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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是自由经济的鼻祖
摘要 自由经济是财富之源，自由经济是普世价值。田齐称霸源自黄老之学，文景盛世来自黄老政治，贞观盛世源自垂拱而治，仁宣盛世源自与民生息，康乾盛世来自轻徭薄赋，当代盛世源自市场经济，总之，中华盛世都是自由经济的产物，华夏腾飞都是无为而治的结果。盛世迎国庆，饮水要思源。酒足饭饱时，莫忘记老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但富有戏剧性的是，一批西方学者研究指出，西方的市场经济思想其实来源于中国道家。1999年6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撰文《意义重大的思想》，文中根据西方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文中还说：“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的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道家理论的帮助下，由18世纪中叶的耶稣教传教士得出的”。
(一)道家的自由经济思想
最好的治国之道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无数志士仁人不懈的追求。法国大革命的前夜，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请教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国家繁荣富强？”哲人回答曰：“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该词是老子无为的法译）”。可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与自由经济理论是一脉相通的，老子早在2600多年前就提出了自由经济思想，比西方早了2200多年。
1、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
老子认为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人们都感觉不到其存在的无为而治。《老子》第17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意说，太古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是最好的，人们甚至发觉不到它的存在；…当功成名就，国富民强时，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老子告诫国王，应无为治国。《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大意说：大道是无为而又无不为的。侯王如果能按照道的原则，无为而治，万民百姓就会自化自富，而得以充分发展。
老子借圣人之口，论治国之道。《老子》第57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说圣人统治者只要做到无为而治，则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顺其自然，不乱作为。《老子》第60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意说，以无为之道治国，顺其自然，就不会有鬼神类的副作用，既使有副作用，危害也很小。
2、曹参以勿扰市场为国策
西汉初年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应用黄老道家理论治国，产生了中华第一盛世──文景之治，其有关理论和实践主要记述在《史记》、《淮南子》、《汉书》等史书中。我们不妨看看无为贤相曹参的治国之道。
曹参勿扰市场。曹参是西汉位居第二的开国功臣，被派住齐国为相，辅佐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曹参本是武将，不懂安邦治国之道，但曹参是一个集思广益之人。曹参拜谙熟道家无为之术的盖公为师，喝着小酒相齐九年，齐国大治，曹参也被称为齐国自管仲以来贤相。汉惠帝二年汉相萧何去世，曹参接任。曹参临走前叮嘱接班的齐相说，拜托你啦，请不要去干扰集市。后相不理解反问道，齐国这么大，就没有比集市更重要的事吗。“匆扰集市”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一个榜样，也是重视市场调节的一个实例。齐国晒盐矿铁等工商业发达，曹参把勿扰市场作为治国的重中之重，是有道理的。
曹参无为之治。曹参也是西汉的无为贤相，成语“萧规曹随”讲的就是这段经历。曹参在西汉任相国的三年中，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象法家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从而为文景盛世打下了基础。曹参死后，老百姓怀念，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司马迁在《史记•曹相国世家》的结尾处评述说：曹参作汉朝相国，主张清静之法，合乎道家学说。天下百姓在摆脱了秦朝的苛政之后，享受到了由曹参带来的休养生息的无为之治，于是天下人交口称赞。
3、司马迁“低流之水”的市场调节论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并不仅仅被动的记叙历史，他还对治国之道、经济发展、市场交换等特别重视，在《史记》中设置《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专项史，这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司马迁是道家的崇拜者，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其实是对道家学说的发扬和光大，可以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作。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 “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低流之水”，并通过重农经济学派影响了斯密。
司马迁不给桑弘羊立传。汉武帝时，在京都置平准令，任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取消自由市场，调度天下货物流通，名曰平准。司马迁在《平准令》中，嘲笑桑弘羊垄断市场、与民争利的政策，让天下人陷入赤贫，并将当时“人复相食”，人口减员过半的责任归到桑弘羊身上。司马迁还借卜吏之口说“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发出了“烹弘羊”的怒吼。为此，司马迁不惜违背《史记》的编写规则，贪官酷吏都立传了，而唯独不给桑弘羊立传。
司马迁“低流之水”思想。司马迁目睹了汉武帝垄断市场后“人复相食”的悲剧，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这种“与之争”政策，大力倡导自由市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就讲述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例子：北方、东方、南方、西方，生产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方有牦牛，有畜牧业，东方有渔盐，有各种木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司马迁的说法：“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能各凭其能，各竭其力，各满其欲。所以，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招自来买卖，不求自出交易。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调节的证明。”
司马迁“善因论”治国思想。司马迁认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合理的，因此要顺其自然，社会经济生活也要自然的发展，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为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提出著名的治国思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著名的善因论，意思是说，最好的治国方式是因循自然，其次因民之利投其所好，其次以教化堤防之，其次调控统一，最差官商官营与民争利。
（二）自由经济理论的道家源渊
1999年6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撰文《意义重大的思想》，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当代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说，“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来源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道德经》”，“（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这一思想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则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
1、魁奈创立尊重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重农经济学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因为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则、自由放任的光辉思想。重农经济学思想其实来源于中国道家，这不是中国人自夸的，而是一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英国当代哲学家JJ.克拉克（J.J.Clarke）认为，法国重农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从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传教士那里习得了道家无为思想，并于1758年把无为译为自由放任，并受无为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他近作《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1）道家对魁奈重农经济学的影响。魁奈年轻时是“国王御医”，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拥有“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双重头衔。魁奈与这些传教士们关系密切，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魁奈还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主义，他本人也属于一个叫“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让他赢得了“欧洲的孔子”的称号，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在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谈敏，1992）。
（2）杜尔哥取材中国的经典。杜尔哥(Turgot,1721～1781)，法国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也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最初框架。所以有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谈敏，1992）。
2、斯密创立自由经济理论
自由经济是西方国家通用的治国之道，是人类迄今最核心的普世价值，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加速度式的发展。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其实是受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来源于中国道家。
（1）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1764年2月-1766年10月斯密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就是《国富论》）”。1765年10-12月，斯密访问了日内瓦，并多次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领头羊，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的名言是“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个月收获极大，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人的意见。回国后，斯密即开始《国富论》创作，1773年春他携带初稿前往伦敦，准备出版时，他又收到了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一些“稀世珍本”材料。为此，他又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修改和补充。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谈敏，1992）。
（2）与道家的关系。因此说，斯密与魁奈和杜尔哥的多次讨论，以及杜尔哥为其提供的重要材料，对他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道家无为而治的观点也对斯密自由经济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密会见杜尔阁的那段时间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与杨德旺正在杜尔哥那里工作。据此，英格兰经济学家Young推测，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极力倡导自由市场，并用“低流之水”来比喻市场机制。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也可以作为受重农经济学影响的一个证据。英国哲学家克拉克指出：“魁奈的革命性的观点将（经济思想）从正统的重商主义中解放出来……他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描述魁奈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时常常略去他对中国所负的债――而在当时，他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三）自发秩序理论与道家的渊源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自发秩序理论创始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中叶，凯恩斯等国家干涉主义抬头，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再次阐明了自由经济的神圣地位。哈耶克因此也成了20世纪自由经济的象征，是自由市场的旗帜，享有“斯密第二”的美誉，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除《自发秩序原理》外，哈耶克还著有《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表达了他对干涉主义的极度担忧。
（1）自发秩序的主要观点。哈耶克1960年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借用自然科学中的“Spontaneous”一词，提出了“自发的秩序”概念，并把社会秩序分为两类：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哈耶克1988年出版了生命中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也称“扩张秩序”），将其自发秩序理论推到了巅峰。（哈耶克，2000）。
（2）与道家的关系。关于道家思想和自发秩序理论的关系，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师本人是怎么说的。哈耶克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好的经典描述。哈耶克于1966年9月在东京所作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中，当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元康1986年在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上发表《自发的秩序与无为而治》一文，指出：“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与道家的无为而治，在结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它们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根据道家的政治哲学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道德及经济的秩序与根据自由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换句话说，我想要指出的是，道家的政治哲学可能可以为自由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提供一些哲学上的理据。”（石元康，1986）
美国卡特研究所所长邓正莱(James A. Dorn) 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指出：“《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
（四）道家与自由经济理论关系的迷雾
魁奈的重农经济学来源于中国道家？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也源自中国道家，事实果真如此吗？由于魁奈和斯密本人没有说明，此事必将成为千古迷团。虽然有一批西方学者如克拉克、迈克尔、Young、霍布森等研究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但要想获得西方文化优越感的西方主流社会认可，恐怕是很难的。
那么，引发工业文明的“自由放任思想”到底来源于哪里呢？《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定义laissez-faire：“主张政府尽量不干涉个人和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政策。此词的起源不明，在1756-1778年间盛行于法国。”我们能够理解，没有绝对把握，百科全书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但《不列颠百科全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几条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在欧洲启蒙运的中心法国，在启蒙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法国流行过这个词，英语世界也逐步流行这个法语外来词laissez-faire（由于英语let go或let pass并不能表达自由放任的内涵），该词也就成了了西方自由经济的代名词。但百科全书却不能回答它为何在这段时间里开始盛行，它起源是什么。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自由放任原则”如果不是来自于欧洲本土文化，那就是来自当时欧洲中国热的道家。
退一步说，自由经济理论来源于道家的结论有争议，那么我们不去争论，至少道家思想与自由经济是相通的，关于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美国学者邓正莱，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家？》，他说：“天道思想，一传到西方，也很快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高度认同。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并把天道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现，老子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惊叹中国文化中也有老子和道家的自由主义思想，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
美国自由主义学者包雅士，在编著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粹》一书中称：“老子是古典自由主义第一人。”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社会学奠基人，“文化决定论”倡导者，他阐明了欧洲新教的自由思想是现代工业文明源动力，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认为，“道家有着自由市场的特征（道教的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思想被认可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韦伯，1995）。
胡适1954年在台湾大学演讲，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无为政府，他说：“老子主张‘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鹏认为：“老子学说是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起源与重要传统，老子认为政府应当无为而治，将有为的领域仅限制在国防、国家安全、司法与社会救济上，其它则应任老百姓自由发展，最后老百姓富强后，会说一句‘我自然’”（杨鹏，2003）。
摘要 自由经济是财富之源，自由经济是普世价值。田齐称霸源自黄老之学，文景盛世来自黄老政治，贞观盛世源自垂拱而治，仁宣盛世源自与民生息，康乾盛世来自轻徭薄赋，当代盛世源自市场经济，总之，中华盛世都是自由经济的产物，华夏腾飞都是无为而治的结果。盛世迎国庆，饮水要思源。酒足饭饱时，莫忘记老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市场经济，但富有戏剧性的是，一批西方学者研究指出，西方的市场经济思想其实来源于中国道家。1999年6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撰文《意义重大的思想》，文中根据西方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文中还说：“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的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道家理论的帮助下，由18世纪中叶的耶稣教传教士得出的”。
(一)道家的自由经济思想
最好的治国之道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无数志士仁人不懈的追求。法国大革命的前夜，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请教一个自然法则决定论者，“我要做什么才能让我的国家繁荣富强？”哲人回答曰：“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该词是老子无为的法译）”。可见，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与自由经济理论是一脉相通的，老子早在2600多年前就提出了自由经济思想，比西方早了2200多年。
1、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
老子认为最好的治国之道，就是人们都感觉不到其存在的无为而治。《老子》第17章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大意说，太古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是最好的，人们甚至发觉不到它的存在；…当功成名就，国富民强时，老百姓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老子告诫国王，应无为治国。《老子》第37章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大意说：大道是无为而又无不为的。侯王如果能按照道的原则，无为而治，万民百姓就会自化自富，而得以充分发展。
老子借圣人之口，论治国之道。《老子》第57章曰：“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意思说圣人统治者只要做到无为而治，则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顺其自然，不乱作为。《老子》第60章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大意说，以无为之道治国，顺其自然，就不会有鬼神类的副作用，既使有副作用，危害也很小。
2、曹参以勿扰市场为国策
西汉初年中国第一次全方位应用黄老道家理论治国，产生了中华第一盛世──文景之治，其有关理论和实践主要记述在《史记》、《淮南子》、《汉书》等史书中。我们不妨看看无为贤相曹参的治国之道。
曹参勿扰市场。曹参是西汉位居第二的开国功臣，被派住齐国为相，辅佐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曹参本是武将，不懂安邦治国之道，但曹参是一个集思广益之人。曹参拜谙熟道家无为之术的盖公为师，喝着小酒相齐九年，齐国大治，曹参也被称为齐国自管仲以来贤相。汉惠帝二年汉相萧何去世，曹参接任。曹参临走前叮嘱接班的齐相说，拜托你啦，请不要去干扰集市。后相不理解反问道，齐国这么大，就没有比集市更重要的事吗。“匆扰集市”是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一个榜样，也是重视市场调节的一个实例。齐国晒盐矿铁等工商业发达，曹参把勿扰市场作为治国的重中之重，是有道理的。
曹参无为之治。曹参也是西汉的无为贤相，成语“萧规曹随”讲的就是这段经历。曹参在西汉任相国的三年中，全面推行黄老政治，它既不象法家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它的原则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从而为文景盛世打下了基础。曹参死后，老百姓怀念，唱歌称颂说：“萧何制法，明白整齐。曹参代之，守成不失。承蒙曹相无为清静之治，百姓安宁，乐业安居。”司马迁在《史记•曹相国世家》的结尾处评述说：曹参作汉朝相国，主张清静之法，合乎道家学说。天下百姓在摆脱了秦朝的苛政之后，享受到了由曹参带来的休养生息的无为之治，于是天下人交口称赞。
3、司马迁“低流之水”的市场调节论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并不仅仅被动的记叙历史，他还对治国之道、经济发展、市场交换等特别重视，在《史记》中设置《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专项史，这本身就有些不同寻常。司马迁是道家的崇拜者，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其实是对道家学说的发扬和光大，可以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作。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出了 “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低流之水”，并通过重农经济学派影响了斯密。
司马迁不给桑弘羊立传。汉武帝时，在京都置平准令，任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取消自由市场，调度天下货物流通，名曰平准。司马迁在《平准令》中，嘲笑桑弘羊垄断市场、与民争利的政策，让天下人陷入赤贫，并将当时“人复相食”，人口减员过半的责任归到桑弘羊身上。司马迁还借卜吏之口说“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发出了“烹弘羊”的怒吼。为此，司马迁不惜违背《史记》的编写规则，贪官酷吏都立传了，而唯独不给桑弘羊立传。
司马迁“低流之水”思想。司马迁目睹了汉武帝垄断市场后“人复相食”的悲剧，在《货殖列传》里讥讽桑弘羊这种“与之争”政策，大力倡导自由市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开篇就讲述了市场自我调节的例子：北方、东方、南方、西方，生产的物产各不一样，北方有牦牛，有畜牧业，东方有渔盐，有各种木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司马迁的说法：“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能各凭其能，各竭其力，各满其欲。所以，贱货能贵卖，贵物能贱买。人们各经其业，各从其事，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无休，不招自来买卖，不求自出交易。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调节的证明。”
司马迁“善因论”治国思想。司马迁认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合理的，因此要顺其自然，社会经济生活也要自然的发展，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为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提出著名的治国思想：“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著名的善因论，意思是说，最好的治国方式是因循自然，其次因民之利投其所好，其次以教化堤防之，其次调控统一，最差官商官营与民争利。
（二）自由经济理论的道家源渊
1999年6月10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撰文《意义重大的思想》，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当代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说，“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来源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道德经》”，“（魁奈）将‘无为’翻译为‘自由放任’，这一思想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很大的”。著名英格兰经济学家L•Young则在《太平洋经济评论》1996年第一卷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的手》,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
1、魁奈创立尊重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
重农经济学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因为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则、自由放任的光辉思想。重农经济学思想其实来源于中国道家，这不是中国人自夸的，而是一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英国当代哲学家JJ.克拉克（J.J.Clarke）认为，法国重农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从十八世纪中叶耶稣传教士那里习得了道家无为思想，并于1758年把无为译为自由放任，并受无为等思想的影响，创立了依赖自然法则的重农经济学。英国学者J.M.霍布森在他近作《西方文明的东方来源》中指出：“魁奈思想当中有很多概念受惠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把“无为”概念译成法文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
（1）道家对魁奈重农经济学的影响。魁奈年轻时是“国王御医”，同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到中国的5位传教士都拥有“御前数学士”兼科学院院士双重头衔。魁奈与这些传教士们关系密切，从传教士们那里吸取了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并第一个把“无为”译成“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魁奈还受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主义，他本人也属于一个叫“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知识分子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让他赢得了“欧洲的孔子”的称号，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在论文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首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谈敏，1992）。
（2）杜尔哥取材中国的经典。杜尔哥(Turgot,1721～1781)，法国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也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最初框架。所以有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谈敏，1992）。
2、斯密创立自由经济理论
自由经济是西方国家通用的治国之道，是人类迄今最核心的普世价值，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推动了人类社会加速度式的发展。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其实是受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来源于中国道家。
（1）重农经济学派的影响。1764年2月-1766年10月斯密进行了为期近3年的欧洲大陆之行。1764年7月5日，斯密在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写道：“为了消磨时光，我已开始写一本书（就是《国富论》）”。1765年10-12月，斯密访问了日内瓦，并多次会见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领头羊，中国文化的狂热鼓吹者，他的名言是“我们不能像中国一样，真是大不幸”。1765年12月－1766年10月，他在巴黎逗留的10个月收获极大，会见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如重农主义者魁奈、杜尔哥、奈穆尔、老米拉波等。在巴黎期间，斯密还曾将他正在创作中的《国富论》一书的观点，征求过魁奈、杜尔哥等人的意见。回国后，斯密即开始《国富论》创作，1773年春他携带初稿前往伦敦，准备出版时，他又收到了杜尔哥特地寄给他的一些“稀世珍本”材料。为此，他又用了3年时间对初稿修改和补充。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这部经济学巨著终于问世（谈敏，1992）。
（2）与道家的关系。因此说，斯密与魁奈和杜尔哥的多次讨论，以及杜尔哥为其提供的重要材料，对他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道家无为而治的观点也对斯密自由经济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密会见杜尔阁的那段时间内，两位来自中国的学者高丽殊与杨德旺正在杜尔哥那里工作。据此，英格兰经济学家Young推测，斯密直接从这两位中国学者或者经杜尔阁那里了解了司马迁的思想，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极力倡导自由市场，并用“低流之水”来比喻市场机制。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也可以作为受重农经济学影响的一个证据。英国哲学家克拉克指出：“魁奈的革命性的观点将（经济思想）从正统的重商主义中解放出来……他对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人们在描述魁奈在现代思想史中的地位时常常略去他对中国所负的债――而在当时，他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三）自发秩序理论与道家的渊源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社会经济学家，自发秩序理论创始人，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中叶，凯恩斯等国家干涉主义抬头，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再次阐明了自由经济的神圣地位。哈耶克因此也成了20世纪自由经济的象征，是自由市场的旗帜，享有“斯密第二”的美誉，被尊为当代自由经济的鼻祖。除《自发秩序原理》外，哈耶克还著有《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表达了他对干涉主义的极度担忧。
（1）自发秩序的主要观点。哈耶克1960年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借用自然科学中的“Spontaneous”一词，提出了“自发的秩序”概念，并把社会秩序分为两类：自生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哈耶克1988年出版了生命中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提出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也称“扩张秩序”），将其自发秩序理论推到了巅峰。（哈耶克，2000）。
（2）与道家的关系。关于道家思想和自发秩序理论的关系，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师本人是怎么说的。哈耶克认为，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自发秩序最好的经典描述。哈耶克于1966年9月在东京所作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讲演中，当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如此不同于《老子》第57章的诗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元康1986年在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上发表《自发的秩序与无为而治》一文，指出：“哈耶克所提出的自发秩序与道家的无为而治，在结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它们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根据道家的政治哲学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道德及经济的秩序与根据自由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秩序，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换句话说，我想要指出的是，道家的政治哲学可能可以为自由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提供一些哲学上的理据。”（石元康，1986）
美国卡特研究所所长邓正莱(James A. Dorn) 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程：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道家？》一文，指出：“《道德经》就是中国的自由宪章。老子关于天道、自由与无为的思想，跟亚当斯密的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实用的：说它是道德的，是因为它建立在美德基础上，说它是实用的，因为它能导向繁荣。按照天道所演化的秩序就是哈耶克所阐发的那种自发秩序。”
（四）道家与自由经济理论关系的迷雾
魁奈的重农经济学来源于中国道家？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也源自中国道家，事实果真如此吗？由于魁奈和斯密本人没有说明，此事必将成为千古迷团。虽然有一批西方学者如克拉克、迈克尔、Young、霍布森等研究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但要想获得西方文化优越感的西方主流社会认可，恐怕是很难的。
那么，引发工业文明的“自由放任思想”到底来源于哪里呢？《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定义laissez-faire：“主张政府尽量不干涉个人和社会经济事务的一种政策。此词的起源不明，在1756-1778年间盛行于法国。”我们能够理解，没有绝对把握，百科全书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但《不列颠百科全书》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几条关键的线索，那就是在欧洲启蒙运的中心法国，在启蒙运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法国流行过这个词，英语世界也逐步流行这个法语外来词laissez-faire（由于英语let go或let pass并不能表达自由放任的内涵），该词也就成了了西方自由经济的代名词。但百科全书却不能回答它为何在这段时间里开始盛行，它起源是什么。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自由放任原则”如果不是来自于欧洲本土文化，那就是来自当时欧洲中国热的道家。
退一步说，自由经济理论来源于道家的结论有争议，那么我们不去争论，至少道家思想与自由经济是相通的，关于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美国学者邓正莱，1998年发表《中国的前景：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家？》，他说：“天道思想，一传到西方，也很快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高度认同。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并把天道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现，老子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惊叹中国文化中也有老子和道家的自由主义思想，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
美国自由主义学者包雅士，在编著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粹》一书中称：“老子是古典自由主义第一人。”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社会学奠基人，“文化决定论”倡导者，他阐明了欧洲新教的自由思想是现代工业文明源动力，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认为，“道家有着自由市场的特征（道教的贸易自由主义）”，“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每当道家思想被认可的时期，经济的发展是较好的，社会是丰衣足食的。”（韦伯，1995）。
胡适1954年在台湾大学演讲，认为老子提倡的是无为政府，他说：“老子主张‘天道’，就是‘无为而无不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鹏认为：“老子学说是中国古典自由主义的起源与重要传统，老子认为政府应当无为而治，将有为的领域仅限制在国防、国家安全、司法与社会救济上，其它则应任老百姓自由发展，最后老百姓富强后，会说一句‘我自然’”（杨鹏，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