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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历史最大挫折：英雄崇拜2009年09月11日 05:23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民主价值在拉丁美洲当代史中是缺席的，也是我们拉美历史中最大的挫折。有时候我不自禁想象也许将来的学者会写出一部完美的法治拉美社会。那将是一部充满嘲讽的纸上乌托邦，纸上作业，什么都可能。
开国英雄父权思想 践踏民主
开始时，民主是被开国英雄的马蹄所大步践踏的，这些开国英雄一一成为国家元首。他们是改革者，可是这些改革者深信进步只有透过铁腕控制才能获得，他们认为，拉美社会不够成熟，必须等到社会成熟之后，才能谈民主，这不仅是当时的（说法），也是当时的现实。
当时尼加拉瓜为农村社会，立基于非常传统的人际关系。上层为地主身兼军事首领，而军事首领又成为党派的领袖。这样的农业结构使得我们无法迈向现代化，使我们陷入政治元首的父权思想控制。这样的思想赋予元首权力来决定如何对待公民，于是他们管理国民就像对待儿童，因为父权家庭模式被套在国家组织上。这样的模式也是根据土地绝对拥有权而来。而外国势力在境内无限的割地，也同样来自对土地掌控的欲望。
而后在二十世纪，习惯此模式的军队继续封锁国家。我们活在行政化的恐怖当中:秘密处决、政治“清算”，无名冢等等，在美苏冷战的对峙中，得到合理化，军事独裁恰与美苏冷战对抗模式契合，成为美苏的竞争当中最便利的防堵模式。
自中美洲独立以来，我们就听说，可以有民主，但是必须等到我们的经济够繁荣、人民够成熟、公民可以负责任地行使公民权的时候。由于国家缺乏政治标竿，于是参照家庭的运作模式:我们需要一位老师、一个慈父，他了解家庭的需要以及照顾的方式，他知道何时该仁慈，何时该严厉惩罚。父亲掌握的绝对权力是不能授权的，子民应当领受他的教导直到成年。
改革派和保守派不同之处仅止于:究竟该利用父权意志去施展权力来改革，或是不改革，改革者满脑子乌托邦的概念，只欠缺实践的工具，但是乌托邦制造了大规模的恐怖:也就是暴政打着乌托邦的名号，而福祉往往变成痛苦。
很令人好奇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伊始，充满科技奇迹的时代，我们依旧信仰着英雄天启式的救赎；仍相信公民权是由政府授予，而民主是可以屏弃的。联合国在拉丁美洲做过关于民主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同意总统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经济发展比民主更为重要，并且不反对为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可以牺牲民主，接受专制政权，这个调查结果实在令人沮丧。公民愿意放弃公民权，也就是个人主权，并且愿意配合特殊情境实行特殊的授权，也就是说只要政权能够确保人民每天的生计稳定，即便以人民的血来换也无妨。
1983年至1989年间，阿方辛（Raul Alfonsin）担任阿根廷总统，而艾尔文（Patricio Alwyn）担任智利总统，当时的情景大幅改变，中美洲的军事冲突恰巧和冷战同时结束，为接下来的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末，带来新希望。
这些奇迹让我们终于有机会以民主迎接新的千禧年。2000年墨西哥总统大选由福克斯（Vincent Fox）胜出，结束革命建制党（PRI）长期垄断势力。
东西方冲突告终，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真正社会主义”于此时垮台，加上拉丁美洲的民主重生，成为一股助力，中美洲受惠最大。当时所宣称“西方的胜利”甚嚣尘上，你可能记得当时甚至有人说历史已终结，大胆的说西方的胜利就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时间的流动从此停止，而我们会生活在终极乐土（instantaneous paradise）。这样的说法甚至比所谓“幸福的***社会”口号听起来还狂热。但这的确需要时间（或是所谓理论上的时间）慢慢来。
市场经济兴起 民主新型灾难
从那时起，我们面对的是全盘的外来植入，它夺走所有人道主义意识以及我们努力培养的团结价值。市场经济出现后，很快陷入新的灾难:市场社会。民主依旧被视为等同于此:当任何人说到民主社会，我们必须能够联想到市场社会。如此一来，社会和民主的基本价值面临了作为自由供需定律组成部分的风险，而公民权的概念也变成是可舍弃的。
如今选民照旧投票，一般拉丁美洲认定有70%的投票率，而美国只有40%或更低。但是选民不再相信市场民主能够解决衰退、贫困、边缘化和失业的问题，并且反抗他们投票选出的人。选民最终期盼民主能够消弭社会和经济的鸿沟，而非扩大它。过去在拉丁美洲从未像今日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但糟糕的是，新增的财富扩大了贫富差距，多残忍的矛盾！
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可称为不完备而非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下，因为让我们失望的是目前所欠缺的。而最明显缺乏的一点就是制衡机制（institutional strength）。制衡机制是较适合衡量民主的方式，因为它能够避免权力被滥用的情况，而权力往往容易被滥用。权力通常在人心最幽暗处酝酿，若它不是灵魂之恶，就不会这么常与爱情、疯狂和死亡同时出现于文学中。
***已是造成政治制度动荡的因素。过去二十年间，拉丁美洲至少有二十位民选总统涉嫌***。***的扩大由一连串的因素造成，不乏政治文化起因。最传统的想法中，谁赢了选举，国家就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囊中物。但选民还不认为这是最严重之恶。有个说法很普遍却很糟糕:“只要能做事就让他贪吧！”
自由独立思考 促使人性进步
如果说今天我们正历经一场道德的危机，所有的承诺都不被信任。就像去年在巴西的情况:国内多数相信在工人领袖鲁拉（Lula da Silva）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够为国内带来重大改革和清新风气，也期望新的左派政府能够终止过去类如利用国家资源贿赂国会议员等陋习。但是，这样的改变没有出现。
但相反的，个人若将自我视为个体所有，自身独立于他人并无须受到指责。因为我们的创造力、发明力和想象力，以及自由独立的思考使人性进步。这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促使我们前进。
但我们别忘记向内观照是为了向外探求，而不是让我们禁锢于自我之中与外在世界隔绝。能够把我们的理想、道德冲动和关怀转向社会、转向他人，才是人性的彰显。
（作者:拉米瑞兹（Sergio Ramirez），是尼加拉瓜极富盛名的小说家，曾一度掷笔从“戎”，入桑定游击队，积极反抗独裁的苏慕萨政府。1980年代革命成功后，出任尼加拉瓜副总统。1990年代对政治改革失望，毅然退出政坛，专事写作，2001年荣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他曾为世界知名的西班牙语报纸撰稿多年，目前与家人住在尼加拉瓜，是西班牙语文世界与中美洲文化学界中，夙负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开国英雄父权思想 践踏民主
开始时，民主是被开国英雄的马蹄所大步践踏的，这些开国英雄一一成为国家元首。他们是改革者，可是这些改革者深信进步只有透过铁腕控制才能获得，他们认为，拉美社会不够成熟，必须等到社会成熟之后，才能谈民主，这不仅是当时的（说法），也是当时的现实。
当时尼加拉瓜为农村社会，立基于非常传统的人际关系。上层为地主身兼军事首领，而军事首领又成为党派的领袖。这样的农业结构使得我们无法迈向现代化，使我们陷入政治元首的父权思想控制。这样的思想赋予元首权力来决定如何对待公民，于是他们管理国民就像对待儿童，因为父权家庭模式被套在国家组织上。这样的模式也是根据土地绝对拥有权而来。而外国势力在境内无限的割地，也同样来自对土地掌控的欲望。
而后在二十世纪，习惯此模式的军队继续封锁国家。我们活在行政化的恐怖当中:秘密处决、政治“清算”，无名冢等等，在美苏冷战的对峙中，得到合理化，军事独裁恰与美苏冷战对抗模式契合，成为美苏的竞争当中最便利的防堵模式。
自中美洲独立以来，我们就听说，可以有民主，但是必须等到我们的经济够繁荣、人民够成熟、公民可以负责任地行使公民权的时候。由于国家缺乏政治标竿，于是参照家庭的运作模式:我们需要一位老师、一个慈父，他了解家庭的需要以及照顾的方式，他知道何时该仁慈，何时该严厉惩罚。父亲掌握的绝对权力是不能授权的，子民应当领受他的教导直到成年。
改革派和保守派不同之处仅止于:究竟该利用父权意志去施展权力来改革，或是不改革，改革者满脑子乌托邦的概念，只欠缺实践的工具，但是乌托邦制造了大规模的恐怖:也就是暴政打着乌托邦的名号，而福祉往往变成痛苦。
很令人好奇的是，在二十一世纪伊始，充满科技奇迹的时代，我们依旧信仰着英雄天启式的救赎；仍相信公民权是由政府授予，而民主是可以屏弃的。联合国在拉丁美洲做过关于民主的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人同意总统行为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经济发展比民主更为重要，并且不反对为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可以牺牲民主，接受专制政权，这个调查结果实在令人沮丧。公民愿意放弃公民权，也就是个人主权，并且愿意配合特殊情境实行特殊的授权，也就是说只要政权能够确保人民每天的生计稳定，即便以人民的血来换也无妨。
1983年至1989年间，阿方辛（Raul Alfonsin）担任阿根廷总统，而艾尔文（Patricio Alwyn）担任智利总统，当时的情景大幅改变，中美洲的军事冲突恰巧和冷战同时结束，为接下来的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末，带来新希望。
这些奇迹让我们终于有机会以民主迎接新的千禧年。2000年墨西哥总统大选由福克斯（Vincent Fox）胜出，结束革命建制党（PRI）长期垄断势力。
东西方冲突告终，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真正社会主义”于此时垮台，加上拉丁美洲的民主重生，成为一股助力，中美洲受惠最大。当时所宣称“西方的胜利”甚嚣尘上，你可能记得当时甚至有人说历史已终结，大胆的说西方的胜利就是市场经济的胜利，时间的流动从此停止，而我们会生活在终极乐土（instantaneous paradise）。这样的说法甚至比所谓“幸福的***社会”口号听起来还狂热。但这的确需要时间（或是所谓理论上的时间）慢慢来。
市场经济兴起 民主新型灾难
从那时起，我们面对的是全盘的外来植入，它夺走所有人道主义意识以及我们努力培养的团结价值。市场经济出现后，很快陷入新的灾难:市场社会。民主依旧被视为等同于此:当任何人说到民主社会，我们必须能够联想到市场社会。如此一来，社会和民主的基本价值面临了作为自由供需定律组成部分的风险，而公民权的概念也变成是可舍弃的。
如今选民照旧投票，一般拉丁美洲认定有70%的投票率，而美国只有40%或更低。但是选民不再相信市场民主能够解决衰退、贫困、边缘化和失业的问题，并且反抗他们投票选出的人。选民最终期盼民主能够消弭社会和经济的鸿沟，而非扩大它。过去在拉丁美洲从未像今日创造这么多的财富，但糟糕的是，新增的财富扩大了贫富差距，多残忍的矛盾！
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可称为不完备而非不完美的民主制度下，因为让我们失望的是目前所欠缺的。而最明显缺乏的一点就是制衡机制（institutional strength）。制衡机制是较适合衡量民主的方式，因为它能够避免权力被滥用的情况，而权力往往容易被滥用。权力通常在人心最幽暗处酝酿，若它不是灵魂之恶，就不会这么常与爱情、疯狂和死亡同时出现于文学中。
***已是造成政治制度动荡的因素。过去二十年间，拉丁美洲至少有二十位民选总统涉嫌***。***的扩大由一连串的因素造成，不乏政治文化起因。最传统的想法中，谁赢了选举，国家就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囊中物。但选民还不认为这是最严重之恶。有个说法很普遍却很糟糕:“只要能做事就让他贪吧！”
自由独立思考 促使人性进步
如果说今天我们正历经一场道德的危机，所有的承诺都不被信任。就像去年在巴西的情况:国内多数相信在工人领袖鲁拉（Lula da Silva）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够为国内带来重大改革和清新风气，也期望新的左派政府能够终止过去类如利用国家资源贿赂国会议员等陋习。但是，这样的改变没有出现。
但相反的，个人若将自我视为个体所有，自身独立于他人并无须受到指责。因为我们的创造力、发明力和想象力，以及自由独立的思考使人性进步。这是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促使我们前进。
但我们别忘记向内观照是为了向外探求，而不是让我们禁锢于自我之中与外在世界隔绝。能够把我们的理想、道德冲动和关怀转向社会、转向他人，才是人性的彰显。
（作者:拉米瑞兹（Sergio Ramirez），是尼加拉瓜极富盛名的小说家，曾一度掷笔从“戎”，入桑定游击队，积极反抗独裁的苏慕萨政府。1980年代革命成功后，出任尼加拉瓜副总统。1990年代对政治改革失望，毅然退出政坛，专事写作，2001年荣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他曾为世界知名的西班牙语报纸撰稿多年，目前与家人住在尼加拉瓜，是西班牙语文世界与中美洲文化学界中，夙负名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