工会的形式合法化
（legalization）都被解释为工会的主要目的的合法化，被解释为对它们的下述权利的
承认，即它们有权做任何实现它们的目的所必须的事情（例如垄断）。工会渐渐不再被
视作一种追求合法私利目标的群体，而且也不再被看作一种必须受到其他享有同等权利
的处于竞争地位的利益群体的制约的群体（一如其他利益集团那般），而是被认作为这
样一种群体，它们的目的（即彻底而广泛地组织所有的劳工）必须得到支持，以实现公
众利益。
尽管工会经常滥用权力的情况，近年来也时常令公众舆论大哗，而且那种毫无批判
的一味支持工会的情绪也已开始降温，但是公众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即
现有的法律立场存在着根本的错误，而且自由社会的整个基础也正由于工会僭越各种权
力而遭受着严重的威胁。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那些近年来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工会滥
用权力而触犯刑法的现象，尽管它们与工会在法律上享有的特权并不是完全没有关联。
我们将只关注那些为工会在近日普遍享有的权力，亦即那些为法律明文许可的权力，或
至少是那些为司法当局默许的权力。我们的论辩并不旨在反对工会本身，而且也不限于
反对那些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滥用权力的做法。相反，我们将把我们的关注力指
向一些现在被广泛认为合法的权力（虽说不是“神圣的权利”）。尽管工会在行使这些
权力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节制，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削弱我们用以反对工会这些权力的
理由，反而加强了这些理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下的情势之所以还没有恶化到我们
绝不能允许它继续下去的地步，完全是因为在现行的法律环境中，工会本可以做出更多
的损害，但是它们却并没有这样做，而且也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工会之所以不这样做
乃是众多工会领袖的节制和善意的结果。

2．工会被允许实施的强制，主要是对同行工人实施的强制，因此我们说它与法治
下的各项自由原则相违背，实乃不争之事实，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不论工会
可能对雇主实施什么样的强制性权力，它都是强制其他工人这一基本权力所产生的结果；
如果工会所具有的这种强制非自愿者给予支持的权力被剥夺了，那么工会对雇主的强制
也就失去了诸多会引起争议并遭致反对的特性。工人间自愿达成协议的权利，甚或他们
一起拒绝提供服务的权利，原本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后者——
即罢工的权利（the right to strike）——虽说是一种正常的权利，却很难被视作是
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某些职业中，工人放弃这种权利应当成
为就业的部分条件；这就是说，这类职业取决于工人一方对其长期义务的践履，而且任
何试图违背这种契约的集体性努力也都应当被视作为非法。
的确，任何有效控制了某一公司或行业的所有工人或者有可能成为工人的人的工会，
都能够对雇主实施几无限制的压力，尤其在那些对特殊设备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本的场合，
此类工会实际上还能够剥夺所有者的财富，并且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支配该企业的全部
回报。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做法的结果绝不会有利于所有的工人——除非
此类行动的全部收益为所有工人平均分享，而不论他们是被雇佣者抑或不是被雇佣者；
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从而工会就只有通过强制一些工人在违背他们的利益的情况
下去支持这样一种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的方式，才能实现它们的目的。
工人的情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工人只能够通过限制劳动力的提供（即只提供部
分劳动力），来提高实际工资（real wages），亦即使其超过自由市场所确定的工资水
平。因此，那些将获得较高工资的就业者的利益，将始终与另一些人的利益发生冲突，
因为后者只能在工资较低的职业中获得就业，甚或根本就得不到就业。
工会通常都会先迫使雇主同意给付一定的工资，然后确使每个人都在不低于这个工
资的水平上被雇佣；尽管这是事实，但它亦将导致工人内部间的利益冲突。的确，先行
确定工资乃是一种颇为有效的手段，其有效程度一如将那些可以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被
雇佣的人排斥在外的手段。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雇主只会在他确知工会有力量将其他
人排斥在外的时候，才会同意工会要求的工资。一般而言，先行确定工资的方式（无论
是工会来确定，还是当权机构来确定），只有在所确定的工资也高于所有自愿的工人都
能被雇佣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才可能提高工资。
尽管工会时常也会根据相反的信念采取行动，但其通常的情况却使我们确信无疑，
它们无力长期提高所有自愿工作的人的实际工资，亦即使他们的实际工资超过自由市场
所形成的工资水平；虽说它们可以推进现金工资（money wages）水平的提高，但这种
做法却会导致种种其他后果，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即使工会能够在较长
的时间中成功地提高实际工资以超过自由市场形成的工资水平，这种做法亦只能在牺牲
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同时有利于某一特定群体的前提下得以维续。因此，工会只能服务于
部分工人的利益，甚至在它们得到所有工人支持的时候，情形亦复如此。这就意味着，
那些严格以自愿为基础的工会，由于其工资政策并不是指向所有工人的利益的，所以也
就不可能长久地获得所有工人的支持。那些没有权力对工会以外的工人施以强制的工会，
因而也就不具有足够的力量迫使雇主将工资提高到超过所有寻找工作的人都能被雇佣的
工资水平，亦即在一个真正的一般劳动力自由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工资水平。
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尽管所有就业者的实际工资只有通过工会联合行动以部分
失业为代价才能提高，但是特殊行业或职业的工会却可以通过迫使非工会会员处于较低
工资的职业之中来提高其工会成员的工资。这种状况在实际过程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扭
曲了工资结构（wage structure），很难断言。然而，人们只须记住，当一些工会认为
有理由运用暴力以阻止其他人进入它们的行业的时候，又当一些工会有能力向工人索取
极高的入会费（甚或能够为工会现有会员的子女保留这个行业的一些职位）的时候，毋
庸置疑的是，工资结构的扭曲程度一定是相当大的。值得指出的是，这样的政策只有在
相对兴隆和工资较高的行业中方能得到成功的实施，从而它们也将导致较富有的工人对
较贫困的工人的剥削。虽说工会的行动有可能趋向于缩小工会内部工人间报酬的差异，
然而同样不争的是，就大行业或大企业间的相对工资（relative wages）而言，工会在
很大程度上应当对当下的这种不平等现象负责，因为这种不平等毫无经济效能可言，而
完全是特权导致的结果。这意味着工会的活动必定会降低整个劳动生产率，从而也必定
会降低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这是因为，如果工会行动成功地减少了高薪职位的工人人
数，并成功地增加了低薪职位的工人人数，那么它就一定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致使工
资总平均数降低。事实上，我们可以极为明确地指出，在那些工会力量极为强大的国家，
实际工资的总体水平都要低于工会力量较弱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真实情况便是如
此，在那里，工会政策通过普遍使用那种具有“制造工作”（make-work，又译“增
业”）性质的限制性措施而得到了加强。
如果说仍有许多人将下述问题视作一个显而易见且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一般的工资
水平由于工会的种种努力而得到了迅速的提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些人之所以这样认
为，完全是因为他们未能考虑到理论分析业已得出的那些明确无误的结论，而且也根本
没有顾及经验性证明所揭示的相反现象。实际工资往往是在工会力量衰落的时候要比其
强大的时候提高得更快；再者，甚至在特殊行业或职业中，工资提高的速度也常常是在
劳工没有得到组织的地方要比在劳工得到高度组织的和同样兴隆的行业更快。人们一般
的印象之所以与上述经验现象相反，部分乃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即工资的提高，在今
天大多是通过工会谈判而获致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工资的提高也就被人们认为只能以
这种方式获致；这种情况更是由于下述事实所致，即一如我们所见，工会的活动事实上
的确促使现金工资的提高速度不断超过了实际工资的提高速度。但是，现金工资的提高
之所以在不导致普遍失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国家通常可以利用通货膨胀的手
段致使这种工资的提高变得无甚实际意义——实际上，如果要维持充分就业，这种情况
就不可避免。

3．如果工会运用其工资政策所达致的结果，事实上真的比一般人认为的要少得多，
那么工会在这个领域中的活动就将对经济导致极大的危害，而在政治上产生更大的危险。
工会运用权力的方式，一方面趋于使市场制度失效，而另一方面却使它们自己获得了控
制经济活动方向的权力——这种权力由政府控制虽说是危险的，但是如果由某个特殊群
体操握也同样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工会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主要是通过下述两种方式
加以实现的：一是通过对不同的工人群体的相对工资施加影响，二是通过对现金工资水
平施以持续上升的压力（而这种做法必定会导致通货膨胀）。
对相对工资的影响，对于一个由工会控制的群体内部人员的工资而言，通常是指其
在工资上的更大的划一性和刚性，而对于不同群体间的工资而言，却意指其在工资上的
更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不具经济功效的。伴随着这种影响，劳动力流动也受到了
严重的限制，然而对于后者来讲，前者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这种现象虽会有利于特定
群体，但却必定降低生产率，进而在总体上降低工人的收入；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
毋需详论，就已显见于众了。在这里我们也同样毋需太过强调，人们便能洞见这样一个
事实，即特定群体的工资有可能经由工会的活动而获得较大的稳定性，但这也可能导致
就业更不稳定。这里的重要问题在于，工会实力会因行业和产业的不同而具有纯属偶然
的差异性，然而工会在实力方面的差异，将不仅导致工人之间在报酬方面的总体不平等
（而这种不平等并不能获得经济上的证明），而且也将导致不同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和
不经济发展。那些对于社会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行业，例如建筑业，就会在其发展过程
中受到极大的阻碍，从而无力满足社会的紧迫需求，然而其原因却只是这类行业的性质
为工会提供了特殊机会，使它们得以采取强制性的垄断做法。由于工会在雇主投入最多
资本的领域最强大有力，所以它们就有可能成为阻碍雇主进行投资的一种遏制因素——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工会在这方面的阻碍作用很可能仅次于税收。最后，工会垄断与企
业的勾结，也常常会成为工会对有关行业施以垄断性控制的主要基础之一。
工会制度（或译工联制度unionism）在当下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主要危险乃在于，
工会将通过其在提供各种劳动力方面所确立的有效垄断而扼杀竞争的功能，使其无法成
为配置所有资源的有效调节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竞争不能成为有效的调节资源
的手段，那么人们就不得不采用某种其他手段以取代其地位。然而，能够替代市场的唯
一手段便是权力机构的计划指导。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种指导权既不能交由代表局部
利益的特定工会去掌握，也同样不能交由一个将所有劳工统一组织起来的组织去实施；
如果将指导权交由这种统一的劳工组织去实施，那么这种组织就不仅会成为国家中最强
大的力量，而且也将成为一种能够完全控制国家的力量。然而，一如当下的发展趋势所
标示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却正在导向那种几乎没有一家工会期望见到的全面的社会主义
计划制度；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避免和否弃这种制度，才是工会的根本利
益之所在。

4．除非工会对它们所关注的劳动力的提供获得了完全的控制，否则工会不可能实
现其主要目的；再者，由于服从这种控制并不符合所有工人的利益，所以其中的一些工
人肯定只有在受到引诱后才可能违背自己的利益去服从这种控制。这种引诱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通过心理的压力和道德的压力而获得成功，亦即散布那种错误的信念：工会有利
于所有的工人。在工会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关于每个工人为了其阶级的利益都应当支持工
会行动的普遍看法的时候，强制亦就渐渐地被人们视作是一种迫使不顺从的工人履行其
义务的合法手段。在这一方面，工会一直依赖于这样一种极为有效的工具，例如传播一
种神话，即正是由于工会的努力，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才得到了迅速快捷的提高，而且
只有通过工会的持续的努力，工资才有可能得到尽可能快的持续提高——工会在不断散
布这个神话的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反对工会者的支持。如欲摆脱这种境况，唯一的办
法就是使人们更为真切地洞见事实的真象；然而人们能否获致这种洞见，则又取决于经
济学家是否能够有效地开启公众的智慧。
尽管工会施加的这种道德压力可能会非常强大，却还不足以给予它们以施行实际侵
害的力量。工会领导人显然会赞同工会制度研究者的论点，即工会欲达到其目的，还必
须拥有更为强硬的强制手段。为了把工人加入工会变成一种实际上的强制性义务，工会
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强制性技术，亦即它们所谓的工会“有组织的活动”（在美国又被
称为“工会安全措施”（union security）——这完全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委婉语）；
正是这些强制性技术，才给了它们以真正的力量。由于真正以自愿为基础的工会的力量，
将限于所有工人的共同利益方面，所以这些工会就会渐渐地把它们的主要工作放在迫使
反对工会的工人就范的方面，以使他们服从其意志。
工会如果得不到一种被误导的公众舆论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积极怂恿，就绝不可
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不无遗憾的是，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说服了公众，使人们认
为彻底完全的工会化（unionization）不仅合法，而且对公共政策的实施也极为重要。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说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并不是说工会有权独立于个别工人的意
志而存在。当然，如果工人认为组织工会并非必要之务，那么我们说这的确是一种极可
欲的事态，而绝非是一种公害。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诱使工人加入工会成了工会
的一个天赋目的，而且这个事实竟然被解释为工会应当有权做任何其认为有利于实现这
个目的的必要之事。同样，工会力图获得和确保较高工资的做法被视作合法这个事实，
也被解释成必须允许工会做任何其认为能使这些努力成功的必要之事。特别需要指出的
是，由于罢工一直被视为是工会的一项合法武器，所以人们亦渐渐相信必须允许工会做
任何其认为能使罢工成功的必要之事。总而言之，工会的形式合法化，渐渐被理解为任
何被工会视作实现其目的所必须采取的方法也应当被视为合法。
因此，工会现在所具有的强制性权力，主要立基于下述方法的运用：这些方法为实
现任何其他目的所不容，并与保护个人私域的一原则相反对。首先，工会依赖——其程
度要远远超过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运用纠察线（picket line）作为恐吓的手段。
甚至所谓的群众“和平”纠察（peaceful picketing）也具有着极高的强制性，而且对
这种行动的许可居然也因其目的被认定为合法而构成了一种合法特权；人们可以透过下
述事实而洞见这种手段中的问题：在现实中，这种手段能够而且正在被那些自身并不是
工人的人运用来强迫他人组成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工会，而且这种手段甚至也可以被用来
达致纯粹的政治目的或发泄仇恨以反对某个不受欢迎的人。由于工会的目的常常得到认
可，所以工会也就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合法的外衣本
身并不能够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代表了一种施加于个人的有组织的压力，而这种压
力在自由社会原本是任何私人机构所不能实施的。其次，除了上述许可的纠察行动以外，
工会还拥有另一种重要的手段可以用来强制个别工人，那就是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所准
许的企业只雇佣某一工会会员的制度（the closed or union shop）以及与此类似的其
他种种变异形式。这些做法实际上构成了贸易限制契约（contracts in restraint of
trade）；而且正是这类做法可以免受一般法律规则调整这一点，也使它们成了工会
“有组织的活动”的合法目的。立法竟然常常做出这样的规定，由一家工厂或一个行业
的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不仅可以被任何一个希望利用该项契约的工人所用，
而且还可以适用于所有的被雇佣者，尽管被雇佣者个人希望能够获得某种不同的利益安
排。工会还常常运用各种从属性的罢工和联合抵制（boycotts ）等手段，但这些手段
并不是作为与雇主就提高工资问题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手段，而是专门作为强迫其他工
人服从工会政策的手段；对于这些手段，我们也必须将其视为自由制度所不能允许的强
制性方法。
就此我们还须指出的是，工会之所以能够运用上述强制性策略或做法，完全是因为
法律业已豁免了工人群体在采取联合行动时所应承担的一般责任；法律赋予豁免的方式
通常有两种：一是准许它们不采用正式的法人组织形式便可以进行活动，二是明文规定
适用于企业组织的一般性规则不适用于工会。此处已无必要对当代工会政策的种种其他
方面一一加以考察，仅举出一个方面便足以说明问题，如在整个行业范围进行讨价还价
或在全国范围进行讨价还价的措施。这类措施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完全依凭于工会可以
合法地采取上文述及的种种强制性措施；然而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工会所具有的那种基
本的强制性权力被取消，那么它们所采取的那些强制性措施也就丧失了根基，无从存在
了。

5．我们毋需否认，运用强制以提高工资，乃是当今工会的主要目标。然而，即使
这是工会的唯一目标，通过法律对工会加以禁止也不能被证明为正当。在一个自由的社
会中，有诸多不可欲之事必须予以容忍，除非不采用歧视性立法便可以防阻这些事情的
发生。但是，对工资的控制，即使在现在也不是工会的仅有功能；它们无疑也有能力提
供不仅应大加赞扬的而且也是明确有益的服务。如果工会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强制性行
动来迫使工资提高，那么当工会被剥夺了强制性权力以后，它们就很可能会不复存在。
但是工会还要履行其他有益的功能，而且虽说考虑是否存在将工会完全禁止的可能性这
样的问题本身会与我们所有的原则相违背，但明确指出如下问题仍是可欲的，即为什么
这样的行动不具有经济上的根据，以及作为真正以自愿为基础的和非强制性的组织，工
会为什么仍能够提供极为重要的服务。事实上，只有当工会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杜绝使用
强力从而使自己放弃现在的那种反社会的目标以后，它们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它们所具有
的潜在的功效。
不具有强制性权力的工会，很可能会起到一种有益且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确定工资
的过程中亦复如此。首先，人们通常可以在下述两种境况中进行选择：一是增加工资，
另一是雇主根据同样的成本向工人提供其他替代性利益，但是，这种替代性利益只有在
所有或大多数工人更愿意接受它们而不愿意接受额外工资的情况下，雇主方能够提供。
其次，另有事实表明，个人在工资等级上的相对地位，对于他来讲，其重要性绝不亚于
他在工资等级上的绝对地位。在任何等级制的组织中，有一点极为重要，即大多数人认
为各种工作报酬间的差距和晋升规则是公平的。确使众人同意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很可
能是使有关工资的总体方案在能够代表各方不同利益的集体谈判中获致通过。即使从雇
主的立场来看，也极难构想出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以协调各种不同的利益，然而，这在
一个庞大的组织试图形成一令人满意的工资结构的过程中，则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个问
题。从大规模组织的需求角度来考虑，似乎必须确立一套为众人所同意的标准条件（它
们可供所有希望利用这些条件的人所采用，尽管在个别情形中并不排除采取特殊的安
排）。
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上文所述也可以适用于那些与工作条件而非与个人报酬相
关的一般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谓是所有被雇佣者的真正关注之所在，而且从工人与雇主
间的相互利益来看，这些问题也应当以一种考虑尽可能全面的方式加以调整。一个大企
业组织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讲，必须由一些规则加以调整；因此，在制定这些规则的
过程中，如果有工人参与这项工作，那么这些规则就很可能是最为有效的。雇主与被雇
佣者间所缔结的契约不仅调整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调整着各个被雇佣者群体间的
关系，所以最好是赋予这种契约以一种多边协议的性质，并且在某些方面（如投诉程序
问题）规定被雇佣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最后，工会还有一种历史最为悠久且最为有益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就像“助友
会”（friendly societies）一样，工会能够帮助其成员预防其行业中的某些特殊风险。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工会的这种功能都必须被视为一种极为可欲的自助形式，尽管这种
自助形式现已渐渐为福利国家所替代。然而，至于上述论辩是否能够证明那种在规模上
超过一家工厂或企业的工会为正当，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
工会主张参与企业业务管理，乃是一个与上文所述完全不同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这
里亦只能稍加讨论。在“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的名义下，或是在晚近
的“共同决定”（co-determination）的名义下，工会的上述主张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欢
迎，英国可以为例，而德国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代表了19世纪社会主义中工团主
义（syndicalist）一脉的思想观点在本世纪的明显复兴，然而这却是社会主义各种学
派中思辨最不够且最不具实践意义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在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稍加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有着许多内在的矛盾。显而
易见，如果一家工厂或产业欲服务于消费者的利益，那么它的运作就不能同时永远满足
某个特殊工人团体的利益。再者，有效参与企业的管理乃是一专职工作，而且任何参与
这一工作的人即刻便会失去作为一个被雇佣者的视角和利益。因此，不仅从雇主的角度
来看，而且也从被雇佣者和消费大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计划都应当予以否弃；而且这
也是美国的工会领导人断然拒绝承担管理业务的责任的根本理由之所在。然而，欲对这
个问题做更为详尽的考察，读者还必须运用现在可资利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极为充分的
研究文献。

6．只要一般舆论还视工会强制为合法，那么保护个人以使其完全免受工会的强制，
就不可能；但是，大多数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却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只要在法律和司法
方面进行相对较少且看似微小的变革，就可能足以导致现状发生深远且有可能是决定性
的变革。只要将法律明文授予工会的特权或因法院的宽容而使工会僭取的特权取消，就
足以使工会丧失其现在实施的危害较大的强制性权力，并足以将工会合法的自利引导到
对社会有益的方向上去。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下述两个基本要求：首先必须确保真正的结社自由；其
次不论是雇主还是被雇佣者，只要运用强制来反对组织或支持组织，都必须同样被视作
非法。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为正当以及工会的目标并不能证明工会免受一般性的法律规
则的管辖为正当这两项原则，必须得到严格的适用。在今天，这首先意味着必须禁止工
会的各种群众纠察活动，因为它不仅是导致暴力的主要且通常的原因，而且就是其最为
和平的形式也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其次，工会不得使任何非工会会员处于失业状态。
这意味着，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包括诸如“工会会员资格保留条款”［
maintenance of membership］和“优先雇佣”［preferential hiring］条款等形式）
必须被视作贸易限制契约，并拒绝给予法律保护。这些契约与那种“以被雇佣工人不加
入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契约”（或称“黄狗契约”，yellow-dog contract）并无二致，
后者通常都为法律所禁止。
剥夺所有这类契约的法律效力，还能够通过否弃从属性罢工和联合抵制的主要目标
而使这类以及相似的压力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归于无效。然而，还有必要废除所有下述的
法律规定，即那些使一个工厂或产业的大多数工人的代表所缔结的契约对所有被雇佣者
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此外还有必要剥夺所有有组织的群体的下述权利，即缔结对那
些并未自愿授予它们以此种权利的人具有约束力的契约的权利。最后，就那些与契约责
任或一般性法律相冲突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而言，必须明确地对那些操握着决策权的人
课以责任，而不论其所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的特殊形式为何。
有一种观点主张，剥夺某类契约之法律效力的任何立法，都会与契约自由原则相违
背；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反对观点毫无道理可言。我们在上文第十五章中业已指出，
契约自由原则绝非意味着所有契约在法律上都具有约束力且须予以强制执行。契约自由
原则只意味着所有契约都必须根据同样的一般性规则加以裁断，而且任何权力机构也都
不应当被赋予许可或不许可某些契约的自由裁量权。贸易限制契约便属于那些法律应当
拒绝承认其效力的契约。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契约，显而易见也属于此类不应加以承认的
契约。如果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机构的宽容不曾为工会夺得特权制造条件，那么普通法
国家就很可能没有必要制定关于这些特权的特殊法规了。这种必要性的存在，无论如何
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问题；而且自由的信奉者也都会痛恨此类立法。但是，一旦特权业已
成为一国法律的一部分，那么要取消它们，也就只有通过特殊的立法，而无他途可循。
尽管没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工作权法”（right-to-work laws），但是我们却殊难否认，
在美国由立法和最高法院的判决所造成的情势，有可能使特殊立法成为恢复自由诸原则
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当然，一个国家试图在劳工领域重新确立自由结社原则时究竟需要采取哪些具体措
施，还须依这个国家的发展境况而论。美国的情形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在美国，立法和
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可能在使工会强制合法化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而且在赋予行政
机构以自由裁量权和实际上不用承担责任的权力方面也已走得很远。但是，关于这个方
面的更精微的讨论，读者可参阅裴特洛（Petro）教授的重要论著《自由社会的劳工政
策》（The labor policy of the Free Society），在该书中，裴特洛教授对此方面所
必需进行的改革问题做了详尽而充分的讨论。
尽管为了制约工会那种有危害的权力所必须进行的种种变革，其目的仅在于使工会
服从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人的一般性法律原则，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现今存在的那些工
会定会尽其全力进行抵抗。工会知道，要想实现它们现在所欲求的目标，它们就必须完
全依赖于那种强制性权力，然而对于一个自由的社会来讲，如欲维系自身，就必须对这
种强制性权力进行制约。当然，当下的情形并非已经毫无希望。颇为令人欣慰的是，一
些方面已经有所改观和发展，而且这些改观和发展迟早会使工会信服目前的状况不可能
再延续下去了。工会将发现，就它们所面对的进一步发展的替代路线而言，服从防止一
切强制的一般性原则，从长时段来看，要比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更可取、更有益，因为
继续推行其现行政策必将导致某些不幸的后果。

7．从长期来看，工会虽说不可能对所有工人都能挣得的实际工资水平做出实质性
的变革，而且事实上它们更可能降低而非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但是现金工资水平的情形
就不是如此了。就这些问题而言，工会行动的效用将取决于支配货币政策的诸原则。从
那些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和金融机构所期望的相应的政策来看，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
说，当下的工会政策一定会导致持续且累进的通货膨胀。导致这一境况的主要原因在于，
处于支配地位的“充分就业”学说（“full-employment”doctrines），不仅明显解除
了工会对失业问题的一切责任，而且还将维续充分就业的职责交给了金融和财政机构去
承担。然而，金融和财政机构得以防阻工会政策所导致的失业状况的唯一方法，便是通
过通货膨胀来抵消工会政策有可能促成的实际工资的过分上涨。
为了理解我们业已陷入的境况，我们有必要对“凯恩斯”版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知识
渊源做一简要的考察。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所提出的理论，首先立基于这样一
种正确的洞见，即大规模失业的通常原因乃是实际工资太高。因此，他在理论上的第二
步便是主张直接降低现金工资，但是这一措施只有通过一极其痛苦且长期的斗争方能成
功。据此，凯恩斯得出结论道，实际工资必须通过降低货币的价值而予以降低。这的确
构成了整个“充分就业”政策基础的逻辑依据，而现在也已为人们广泛接受了。如果劳
方坚持的现金工资太高，以致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那么就必须增加货币供给（the
supply of money），以将价格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即现行现金工资的实际价值不再
大于寻求就业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在实践中，这必然意味着每一独立的工会，在其试
图追上货币价值的努力中，将会不断地坚持现金工资的进一步提高，从而诸多工会的集
合努力将导致累进性的通货膨胀（progressive inflation）。
即使个别工会防阻了某一特殊群体的现金工资的削减，也会导致上述结果。尽管一
方面工会使现金工资的削减变得不可行，而另一方面一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工资在总
体上所呈现的则是“刚性下降”（rigid downward）的趋势，但是不同群体由于情势的
不断变化而必然在相对工资方面也发生各种变化，其方式乃是除了那个相对实际工资
（relative real wages）必须降低的群体中的工人以外，其余所有工人的现金工资都
得到提高。再者，现金工资的普遍提高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一般而言，
也将促使所有的群体（即使那个相对实际工资必须降低的群体亦不例外）都全力推进现
金工资的提高，因此，在相对工资达到重新调整之前，必须经过好几轮持续性的工资增
长。由于任何时候都会产生调整相对工资的需要，所以仅这一进程本身就会导致工资—
—物价螺旋上升，这种情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如此，亦即是自人们普遍接受充
分就业政策以来一直是如此。
人们有时把这个进程描述为：工资的提高，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然而我们需要指
出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如果货币和信贷的供应量没有扩大，那么工资的增加将迅
速导致的则是失业。但是，有一种学说认为，金融机构有义务提供足够的货币以确保在
任何特定的工资水平上的充分就业；在这种学说的影响下，从政治上讲必定会发生如下
的情况，即工资的每一轮增加，都一定会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在物价上涨
太过明显且时间过长以致引起公众极为震惊之前，工资的每一轮增加，定不可避免地导
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于是，人们会努力去控制金融制动闸。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经
济已然适应了对进一步通货膨胀的期望，而且大多现行职业也将依赖于持续的金融膨胀，
所以试图停止这种膨胀的努力就会迅速导致严重的失业。而这又将产生一轮新的和不可
抵抗的压力，要求更大的通货膨胀。随着通货膨胀一次一次的加大，人们有可能在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中阻止失业的发生，否则工资的压力早就会导致失业发生了。对一般公众
而言，累进性的通货膨胀似乎是工会工资政策的直接结果，殊不知这实际上是试图纠正
工会工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的直接结果。
尽管工资与通货膨胀之间的竞相提高很可能会持续某些时日，但是它不可能无限期
地延续下去，因为人们渐渐会认识到无论如何都必须终止这两者间的竞赛。我们必须否
弃那种通过引发广泛且长期的失业来打破工会的强制性权力的货币政策，因为它会给政
治和社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但是，我们仍必须及时地从根本上遏制住工会的权力，如果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工会迅即会面临这样一种要求，即人们会针对工会的问题要求
采取一系列其他救济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个别工人（若不是工会领导人
士）来讲，较之要求工会服从法治更令人厌恶：因为这种呼吁很快就会变成要么要求政
府来确定工资，要么要求完全取缔工会。

8．在劳工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扼杀市场作为主导机制的作用，必然会导致行
政指令制度对它的替代。为了达致市场所具有的那种维续秩序的功能，行政管制就不得
不协调整个经济活动，这样的情况推至极端，这种管制就不得不由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力
机关来实施。尽管这种中央机关很可能在一开始时只关注劳工的分配和劳工的报酬问题，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政策却必然会导使整个社会转变成一个受中央计划指导和管制
的体系，从而引发这种计划和管制体系所会产生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
在那些通货膨胀趋势已延续某些时日的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正日益要求推行
“一项总的工资政策”（an “overall wage policy”）。在通货膨胀趋向最甚的国家，
典型者如英国，左派知识界领袖则倾向于将这样一种理论视作当然，即一般而言，工资
应当由一项“统一的政策”来决定，而这最终意味着必须由政府来做出这样的决定。如
果市场因此而被剥夺了它所具有的功能的话，那么关于如何有效地分配各产业、各地区
和各行业的劳工的问题，除了由权力机构决定工资一途以外，别无他途。然而，正是依
此之途，我们不得不一步接着一步向前迈进：先是确立一个官方的具有强制执行权力的
协调和仲裁机构，进而是创建工资委员会，最后发展至这样一种境况，即工资必须由权
力机构以基本上专断的方式进行决定。
所有上述都只是工会现行政策所会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些工会受下述欲
望所驱使，力图根据某种“正义”观，而非市场力量来确定工资。但是，任何一个可行
有效的制度都不会允许某个群体以威胁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实施它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的工
资。如果不只是少数几个特权群体，而且也是大多数重要的劳工部门，都被有效地组织
起来实施强制性的行动，那么再允许每个群体或每个部门独立行事，就不仅会产生非正
义，而且也将导致经济混乱。当我们不再能够依赖市场所具有的那种非人格的对工资的
决定作用时，我们能够维续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的唯一途径，便是将工资交由政府以命
令的方式加以确定。然而，这种决定一定是专断的，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以适用的客
观的正义标准。如所有其他的价格或服务，工资比率也与所有人都拥有的寻求就业的公
开机会相适应：但它并不与任何可资评价的品行或任何独立的正义标准相符合，而是必
须依赖于任何人都不能控制的种种条件。
政府一旦着手确定整个工资结构，并因此而被迫去控制就业和生产问题，它就会在
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现在所具有的各种权力，其程度会远远超过工会服从平等适用于人
人的法治的境况。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工会只能在下述两种境况中择其一：一是甘愿成
为政府政策的工具并被纳入政府机构之中，另一是被政府全部取缔。面对这样的选择，
工会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它能够使现行的工会科层制（union bureaucracy）保持
它们的地位和它们原有的一些权力。但是，对于工人来讲，这种选择意味着完全服从于
总体国家（或称“组合国家”，a corporative state）的控制。大多数国家都发生了
这样的情况，然而人们却别无选择，只有等待这类结果的降临；如果说还有什么出路的
话，那就只有重新确立法治原则一途可循。工会于当下的地位已无法再保持下去，因为
工会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却是工会自己正在尽其所能地拼命地摧毁
着市场经济。

9．工会的问题，构成了对我们的原则进行考察的一个极佳的判准，而且通过证明
这些原则蒙遭侵损后所导致的种种后果，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教益的启示。诸多国
家的政府由于在过去未能践履它们所承担的阻止私性强制（private coercion）的义务，
所以现在它们为了纠正因过去的失误而导致的种种后果，只有拼命逾越其本身的职权范
围，被牵着鼻子去做其份外的事情；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干这些事情的时候却只
能如工会那般采取专断的方式。只要工会被允许享有的权力被视作是不容置疑的，那么
我们就没有办法纠正它们所导致的损害，除非赋予国家以更大的具有专断性的强制性权
力。我们在劳工领域的确已经验了并且还在继续经验着明显的法治衰微。然而，真正得
以救济这种境况的乃是重新确立法治诸原则，以及要求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一以贯之地
适用这些原则。
然而，这个改变当下状况的唯一途径，却仍为时尚论点中的一些最为愚昧的观点所
阻碍。例如，这些观点嚷嚷道，“我们不能让时钟倒转”。我怀疑，那些习惯于使用这
类陈词滥调的人是否意识到这种观点所表达的乃是一种宿命的观点，即我们不可能从我
们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这无异于最为卑下地承认，我们没有能力运用我们的智识。我甚
至怀疑，具有远见的人士是否会相信，多数在充分理解了当下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以后，
便能够经由凭空思考而在恢复法治诸原则以外发现另一种能够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某
些迹象表明，甚至一些颇有远见的工会领袖也开始认识到，如果他们不愿意看到自由被
渐渐地扼杀，那么他们就必须扭转当下的发展趋向，并转而恢复法治，而且为了保存工
会运动中有价值的部分，他们也必须否弃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他们的种种幻想。
我们唯有根据那些已被一些人放弃的原则对当下的政策进行再思考，才能够防阻这
些政策对自由构成的种种威胁。我们所迫切需要的乃是对经济政策的变革，因为在目前
的情况下，政府在不断发生的紧急状态中为了满足短期需求而必须采取的种种策略性决
策，只会将我们更进一步地导向日益增多的专断控制之中。因追求相互矛盾的目标而必
然导致的姑息疗法所会产生的累积性效应，定会被证明为战略上的致命错误。一如经济
政策上的所有问题那样，工会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得到令人
满意的解决，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是一以贯之地适用所有领域都予以遵奉的原则。
众所周知，只有一项原则能够维续自由社会，这项原则就是严格阻止一切强制性权力的
适用，除非实施平等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的抽象的规则需要者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