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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儒教还是复兴马克思主义？
作者：上海范海辛 提交日期：2007-7-18 17:22:00
复兴儒教还是复兴马克思主义？
——评郑得先生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范海辛
2007年6月1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上载有郑得先生所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一文，该文主旨是要在中国复兴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以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笔者因不同意其观点，故撰此文与郑先生商榷，以期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复兴事业。
一、 是个人主义泛滥还是利己主义泛滥？
该文第一段是“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语境”。针对有人提出要在中国效法欧洲的文艺复兴以确立“个人价值本位”的观点，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言外之意是个人主义已在中国泛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窃以为，郑先生在此恐怕是混淆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错把利己主义当作个人主义来批判了。
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而言的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一种学说或主张，个人主义并不等于利己主义；集体主义也不等于利他主义。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也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同样，也可以有集体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首先，个人主义所说的个人，是指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不是如作者理解的自己，这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区别的要点。个人主义认为，在集体与个人这两个不同的对象之间，个人具有比集体更为基本、因此也是位阶更高的价值。因为集体是抽象的，个人是具体的；或说，集体是由个人构成的，只有个人的幸福和强壮，才能有集体的富强。而集体的富强并不必然会导致个体的同样状况。这是个人主义的第一层含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
个人主义的第二层含意是，每一个个人在拥有、享受其合法权利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与义务。郑先生在指责中国个人主义太多时，肯定不是指见义勇为、愿意担责任、尽义务的人多，而是指追逐个人私利、罔顾公民责任的家伙多。但这恰恰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只要个人权利，不要个人责任和义务。
中国是一个缺乏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这些处世箴言一直在教育年轻人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眼下官员失职、失责、失察，鲜见有勇于承担个人责任的官员引咎辞职，被网民讥讽为“打死不辞职”。致使这些官员有如此坚强心理的，正是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与制度。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官员一般认为，作出成绩，那是个人能力；出了漏子，那是经集体讨论、组织通过的，主政官员只要没有贪赃枉法，不应负个人责任。
个人主义的第三层含意是个人之间的“求异”高于“求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不应该与他人相异，而应该与他人相同，因此主张“求同存异”。而个人主义却是一种“求异存同”的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就是强调每一个个人的独特性。他们认为，既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怎么能要求每个人都一样呢？因此，个人主义是以标新立异为荣，以从众趋同为耻的文化。这种文化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形成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而集体主义则正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慎思、慎言、慎行被认为是美德，因此这个社会只能是一个因循守旧、停滞保守的社会。
从个人主义上述的三层含意来看，郑先生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二、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分析利己主义泛滥的原因
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砸碎了教条主义神圣化的意识形态禁锢后，个人的世俗权利具有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此不仅造就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也象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出现了利己主义泛滥与道德沦丧。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究竟是前进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还是我们已经误入歧途？
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这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与文革时代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相比，这是社会的进步而非误入歧途。
1， 对历史现象的观察
观察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从传统的前工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各国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中国目前正在跋涉的这个转型期。只是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其所经历的转型期长短不一，转型期引发的阵痛也强弱相异。
第一个“吃螃蟹”的英国，经历了“羊吃人”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直到19世纪狄更斯那个时代，世道仍然是阴暗悲惨。这样的历程，法国人也未能幸免，维克多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为后人生动地描绘了那个年代。
德国历史上也有一个与我们“中国特色”类似的失序、失范和失信的时期。马恩二人合著于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二位大师无意中提到了他们那个年代德国市场的真实状况——“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引文见《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P.20）
2， 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与中国的比较
无庸讳言，现代化是发生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土壤上的一个历史事件，因此基督教民族的各国在经历这个转型期天然地要比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更容易一些。我们可以拿儒教文明的中国与新教文明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四国（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进行比较。
中国从1840年即被西方列强拖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在经历了160多年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至今尚未走出痛苦的转型期。而斯堪的纳维亚四国，在20世纪初才刚刚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只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这四国就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3， 对此原因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距，缘于文化的转型。斯堪的纳维亚四国能顺利实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是由于这是在同种文化土壤上的转型，而文化传统本身未发生转型。而作为儒教文明的中国，不仅要实现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转型，还要实现文化的转型，这是双方比较中最大的不同之处。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由生产和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一种观念（文化是一种态度），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规定性。要一个民族进行文化转型，对于这个民族而言，不啻是一场脱胎换骨。因此这个文化转型期必然也是一个充满了痛苦与屈辱感的过程。中国人的转型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保守性和封闭性。
4，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
1）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
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代化是一个被历史决定了的历程，各个民族无论其原来的传统文化如何，都必然要经历这个历史发展的自然阶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较充分或较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表现出来并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83年版 P.2－4）
说到历史阶段，我们头脑中自然会浮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低级阶段）这五阶段论。社会发展五阶段虽然是马克思根据西欧历史归纳得出的，但他也明确指出，这个结论不能套用到东方和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上。然而斯大林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却武断地将这五阶段论定为世界各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由于斯大林的这一做法忽视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因此给国际共运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著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发展的三阶段论，这显然是为了综合西欧与东方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提出的。他指出，资本主义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人对人的依附（依赖）；第二阶段是人对物（资本、货币）的依附（依赖）；第三阶段则是人摆脱了依附状态的共产主义。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引自《马恩全集》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62年版P.104）
2)文化转型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克服人身依附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文化转型的困难在于中国实际是要从对人的依附转向对物的依附——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首先会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不言而喻，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种人身依附制度。中国要变法，适应于个人追求世俗利益的普世格局，就必然要摧毁人身依附制度，这就不免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其一。其二，在这卑鄙的私利后面，还有非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担心民众摆脱了对政治权威的依附会致天下大乱。由于这种基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道德正义性，因而更具欺骗性，也更顽固，更难于克服。
郑先生当然讳言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放弃对人身依附制度变法是转型困难的根源。他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民众追逐世俗利益的现象痛心疾首，认为只有复兴传统文化，“存天理，去人欲”，才能纠正当下之乱象。为此，郑先生开出的药方是“重塑高于个人世俗利益的共同价值观”。
3）“高于个人世俗利益的共同价值观”从哪里来？
一个社会为免于分裂崩溃，当然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问题是，这样的价值观从哪里来？单靠复兴传统文化能否得到？个人的世俗利益中能否产生这种价值观？就在上述引文的那一章节中，马克思回答了这个问题（方括号中为引者的解释）：
在资本主义这个被马克思称为“第二阶段”的时期，人们由于分工而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指货币】。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指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等构成的上层建筑】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指银行、股市、有限公司等社会机构】，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指社会制度间】。”（引自《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P.102-103,人民出版社62年版）
马克思的这段话在论证个人对资本依赖的进步性与合理性时，也论证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制度间的同一性。马克思当然看到了社会与私人利益间的对立统一，但这个社会没有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分崩离析，而是创造了条件和手段使私人利益能源源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说明，私人利益与社会间的同一性具有基本性，是问题的关键，或说是矛盾的主导和决定方面，而二者的对立是次要的、从属的。
英国是率先进入“第二阶段”的西方国家，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单纯的私人利益是无法产生出使之能源源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条件和手段的。因为私人利益自古就存在，只是到了那个特殊的时空，它被源源不断再生产的所有必要条件才齐备。这里，私人利益是内因，外部因素是条件。内因是决定的，外因是从属的。私人利益既可以生出否定性条件——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可以生出肯定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这里，关键的不是人类的本能（贪欲和恐惧），而是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理性。私人利益内生的理性，能使之不是走向毁灭而是走向发展。因此我们用不到在私人利益的外部——***传统的亡灵，来重塑高于世俗利益的共同的价值观，而是从世俗利益的内部——理性，来构造这种共同的价值观。
三、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利己主义泛滥的原因
1， 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没有观察到现代化在东方民族国家中的演变，因而未能注意到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生产与生活实践无疑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但地理的、文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因为历史发展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不足之处，由后来的学者作了补充。马科斯 韦伯关于宗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形成了有机互补。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除了政治法律制度外，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没。所谓的文化，就是以宗教为核心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的观念、伦理和习俗的总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制约，时时事事都靠政治法律来解决，那么这个社会运转的成本就会太高，只有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依靠成员的自觉道德，少数情况下靠法律强制，社会才能正常运行。
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之所以能迅速实现转型，盖由于良好的新教伦理。如果这四国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萨满巫术文化，民众人人都相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官员则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那么可以肯定，这四个国家现在一定很穷，而且世人相信，这四国的穷在于地理条件差——纬度太高，天寒地冻，地里啥都难长。
2，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导致了利己主义的泛滥
郑先生象大多数偏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样，只看到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脉络不绝的文明，它曾经创造了两千年领先于世界的奇迹”（引文见07年6月1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P.62。 以下凡引该文不再注明）一面，而没有看到其阻碍发展、导致治乱循环的另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对于现代化而言，它的缺点显然要大于西方文化（就像对于保护环境而言，西方文化的缺点要大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即以利己主义这一具体现象而言，是中国传统文化、而非西方文化，是其泛滥的原因。
1） 伦理中心与“道德纸老虎”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化从孔孟时代起就形成了“伦理中心”的模式，而同时期的古希腊、罗马发展出来的却是“知识中心”的文化。“真善美”是西方人提出的价值序列，居于首位和中心的是“真”，西方人显然认为，只有真的东西，才能是善和美的，而不能反过来推论。但中国人的价值序列却是“善真美”，善是真和美的基础。所以中国人认为，要掌握治国平天下的真理，首先得修身养性、正心诚意，只有使自己主观上达到了善的境地，才能发现掌握真理。这当然是一种神秘主义逻辑在起作用。此外，中国人实际并无西方意义上的真理概念，中国人所说的真理，常常是指“真相”或“有用的知识”。这就是中国“伦理中心”文化的含意。
尽管中国人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水平与东西方其他民族相比并无突出优越之处。近代以降，西风东渐，西方人发现中国人实际上是一只“道德纸老虎”。中国人表面上有一套高尚的道德标准，实际却另有一套肮脏卑鄙的“潜规则”——“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令洋人最难理解的。
中国人虽说崇尚集体主义、贬抑个人主义，但中国人在道德实践上又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在中国并非“舶来品”，而是几千年来一直与专制主义、集体主义、道德至上等传统文化共生相伴的。面对此种“中国特色”，革命家孙中山曾经哀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团队合作精神往往只有在最暴烈、最专制的强力统治下才会产生。一旦这种高压消失，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大肆泛滥。
这一点，在海外华人身上最明显。相对于其他族裔，华人显然是最不善于抱团的族裔。一是华人喜好“窝里斗”怯于“窝外斗”；二是华人单打独斗不乏英雄好汉，但形成团队却特别困难，因此华人被讥为“一个华人是条龙，三个华人是条虫”。
2） 主观经验主义与“求真务实”
中国文化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一种无神论的世俗的文化，与西方普遍信仰上帝、关心终极价值不同，中国人只关心世俗伦理和现实的利益。即使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无法改变中国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基本文化理念。超世的佛教理念则被中国人改造成了“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的功利主义形态的大乘佛教。
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在学理上都是属于经验主义范畴的一种哲学理念。相对于理性主义，这种哲学理念的核心是主观的意志、欲望、本能和体验高于客观的理性；在认识论上，这种主观经验主义只相信主观的经验体认和感官感受，排斥一切未经感观认可的客观理性和客观经验，同时也不相信有先验、超验的理性原则存在。
最能说明中国文化这种实用主义特质的，莫过于“求真务实”这句时髦的口号了。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求真”是手段，“务实”才是目的。因为这是一个崇实非虚的民族。儒教孜孜以求的并不是虚幻的彼岸世界，而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人伦秩序。同时期的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都在追求实效、实绩、实用、实惠——一种看得见、模得着，派用场，有效果的事物。墨家经典《墨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输般“削竹为鸟，成而飞之，三日不落”。公输般这小子以为这是“至巧”，于是跑到墨子那里向老爷子炫耀。哪知墨子批评他说，“有用为巧，无用为拙”。你小子有功夫削竹为鸟不如削竹为车，做部小车能推三五百斤货物，这才是巧。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也是出自这种求实心理。中国古代哲学不可能产生古希腊抬头仰望星空、追求世界“本体”的哲学家，只会有仰观天象、论证君臣秩序和农耕节气的天文官吏。中国人所说的“求真”之“真”，与古希腊“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所说的“真”，只是具体事物表象、现象之“真”，而非事物内在本质的“真”。真理一词，也是清末民初才从日文中引进的。
同样是集体主义文化的日韩等国，为何其海外侨民容易抱团而不似华人好内斗，其国内坑蒙拐骗也不似中国猖獗呢？窃以为，这很可能与主观经验主义的“务实”有关。极端的“务实”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他人的经验对于我而言，也是虚的、不可靠的。客观的神既然不能为主观所感受，因此也是虚幻的。但是，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至少可以防止我们陷入极端的主观经验主义的泥潭，使我们相信在主观感受之外，还有客观它者的真实存在。没有信仰的“务实”者必然会变成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致利己主义泛滥的哲学原因。
3） 畸形的个人价值观念
造成中国利己主义泛滥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主观经验主义和“务实”文化二者混合形成的一种畸形的个人价值观念。
个人价值观念在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是基督教教会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教会特别鼓励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蒙昧的中世纪，人被认为是上帝的产物，人是为了上帝而活的。如何证明你有价值？那就看你对上帝和教会的贡献如何，贡献越大，自然个人的价值越高。一个教徒如果只知索取不知贡献，即使再富有也是无价值的，更别指望死后灵魂得救进天堂了。
启蒙运动后，个人从神的附属物回归。但这时衡量个人价值仍然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利己主义的，一种是利他主义的。西方社会不可能没有受到利己主义的诱惑，否则不会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经过理性的取舍，最终是利他主义的个人价值观上升为了社会主流。这种利他主义的个人价值被定义为个人向社会和公众的贡献。一个科学家、军人、学者或政治家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人就会受到舆论的赞扬与追捧。商人、企业家也是如此，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首先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好莱坞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就是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
但是当下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反西方的，个人价值不是看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向社会的索取。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主要看他拥有金钱的多少。钱越多，越说明此人有本事，因此社会地位越高、个人价值也高。至于此人的钱是怎么来的，众人似乎并不关心。表面上看似乎是社会不关注个人隐私，实际是“务实”文化使然——只以金钱论英雄。
为何说这种个人价值观是主观经验主义与务实文化混合的产物呢？因为强调经验、感受，所以必然是经验和感受的主体——个人主观；而务实之“实”则要求体现价值的事物必须能为主观所感受，同时该事物必须具有单一明确的特性。对社会的贡献不是个人主观所能感受，而是社会公众的评价与认可，而个人向社会索取的金钱由于既符合易为主观体验感受、又单一明确，所以既被“潜规则”、也被显规则所认可。
中国人聚在一起好炫耀，这实际就是在宣传各自的价值。但是所炫耀的个人价值不是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而是向社会的索取——无非是我的财产，我子女享受的教育条件，我的情人等。即使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圈子，也是以索取的物质作为个人价值的标准。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中国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内因——传统文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谈文化的复兴，并不见得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引进借鉴，到有可能是一剂有效的祛毒剂。
四、关于文化的几个问题
郑先生文中提出了“超越而不只是学习西方”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为何要这样呢？因为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化是有缺点的——“核战威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
但问题是，世上有没有一种无弊端、十全十美的文化？就拿中国文化来说，且不谈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现今的“先进文化”——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难道就是十全十美，可以放置四海、传之万代的吗？综观郑先生全文，可以发现作者在文化的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现指出如下：
1，不同文化间的个性与共性
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文化，狩猎民族有狩猎文化。东方的农耕民族不可能创造出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现代西方社会也无法续写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章节。这是文化的个性。此个性是由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民族因为生产生活实践的差别而造成的。
但是不同的文化间都有共同相通的内在特性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这是文化的共性。文化的共性植根于共同的人性，这是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交汇融通的内在原因，也是各种不同文化拥有相同发展方向（同向性）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世界各地的人民，无论其肤色、血缘、语言、地理、传统多么不同，但具有共同的生理（各族男女可以互相通婚生育后代就是证明），因此也具有大同小异的人性。过去我们曾经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阶级性，好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是两种不同的生物，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民族性大于阶级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民族性临驾于人性之上，不能以民族的个性来否定人类的共性，这就像当初不能以阶级的个性来否定民族的共性一样。这种抽象的人性的客观存在，正是共产主义之所以可能的原因。
文化的共性造就了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这就是郑先生迫不及待想超越的自由、民主、人权。谁要是主张在中国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象郑先生这样的“卫道士”就会站出来指责，“这是照搬”。文化的共性或普世价值，这些是抽象的概念或原则，抽象的东西如何能照搬？就是我们说的西方，也是抽象，具体的只有美国、法国等。以“照搬”来拒斥普世价值，实际就是对共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一种不高明的小把戏。
郑文开头有这样一段摘要，“任何价值都具有普世性。各种价值之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相对于不同环境的不同适应性。所以，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能够作为核心价值支撑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千秋万世永不变的社会模式，一切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视具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这段话问题很多。首先，说任何价值都具有普世性就是错误的。纳粹的价值就不具普世性。伊斯兰宗教中通奸的女人可以乱石砸死，也为世人不容。以普世价值为核心价值的社会，虽然目前还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就如马克思所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因为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早晚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千秋万世永不变”。但你不能以事物的相对性来否定事物的绝对性（或说割断事物内部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联系）。事物的相对性中含有绝对性。反对绝对性，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主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都是认同相对主义的。人类的普世价值（包含共产主义）含有相对的绝对性，至少在经验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更好的价值可以取而代之，因此，它就具有相对的终极性和绝对性。就如孙中山所言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对普世价值绝对性的形象描述。
2， 文化的先进性与价值性
对于先进文化的提法，曾招来许多批评和质疑。在反对者看来，不同的文化犹如自然界的百花，难道牡丹花就比野草花先进？他们也像郑先生质疑价值的高低优劣一样，质疑文化的先进落后。
如果我们的社会变化是没有方向的，甲民族死守奴隶制度，不仅奴隶主如此，奴隶也甘心为了捍卫这种制度献出生命；乙民族只管在火星上开拓殖民地，地球不过是他们的基地，因此对地球上邻居的生死漠不关心；丙民族则象鱼类一样生活于深海海底。由这样三个民族构成的地球人类，当然不可能有共同的发展方向，各自的文化自然也无先进落后与高低优劣之分。
问题是我们地球人类实际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性相近，习相远”。全球化的浪潮使原来各自孤立生活的我们变成了地球村的居民，大家整日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眼见老英老美家发达了，于是“傻子过年看街坊”，大家纷纷选择了共同的发展方向——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科技能力，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于这个共同的方向（目标）而言，不同民族的文化就有了先进落后与高低优劣之分。譬如，就经济增长而言，新教的理性主义文化就最有用，而儒教文化则等而次之，伊斯兰文化比起儒教文化要更逊一筹。但是对于保护环境而言，新教文化则可能是最落后的，而亚马逊雨林中原始部族的文化或许比儒教文化还要先进。
这么说是不是等于宣布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的前工业文明的诸文化都是无价值的？也不是。先进性与价值性是两个既重合又有区别的概念。什么叫价值？价值是“有用”的书面表达方式。对于某个目标可能用处小甚或无用，不等于对另一个目标无用。只要是自然形成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有价值的，就像上帝创造的生命都具有价值一样。棉花对于果腹没用，但对于御寒却有用。天花病毒现在肯定没用，但说不定哪天可以成为制服某种超级耐药细菌的克星。现代化只是人类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全球大同之后，人类还会有更高更多的目标。历史形成的各种文化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人类未来的多元目标而言，它们都具有大小不等、难以估量的价值。
一种观念要具有价值，必须是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底线之上。抽去这个底线（绝对性）说任何价值都是普世的，显然不对。只有在此底线之上的各种价值才具有普世性。
3， 文化的被动性与能动性
文化是社会的产物，又具有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巨大功能。因此，文化（对于社会）既有被动性又有能动性。文化的被动性来源于唯物主义哲学——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决定文化。文化的能动性来源于唯物辩证法——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物质的正作用与文化的反作用二者不是等量齐观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对条件要求的不同。正作用的发生是普遍的、大量的，不需要特别的条件，而反作用的发生则需要一系列苛刻的条件。
从文化的被动性来说，文化是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定了的。人均GDP较低的社会，不可能有整体超越征服人均GDP几十倍高于它的社会的文化能力。中国经济刚刚富了一点，国内污染、***、犯罪问题成堆，郑先生一类的人就幻想着先在文化上超越并征服西方。这有点象文革中老毛想靠斗私批修超越苏联、成为马列顶峰一样可笑。
西方学者即使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发现了某种思想工具能医治现代化的偏颇，也不表明东方文化整体超越了西方。作者为此拉出了季羡林和康晓光两位学者来证明中国即将有超越西方的东西要出笼，岂不知这做只不过是徒增笑柄。季羡林或许是老糊涂了，一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谚语，就能证明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将进入东方文化的世纪？
郑先生这种无视经济基础作用、看不到文化的被动性的观点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他或许以为，只要投入足够资金，用“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的办法，搞一个“文化超越工程”，就能让西方拜倒在我天朝脚下。这种想法与大跃进时期的“15年赶英超美”又有何区别？
当然郑先生复兴传统文化的用意不仅仅在于一种民族的虚荣心，而是冀图以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应该肯定的。文化如果只具有被动性，而不具推动社会发展的功效，那么这种文化一定会消亡。文化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就在于其强大的对社会的能动作用。
在这里要谈谈“文化决定论”。本人是“文化决定论”的鼓吹者，这和唯物主义是不矛盾的。物质、经济具有基本的决定作用，但在特殊的约束条件下，文化也可以是决定因素。按照我的新理性主义理论，现代化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经济，主要是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第二层面是政治，包含法治化，民主化；第三层面是文化，包括世俗化，理性化（合理化）与多元化。国内研究文化的学者虽然都认识到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却始终没有搞清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它的决定作用的。本人对此研究多年，不揣浅陋，在此提出，就教于郑先生与诸位读者。
根据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创立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理性化与合理化。国穷国富的原因在于统治集团的理性化程度。因此，提高统治集团的理性化程度，使统治者承担起“先知先觉”的责任，而后是变法——实现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民众得到了经济实惠，然后民众自觉拥护好的制度，使体现在好制度中的理性主义、合理主义的观念成为大众和主流的观念。只有在这时，由文化领先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文化决定论”实现的途径。
现举一例来说明：市场体制改革之前，我们都是单位人，头脑当中也没有离开组织能个人致富的观念。92年，中共领导层决定实行市场体制。不是先办学习班，而是放松了制度管制，使个人经商合法化，于是下海者多数致富，这样民众才认可了市场体制，纠正了单位人的观念。如果下海经商的人都失败，那么市场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民众的观念也仍然不会转变。
如果统治集团不改变观念，只是从外部移植一套先进制度进来，由于这套制度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不能产生使民众受益的效果，是故无法存活。这是“制度决定论”失败的原因。注意，少数人头脑中的观念是不能成为文化的，只有当这种观念为大众普遍接受时，才能称之为一种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有大众得实惠的经济因素为基础。在这个权力－制度－民众－经济的链条中，权力又居于一个关键的环节，没有权力阶层对新制度的自觉支持，新制度就无法正常运转。所以这个“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文化牵头、政治经济的综合作用形成的。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当然不止韦伯的理性主义一派，还有上世纪70－80年代活跃于拉美地区的“依附论”。如果说韦伯的“理性论”是“内因论”的话，“依附论”可称“外因论”。“依附论”的理论来源于列宁主义，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在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掠夺。这派理论认为，只要赶走外国势力，把他们的资产收归国有，在国际上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搞“南南合作”，穷国就能变富。
70－80年代是东亚四小龙以韦伯的“理性论”与拉美的“依附论”展开和平竞赛的年代，当时被西方大多数学者普遍看好的是拉美经济。结果没想到东亚经济最终胜出。这一结果不仅证明了韦伯理论的正确性，也证明了东方儒家文化优越于西方的天主教文化。
新教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梯队，于是许多人认为，第二梯队是天主教文化。然而东亚儒家文化在80年代对拉美天主教文化的胜利说明，真正的第二梯队有可能不是天主教文化，而是儒教文化。因为长期与新教文化混居的欧洲天主教文化，曾经长期为欧洲的第三世界，除了意大利之外，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都是在70年代才开始现代化转型的。这一事实说明，欧洲天主教文化的现代化，主要不是由于文化理性的作用，而是由于地域的作用——与先富起来的新教国家鸡犬之声相闻，经常互相往来。拉美的天主教文化区，由于地域的阻隔，单靠自己的文化理性，折腾了100多年，还是发展中国家。
作为儒教文化原生地的中国大陆，现代化发展为何反而落后于次生地的日本和四小龙？窃以为大陆文化现今实际已非纯粹的的儒教文化了，因为在1949年之后，比儒教文化理性更低的东正教－萨满教文化的列宁主义成为大陆的主导文化。如果没有这种落后文化的入侵，中国大陆是决不会发生三年灾害和文革这类灾难的。同理，如果不是列宁主义，温顺的柬埔寨佛教徒又怎会制造惨绝人寰的红色高棉大屠杀？
五、学习、超越与反思
郑先生在文中第二段的标题是“超越而不止是学习西方”，号召“中国要超越西方，再次站在世界的尖峰顶端”，雄心壮志不可谓不高。但是在各种矛盾尖锐的转型期，郑的这种号召似乎太脱离实际。
既然扬言要超越，那就表明，我们与西方发展的方向是相同的，而且现在还处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如果你往东，我朝西，那是谈不上超越与落后的。
前面说过，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的被动性，即文化是被经济发展水平限定了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化能摆脱这种限定而单独超越吗？这不是和拉着自己的头发就想飞上月亮一样荒唐可笑吗？
文化是全体人民的观念意识，不是造房子。要使13亿人民的观念意识整体超越西方谈何容易，仅仅要使中国先富一族在出国旅游时不随地吐痰就异常困难。老毛搞文革的目的之一是要把当时的六亿人民改造成六亿个“舜尧”，结果高了十年，舜尧没几个，文盲加流氓倒是造就了好几个亿。根据经验常识，要超越首先要学习，不学习，又如何超越？
从20世纪各国（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儒教文化无疑是最善于学习的。英国人将其政治制度移植到了香港、新加坡和印度三地。结果香港和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现代化，而印度却至今还是贫穷落后。香港、新加坡的现代化水平不仅在亚洲领先，就是拿到欧洲，也不输于天主教文化圈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更不要说东欧的东正教文化诸国了。在文化事业上，香港的创意电影文化产业，更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成为全球少数几个能与美国好莱坞竞争的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来看，要想超越西方，首先要努力学习，没有几十年甘拜下风、卧薪尝胆的刻苦学习，超越是不可能的；相反，以中国人的聪明刻苦，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想不超越都难。
在北韩，金正日手下的臣民肯定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已经是世界顶峰了。如果没有向西方的学习，郑先生的超越只能是象金二那样的胡作非为。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文革的摧残后，在改革开放30年时，终于迎来了复苏发展的春天。回顾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坎坷经历，令人不胜唏嘘。然而就在传统文化脚跟尚未站稳之际，有人竟要其担起超越西方文化的重任。窃以为中国文化要超越西方，除了要虚心向西方学习几十年外，还要反思传统文化百年来屡遭摧残、屡遭蹂躏的原因。为何在境外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得到悉心呵护与发扬光大，而在大陆却是风烛残年，奄奄一息，不把这个地球人都明白而只有大陆人不明白的事搞清楚，又谈何超越？今天可以让几位宿儒去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明天也可以把这些宿儒召回国重新关进“牛棚”。
六、价值之辨
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对立是引发“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抬头的原因。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对立，我们究竟应该把“反西化”进行到底，还是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秀代表——马克思主义，这是笔者与郑得先生的分歧本质所在。
1，“个人价值本位”的进步意义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郑先生是持批判态度的，并以利己主义的泛滥来否定西方的“个人价值本位”。
虽然中国当前的语境与中世纪的欧洲却有不同之处，但不可否认，二者也有共同之处。中世纪的欧洲，个人是神（教会）的附属物，现今的中国，个人是集体（国家、民族）的附属物。总之，在从前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阶段”）向资本主义文明（第二阶段）过渡时，双方都面临着个人从“对人的依附”向相对独立的“对物的依附”的转变。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与当下的中国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
郑先生恐怕不能否认，中国目前不是“个人价值本位”，而是“官本位”的社会。这个“官本位”实际就是国家民族的代表。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个人的世俗利益拥有了相对有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今天，官贵民贱的价值格局仍无改变。以政治权威产生的对资本和个人的绝对支配权实际沿续了亚细亚社会的专制传统，只不过剥去了神圣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外衣、转而采取了赤裸裸的威权形态而已。
刘军宁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下重提个人价值本位显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性，就是要从传统的集体、国家、民族本位转向个人价值本位，使民众的利益高于“官”和政府的利益。即使这种要求引发了利己主义的泛滥，也是历史的进步。因为非如此就不可能有“个人价值”从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变，从“官本位”的奴役、压迫下的解放与回归，也不可能踏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道路。
3， 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本质
“反西化”无疑是某些人的历史使命。但是这些“反西化”的卫道士们可能不清楚，他们所反对的“西化”的价值，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成立的根基。
无论是西方中世纪的价值还是现今所谓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看来，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第一阶段的产物，都是主张人对人的依附、反对人的相对独立性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实际就是第一阶段价值与第二阶段价值的对立，是非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坚持人对人的依附，不管套上如何耀眼的外衣，都是一种反动。
因此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本质不是如何获取幸福的分歧，而是获取何种幸福的分歧。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文艺复兴所发现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终极人性价值基础上的，而东方文化是反对这些人性价值、主张一种蜜蜂蚂蚁社会和谐秩序的虫性价值的。更进一步说，这种对立的本质实际是人性与非人性的对立，所谓的非人性是神性、奴性、兽性、虫性、工具性等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列宁主义则是前工业文明的产物。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是每个民族必须经历的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他的任务就是要率领东方民族跳过这个阶段，通过人对人的依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核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唯独没有马克思主义。
4，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部分
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价值和实现价值的方法这两个部分。对于文艺复兴树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价值，马克思并没有予以否定，而只是指出资产阶级在实现这些价值方法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阐述了实现这些价值的科学原理和一般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两部分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分散在其著作书稿与往来信件中。特别是其价值部分，由于西方文化的特殊语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往往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无需特别阐述与论证，因此在其著作中着墨不多，而是化为了他的观点和立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是这样论述人类基本价值与其学说的关系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引自《马恩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120，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马克思不是从一个封建专制者走向共产主义者的，而是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从对劳苦大众深切同情的立场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马恩二人进行革命活动的时期，正是普鲁士德国由封建宗法制向资本主义转型期。普鲁士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其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与英美法等国占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格格不入。难道受尽封建专制迫害的马恩二人会转而认同俾斯麦的铁血价值？公民布朗基先生是法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者，然而对于他的专制主义和密谋主义，马恩二人都极力反对，不仅反对其方法，更反对蕴涵于其方法中的落后价值。列宁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以革命阉割科学，以科学反对民主，以手段否定目标。
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方法部分，是人类学术史上一次勇敢的科学探索。因此其学说不可能是经学性的，必然会有因时代和个人局限而致的错误。但是作为其方法论中的三个部分（指社会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中的哲学部分，无疑具有较高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正是老毛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5， 宝贵的思想平台
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含有错误，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因为是斯大林概括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这种论点显然不对，难道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我们就应因人废言吗？就如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瑕疵，但又有哪一种哲学可称十全十美的呢？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瑕不掩瑜，特别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而言，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整合其他具有合理性思想的宝贵平台。
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和宽容思想渐成当代主流思潮。但任何多元社会实际都是一元为主、多元共存的，不可能在多元的旗号下没有一种基本、主导的价值取向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最适宜作为这为主的一元，与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化实行既互相批判、又互相补充地共存。一切真理与具有合理性的学说、思想都是互补的。譬如卡尔 波普尔，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实际他对马克思的批判大部分都是对列宁主义的批判），但凡是波普尔说的有道理的部分，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矛盾的。尽管波普尔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波普尔思想的精彩之处正是来源于辩证法。因而，波普尔的学说在更多时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与补充。
拿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孔孟学说比较，是以孔孟学说为平台来整合马克思主义还是相反更好呢？显然在价值观与科学性、全面性和包容性上而言，马克思主义比孔孟儒学更合理。郑先生的创新实际是想以儒学为平台来整合各种思想资源，不是本人武断，我断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郑先生全文洋洋洒洒数千字，却对所谓的“自己的声音”不置一词，保密吗？无此必要。看来既要超越西方又要是“自己的声音”实在是难以靠谱。
既然如此，复兴儒教还不如复兴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象当年的文艺复兴发现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一样，重新发现摆脱了列宁主义污染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平台来整合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与超越。
2007－7－10
作者：上海范海辛 提交日期：2007-7-18 17:22:00
复兴儒教还是复兴马克思主义？
——评郑得先生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
范海辛
2007年6月1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上载有郑得先生所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复兴”》一文，该文主旨是要在中国复兴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以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笔者因不同意其观点，故撰此文与郑先生商榷，以期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复兴事业。
一、 是个人主义泛滥还是利己主义泛滥？
该文第一段是“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语境”。针对有人提出要在中国效法欧洲的文艺复兴以确立“个人价值本位”的观点，作者认为“当代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言外之意是个人主义已在中国泛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窃以为，郑先生在此恐怕是混淆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错把利己主义当作个人主义来批判了。
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体主义而言的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一种学说或主张，个人主义并不等于利己主义；集体主义也不等于利他主义。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也可以有个人主义的利他主义；同样，也可以有集体主义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首先，个人主义所说的个人，是指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不是如作者理解的自己，这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区别的要点。个人主义认为，在集体与个人这两个不同的对象之间，个人具有比集体更为基本、因此也是位阶更高的价值。因为集体是抽象的，个人是具体的；或说，集体是由个人构成的，只有个人的幸福和强壮，才能有集体的富强。而集体的富强并不必然会导致个体的同样状况。这是个人主义的第一层含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
个人主义的第二层含意是，每一个个人在拥有、享受其合法权利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与义务。郑先生在指责中国个人主义太多时，肯定不是指见义勇为、愿意担责任、尽义务的人多，而是指追逐个人私利、罔顾公民责任的家伙多。但这恰恰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利己主义。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最大区别是只要个人权利，不要个人责任和义务。
中国是一个缺乏个人主义传统的社会。“出头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这些处世箴言一直在教育年轻人不要有个人英雄主义。眼下官员失职、失责、失察，鲜见有勇于承担个人责任的官员引咎辞职，被网民讥讽为“打死不辞职”。致使这些官员有如此坚强心理的，正是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与制度。在这种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官员一般认为，作出成绩，那是个人能力；出了漏子，那是经集体讨论、组织通过的，主政官员只要没有贪赃枉法，不应负个人责任。
个人主义的第三层含意是个人之间的“求异”高于“求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不应该与他人相异，而应该与他人相同，因此主张“求同存异”。而个人主义却是一种“求异存同”的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就是强调每一个个人的独特性。他们认为，既然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怎么能要求每个人都一样呢？因此，个人主义是以标新立异为荣，以从众趋同为耻的文化。这种文化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形成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而集体主义则正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里，慎思、慎言、慎行被认为是美德，因此这个社会只能是一个因循守旧、停滞保守的社会。
从个人主义上述的三层含意来看，郑先生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二、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分析利己主义泛滥的原因
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砸碎了教条主义神圣化的意识形态禁锢后，个人的世俗权利具有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由此不仅造就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也象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出现了利己主义泛滥与道德沦丧。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这究竟是前进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还是我们已经误入歧途？
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这显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与文革时代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相比，这是社会的进步而非误入歧途。
1， 对历史现象的观察
观察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从传统的前工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各国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中国目前正在跋涉的这个转型期。只是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不同，其所经历的转型期长短不一，转型期引发的阵痛也强弱相异。
第一个“吃螃蟹”的英国，经历了“羊吃人”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直到19世纪狄更斯那个时代，世道仍然是阴暗悲惨。这样的历程，法国人也未能幸免，维克多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为后人生动地描绘了那个年代。
德国历史上也有一个与我们“中国特色”类似的失序、失范和失信的时期。马恩二人合著于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二位大师无意中提到了他们那个年代德国市场的真实状况——“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具有市民的循规蹈矩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引文见《马恩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P.20）
2， 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与中国的比较
无庸讳言，现代化是发生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土壤上的一个历史事件，因此基督教民族的各国在经历这个转型期天然地要比非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更容易一些。我们可以拿儒教文明的中国与新教文明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四国（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进行比较。
中国从1840年即被西方列强拖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在经历了160多年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至今尚未走出痛苦的转型期。而斯堪的纳维亚四国，在20世纪初才刚刚开始现代化的进程，只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这四国就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3， 对此原因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距，缘于文化的转型。斯堪的纳维亚四国能顺利实现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是由于这是在同种文化土壤上的转型，而文化传统本身未发生转型。而作为儒教文明的中国，不仅要实现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转型，还要实现文化的转型，这是双方比较中最大的不同之处。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由生产和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一种观念（文化是一种态度），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规定性。要一个民族进行文化转型，对于这个民族而言，不啻是一场脱胎换骨。因此这个文化转型期必然也是一个充满了痛苦与屈辱感的过程。中国人的转型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保守性和封闭性。
4，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
1）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
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代化是一个被历史决定了的历程，各个民族无论其原来的传统文化如何，都必然要经历这个历史发展的自然阶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较充分或较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表现出来并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向那些就工业规模来说跟在后面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未来景象。……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83年版 P.2－4）
说到历史阶段，我们头脑中自然会浮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其低级阶段）这五阶段论。社会发展五阶段虽然是马克思根据西欧历史归纳得出的，但他也明确指出，这个结论不能套用到东方和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上。然而斯大林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却武断地将这五阶段论定为世界各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由于斯大林的这一做法忽视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因此给国际共运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害。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著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发展的三阶段论，这显然是为了综合西欧与东方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提出的。他指出，资本主义之前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人对人的依附（依赖）；第二阶段是人对物（资本、货币）的依附（依赖）；第三阶段则是人摆脱了依附状态的共产主义。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引自《马恩全集》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62年版P.104）
2)文化转型困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克服人身依附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文化转型的困难在于中国实际是要从对人的依附转向对物的依附——按马克思的说法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首先会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利益，不言而喻，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这种人身依附制度。中国要变法，适应于个人追求世俗利益的普世格局，就必然要摧毁人身依附制度，这就不免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其一。其二，在这卑鄙的私利后面，还有非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担心民众摆脱了对政治权威的依附会致天下大乱。由于这种基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道德正义性，因而更具欺骗性，也更顽固，更难于克服。
郑先生当然讳言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放弃对人身依附制度变法是转型困难的根源。他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民众追逐世俗利益的现象痛心疾首，认为只有复兴传统文化，“存天理，去人欲”，才能纠正当下之乱象。为此，郑先生开出的药方是“重塑高于个人世俗利益的共同价值观”。
3）“高于个人世俗利益的共同价值观”从哪里来？
一个社会为免于分裂崩溃，当然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问题是，这样的价值观从哪里来？单靠复兴传统文化能否得到？个人的世俗利益中能否产生这种价值观？就在上述引文的那一章节中，马克思回答了这个问题（方括号中为引者的解释）：
在资本主义这个被马克思称为“第二阶段”的时期，人们由于分工而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和作为全面媒介的交换价值上【指货币】。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后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指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观念等构成的上层建筑】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指银行、股市、有限公司等社会机构】，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指社会制度间】。”（引自《马恩全集》第46卷下册P.102-103,人民出版社62年版）
马克思的这段话在论证个人对资本依赖的进步性与合理性时，也论证了私人利益与社会制度间的同一性。马克思当然看到了社会与私人利益间的对立统一，但这个社会没有在“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分崩离析，而是创造了条件和手段使私人利益能源源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说明，私人利益与社会间的同一性具有基本性，是问题的关键，或说是矛盾的主导和决定方面，而二者的对立是次要的、从属的。
英国是率先进入“第二阶段”的西方国家，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单纯的私人利益是无法产生出使之能源源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的社会条件和手段的。因为私人利益自古就存在，只是到了那个特殊的时空，它被源源不断再生产的所有必要条件才齐备。这里，私人利益是内因，外部因素是条件。内因是决定的，外因是从属的。私人利益既可以生出否定性条件——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也可以生出肯定性的条件——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这里，关键的不是人类的本能（贪欲和恐惧），而是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理性。私人利益内生的理性，能使之不是走向毁灭而是走向发展。因此我们用不到在私人利益的外部——***传统的亡灵，来重塑高于世俗利益的共同的价值观，而是从世俗利益的内部——理性，来构造这种共同的价值观。
三、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利己主义泛滥的原因
1， 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没有观察到现代化在东方民族国家中的演变，因而未能注意到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生产与生活实践无疑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但地理的、文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因为历史发展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不足之处，由后来的学者作了补充。马科斯 韦伯关于宗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形成了有机互补。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摆脱“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除了政治法律制度外，文化的作用功不可没。所谓的文化，就是以宗教为核心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的观念、伦理和习俗的总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文化的制约，时时事事都靠政治法律来解决，那么这个社会运转的成本就会太高，只有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依靠成员的自觉道德，少数情况下靠法律强制，社会才能正常运行。
斯堪的纳维亚四国之所以能迅速实现转型，盖由于良好的新教伦理。如果这四国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萨满巫术文化，民众人人都相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官员则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那么可以肯定，这四个国家现在一定很穷，而且世人相信，这四国的穷在于地理条件差——纬度太高，天寒地冻，地里啥都难长。
2，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导致了利己主义的泛滥
郑先生象大多数偏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一样，只看到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绵延数千年而脉络不绝的文明，它曾经创造了两千年领先于世界的奇迹”（引文见07年6月15日出版的《凤凰周刊》P.62。 以下凡引该文不再注明）一面，而没有看到其阻碍发展、导致治乱循环的另一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对于现代化而言，它的缺点显然要大于西方文化（就像对于保护环境而言，西方文化的缺点要大于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即以利己主义这一具体现象而言，是中国传统文化、而非西方文化，是其泛滥的原因。
1） 伦理中心与“道德纸老虎”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化从孔孟时代起就形成了“伦理中心”的模式，而同时期的古希腊、罗马发展出来的却是“知识中心”的文化。“真善美”是西方人提出的价值序列，居于首位和中心的是“真”，西方人显然认为，只有真的东西，才能是善和美的，而不能反过来推论。但中国人的价值序列却是“善真美”，善是真和美的基础。所以中国人认为，要掌握治国平天下的真理，首先得修身养性、正心诚意，只有使自己主观上达到了善的境地，才能发现掌握真理。这当然是一种神秘主义逻辑在起作用。此外，中国人实际并无西方意义上的真理概念，中国人所说的真理，常常是指“真相”或“有用的知识”。这就是中国“伦理中心”文化的含意。
尽管中国人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的道德水平与东西方其他民族相比并无突出优越之处。近代以降，西风东渐，西方人发现中国人实际上是一只“道德纸老虎”。中国人表面上有一套高尚的道德标准，实际却另有一套肮脏卑鄙的“潜规则”——“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令洋人最难理解的。
中国人虽说崇尚集体主义、贬抑个人主义，但中国人在道德实践上又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在中国并非“舶来品”，而是几千年来一直与专制主义、集体主义、道德至上等传统文化共生相伴的。面对此种“中国特色”，革命家孙中山曾经哀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团队合作精神往往只有在最暴烈、最专制的强力统治下才会产生。一旦这种高压消失，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大肆泛滥。
这一点，在海外华人身上最明显。相对于其他族裔，华人显然是最不善于抱团的族裔。一是华人喜好“窝里斗”怯于“窝外斗”；二是华人单打独斗不乏英雄好汉，但形成团队却特别困难，因此华人被讥为“一个华人是条龙，三个华人是条虫”。
2） 主观经验主义与“求真务实”
中国文化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一种无神论的世俗的文化，与西方普遍信仰上帝、关心终极价值不同，中国人只关心世俗伦理和现实的利益。即使在佛教传入中国后，也无法改变中国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基本文化理念。超世的佛教理念则被中国人改造成了“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的功利主义形态的大乘佛教。
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在学理上都是属于经验主义范畴的一种哲学理念。相对于理性主义，这种哲学理念的核心是主观的意志、欲望、本能和体验高于客观的理性；在认识论上，这种主观经验主义只相信主观的经验体认和感官感受，排斥一切未经感观认可的客观理性和客观经验，同时也不相信有先验、超验的理性原则存在。
最能说明中国文化这种实用主义特质的，莫过于“求真务实”这句时髦的口号了。在中国人的语境中，“求真”是手段，“务实”才是目的。因为这是一个崇实非虚的民族。儒教孜孜以求的并不是虚幻的彼岸世界，而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人伦秩序。同时期的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都在追求实效、实绩、实用、实惠——一种看得见、模得着，派用场，有效果的事物。墨家经典《墨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公输般“削竹为鸟，成而飞之，三日不落”。公输般这小子以为这是“至巧”，于是跑到墨子那里向老爷子炫耀。哪知墨子批评他说，“有用为巧，无用为拙”。你小子有功夫削竹为鸟不如削竹为车，做部小车能推三五百斤货物，这才是巧。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也是出自这种求实心理。中国古代哲学不可能产生古希腊抬头仰望星空、追求世界“本体”的哲学家，只会有仰观天象、论证君臣秩序和农耕节气的天文官吏。中国人所说的“求真”之“真”，与古希腊“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人所说的“真”，只是具体事物表象、现象之“真”，而非事物内在本质的“真”。真理一词，也是清末民初才从日文中引进的。
同样是集体主义文化的日韩等国，为何其海外侨民容易抱团而不似华人好内斗，其国内坑蒙拐骗也不似中国猖獗呢？窃以为，这很可能与主观经验主义的“务实”有关。极端的“务实”必然是主观的，因为他人的经验对于我而言，也是虚的、不可靠的。客观的神既然不能为主观所感受，因此也是虚幻的。但是，有神论的宗教信仰至少可以防止我们陷入极端的主观经验主义的泥潭，使我们相信在主观感受之外，还有客观它者的真实存在。没有信仰的“务实”者必然会变成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导致利己主义泛滥的哲学原因。
3） 畸形的个人价值观念
造成中国利己主义泛滥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主观经验主义和“务实”文化二者混合形成的一种畸形的个人价值观念。
个人价值观念在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是基督教教会特别关注的问题，因此教会特别鼓励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在蒙昧的中世纪，人被认为是上帝的产物，人是为了上帝而活的。如何证明你有价值？那就看你对上帝和教会的贡献如何，贡献越大，自然个人的价值越高。一个教徒如果只知索取不知贡献，即使再富有也是无价值的，更别指望死后灵魂得救进天堂了。
启蒙运动后，个人从神的附属物回归。但这时衡量个人价值仍然有两种标准——一种是利己主义的，一种是利他主义的。西方社会不可能没有受到利己主义的诱惑，否则不会出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经过理性的取舍，最终是利他主义的个人价值观上升为了社会主流。这种利他主义的个人价值被定义为个人向社会和公众的贡献。一个科学家、军人、学者或政治家为社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个人就会受到舆论的赞扬与追捧。商人、企业家也是如此，他们受到社会的尊重首先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好莱坞是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狂热鼓吹者，而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就是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
但是当下的中国在这方面是反西方的，个人价值不是看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向社会的索取。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主要看他拥有金钱的多少。钱越多，越说明此人有本事，因此社会地位越高、个人价值也高。至于此人的钱是怎么来的，众人似乎并不关心。表面上看似乎是社会不关注个人隐私，实际是“务实”文化使然——只以金钱论英雄。
为何说这种个人价值观是主观经验主义与务实文化混合的产物呢？因为强调经验、感受，所以必然是经验和感受的主体——个人主观；而务实之“实”则要求体现价值的事物必须能为主观所感受，同时该事物必须具有单一明确的特性。对社会的贡献不是个人主观所能感受，而是社会公众的评价与认可，而个人向社会索取的金钱由于既符合易为主观体验感受、又单一明确，所以既被“潜规则”、也被显规则所认可。
中国人聚在一起好炫耀，这实际就是在宣传各自的价值。但是所炫耀的个人价值不是对社会、人类的贡献，而是向社会的索取——无非是我的财产，我子女享受的教育条件，我的情人等。即使在海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圈子，也是以索取的物质作为个人价值的标准。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来看，中国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内因——传统文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地谈文化的复兴，并不见得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引进借鉴，到有可能是一剂有效的祛毒剂。
四、关于文化的几个问题
郑先生文中提出了“超越而不只是学习西方”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为何要这样呢？因为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化是有缺点的——“核战威胁、环境破坏等种种弊端。”
但问题是，世上有没有一种无弊端、十全十美的文化？就拿中国文化来说，且不谈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现今的“先进文化”——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难道就是十全十美，可以放置四海、传之万代的吗？综观郑先生全文，可以发现作者在文化的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现指出如下：
1，不同文化间的个性与共性
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文化，狩猎民族有狩猎文化。东方的农耕民族不可能创造出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现代西方社会也无法续写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章节。这是文化的个性。此个性是由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民族因为生产生活实践的差别而造成的。
但是不同的文化间都有共同相通的内在特性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这是文化的共性。文化的共性植根于共同的人性，这是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交汇融通的内在原因，也是各种不同文化拥有相同发展方向（同向性）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世界各地的人民，无论其肤色、血缘、语言、地理、传统多么不同，但具有共同的生理（各族男女可以互相通婚生育后代就是证明），因此也具有大同小异的人性。过去我们曾经认为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阶级性，好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是两种不同的生物，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民族性大于阶级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把民族性临驾于人性之上，不能以民族的个性来否定人类的共性，这就像当初不能以阶级的个性来否定民族的共性一样。这种抽象的人性的客观存在，正是共产主义之所以可能的原因。
文化的共性造就了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这就是郑先生迫不及待想超越的自由、民主、人权。谁要是主张在中国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象郑先生这样的“卫道士”就会站出来指责，“这是照搬”。文化的共性或普世价值，这些是抽象的概念或原则，抽象的东西如何能照搬？就是我们说的西方，也是抽象，具体的只有美国、法国等。以“照搬”来拒斥普世价值，实际就是对共性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一种不高明的小把戏。
郑文开头有这样一段摘要，“任何价值都具有普世性。各种价值之间，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相对于不同环境的不同适应性。所以，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能够作为核心价值支撑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千秋万世永不变的社会模式，一切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视具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这段话问题很多。首先，说任何价值都具有普世性就是错误的。纳粹的价值就不具普世性。伊斯兰宗教中通奸的女人可以乱石砸死，也为世人不容。以普世价值为核心价值的社会，虽然目前还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就如马克思所憧憬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因为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早晚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千秋万世永不变”。但你不能以事物的相对性来否定事物的绝对性（或说割断事物内部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联系）。事物的相对性中含有绝对性。反对绝对性，必然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坑中去。主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都是认同相对主义的。人类的普世价值（包含共产主义）含有相对的绝对性，至少在经验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更好的价值可以取而代之，因此，它就具有相对的终极性和绝对性。就如孙中山所言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对普世价值绝对性的形象描述。
2， 文化的先进性与价值性
对于先进文化的提法，曾招来许多批评和质疑。在反对者看来，不同的文化犹如自然界的百花，难道牡丹花就比野草花先进？他们也像郑先生质疑价值的高低优劣一样，质疑文化的先进落后。
如果我们的社会变化是没有方向的，甲民族死守奴隶制度，不仅奴隶主如此，奴隶也甘心为了捍卫这种制度献出生命；乙民族只管在火星上开拓殖民地，地球不过是他们的基地，因此对地球上邻居的生死漠不关心；丙民族则象鱼类一样生活于深海海底。由这样三个民族构成的地球人类，当然不可能有共同的发展方向，各自的文化自然也无先进落后与高低优劣之分。
问题是我们地球人类实际都是亚当夏娃的子孙，“性相近，习相远”。全球化的浪潮使原来各自孤立生活的我们变成了地球村的居民，大家整日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眼见老英老美家发达了，于是“傻子过年看街坊”，大家纷纷选择了共同的发展方向——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科技能力，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于这个共同的方向（目标）而言，不同民族的文化就有了先进落后与高低优劣之分。譬如，就经济增长而言，新教的理性主义文化就最有用，而儒教文化则等而次之，伊斯兰文化比起儒教文化要更逊一筹。但是对于保护环境而言，新教文化则可能是最落后的，而亚马逊雨林中原始部族的文化或许比儒教文化还要先进。
这么说是不是等于宣布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的前工业文明的诸文化都是无价值的？也不是。先进性与价值性是两个既重合又有区别的概念。什么叫价值？价值是“有用”的书面表达方式。对于某个目标可能用处小甚或无用，不等于对另一个目标无用。只要是自然形成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有价值的，就像上帝创造的生命都具有价值一样。棉花对于果腹没用，但对于御寒却有用。天花病毒现在肯定没用，但说不定哪天可以成为制服某种超级耐药细菌的克星。现代化只是人类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全球大同之后，人类还会有更高更多的目标。历史形成的各种文化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对于人类未来的多元目标而言，它们都具有大小不等、难以估量的价值。
一种观念要具有价值，必须是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底线之上。抽去这个底线（绝对性）说任何价值都是普世的，显然不对。只有在此底线之上的各种价值才具有普世性。
3， 文化的被动性与能动性
文化是社会的产物，又具有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巨大功能。因此，文化（对于社会）既有被动性又有能动性。文化的被动性来源于唯物主义哲学——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决定文化。文化的能动性来源于唯物辩证法——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物质的正作用与文化的反作用二者不是等量齐观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对条件要求的不同。正作用的发生是普遍的、大量的，不需要特别的条件，而反作用的发生则需要一系列苛刻的条件。
从文化的被动性来说，文化是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定了的。人均GDP较低的社会，不可能有整体超越征服人均GDP几十倍高于它的社会的文化能力。中国经济刚刚富了一点，国内污染、***、犯罪问题成堆，郑先生一类的人就幻想着先在文化上超越并征服西方。这有点象文革中老毛想靠斗私批修超越苏联、成为马列顶峰一样可笑。
西方学者即使在东方传统文化中发现了某种思想工具能医治现代化的偏颇，也不表明东方文化整体超越了西方。作者为此拉出了季羡林和康晓光两位学者来证明中国即将有超越西方的东西要出笼，岂不知这做只不过是徒增笑柄。季羡林或许是老糊涂了，一句“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谚语，就能证明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将进入东方文化的世纪？
郑先生这种无视经济基础作用、看不到文化的被动性的观点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他或许以为，只要投入足够资金，用“精英领导、国家支持、大众参与”的办法，搞一个“文化超越工程”，就能让西方拜倒在我天朝脚下。这种想法与大跃进时期的“15年赶英超美”又有何区别？
当然郑先生复兴传统文化的用意不仅仅在于一种民族的虚荣心，而是冀图以文化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应该肯定的。文化如果只具有被动性，而不具推动社会发展的功效，那么这种文化一定会消亡。文化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就在于其强大的对社会的能动作用。
在这里要谈谈“文化决定论”。本人是“文化决定论”的鼓吹者，这和唯物主义是不矛盾的。物质、经济具有基本的决定作用，但在特殊的约束条件下，文化也可以是决定因素。按照我的新理性主义理论，现代化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经济，主要是指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第二层面是政治，包含法治化，民主化；第三层面是文化，包括世俗化，理性化（合理化）与多元化。国内研究文化的学者虽然都认识到了文化的能动作用，却始终没有搞清文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它的决定作用的。本人对此研究多年，不揣浅陋，在此提出，就教于郑先生与诸位读者。
根据韦伯的理性主义学说创立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理性化与合理化。国穷国富的原因在于统治集团的理性化程度。因此，提高统治集团的理性化程度，使统治者承担起“先知先觉”的责任，而后是变法——实现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民众得到了经济实惠，然后民众自觉拥护好的制度，使体现在好制度中的理性主义、合理主义的观念成为大众和主流的观念。只有在这时，由文化领先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文化决定论”实现的途径。
现举一例来说明：市场体制改革之前，我们都是单位人，头脑当中也没有离开组织能个人致富的观念。92年，中共领导层决定实行市场体制。不是先办学习班，而是放松了制度管制，使个人经商合法化，于是下海者多数致富，这样民众才认可了市场体制，纠正了单位人的观念。如果下海经商的人都失败，那么市场体制是建立不起来的，民众的观念也仍然不会转变。
如果统治集团不改变观念，只是从外部移植一套先进制度进来，由于这套制度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不能产生使民众受益的效果，是故无法存活。这是“制度决定论”失败的原因。注意，少数人头脑中的观念是不能成为文化的，只有当这种观念为大众普遍接受时，才能称之为一种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有大众得实惠的经济因素为基础。在这个权力－制度－民众－经济的链条中，权力又居于一个关键的环节，没有权力阶层对新制度的自觉支持，新制度就无法正常运转。所以这个“文化决定论”实际上是文化牵头、政治经济的综合作用形成的。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当然不止韦伯的理性主义一派，还有上世纪70－80年代活跃于拉美地区的“依附论”。如果说韦伯的“理性论”是“内因论”的话，“依附论”可称“外因论”。“依附论”的理论来源于列宁主义，认为穷国之所以穷，在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与掠夺。这派理论认为，只要赶走外国势力，把他们的资产收归国有，在国际上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搞“南南合作”，穷国就能变富。
70－80年代是东亚四小龙以韦伯的“理性论”与拉美的“依附论”展开和平竞赛的年代，当时被西方大多数学者普遍看好的是拉美经济。结果没想到东亚经济最终胜出。这一结果不仅证明了韦伯理论的正确性，也证明了东方儒家文化优越于西方的天主教文化。
新教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梯队，于是许多人认为，第二梯队是天主教文化。然而东亚儒家文化在80年代对拉美天主教文化的胜利说明，真正的第二梯队有可能不是天主教文化，而是儒教文化。因为长期与新教文化混居的欧洲天主教文化，曾经长期为欧洲的第三世界，除了意大利之外，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都是在70年代才开始现代化转型的。这一事实说明，欧洲天主教文化的现代化，主要不是由于文化理性的作用，而是由于地域的作用——与先富起来的新教国家鸡犬之声相闻，经常互相往来。拉美的天主教文化区，由于地域的阻隔，单靠自己的文化理性，折腾了100多年，还是发展中国家。
作为儒教文化原生地的中国大陆，现代化发展为何反而落后于次生地的日本和四小龙？窃以为大陆文化现今实际已非纯粹的的儒教文化了，因为在1949年之后，比儒教文化理性更低的东正教－萨满教文化的列宁主义成为大陆的主导文化。如果没有这种落后文化的入侵，中国大陆是决不会发生三年灾害和文革这类灾难的。同理，如果不是列宁主义，温顺的柬埔寨佛教徒又怎会制造惨绝人寰的红色高棉大屠杀？
五、学习、超越与反思
郑先生在文中第二段的标题是“超越而不止是学习西方”，号召“中国要超越西方，再次站在世界的尖峰顶端”，雄心壮志不可谓不高。但是在各种矛盾尖锐的转型期，郑的这种号召似乎太脱离实际。
既然扬言要超越，那就表明，我们与西方发展的方向是相同的，而且现在还处于落后于西方的状态。如果你往东，我朝西，那是谈不上超越与落后的。
前面说过，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的被动性，即文化是被经济发展水平限定了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化能摆脱这种限定而单独超越吗？这不是和拉着自己的头发就想飞上月亮一样荒唐可笑吗？
文化是全体人民的观念意识，不是造房子。要使13亿人民的观念意识整体超越西方谈何容易，仅仅要使中国先富一族在出国旅游时不随地吐痰就异常困难。老毛搞文革的目的之一是要把当时的六亿人民改造成六亿个“舜尧”，结果高了十年，舜尧没几个，文盲加流氓倒是造就了好几个亿。根据经验常识，要超越首先要学习，不学习，又如何超越？
从20世纪各国（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儒教文化无疑是最善于学习的。英国人将其政治制度移植到了香港、新加坡和印度三地。结果香港和新加坡在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现代化，而印度却至今还是贫穷落后。香港、新加坡的现代化水平不仅在亚洲领先，就是拿到欧洲，也不输于天主教文化圈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等国，更不要说东欧的东正教文化诸国了。在文化事业上，香港的创意电影文化产业，更是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成为全球少数几个能与美国好莱坞竞争的东方文化的优秀代表。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来看，要想超越西方，首先要努力学习，没有几十年甘拜下风、卧薪尝胆的刻苦学习，超越是不可能的；相反，以中国人的聪明刻苦，经过几十年的学习，想不超越都难。
在北韩，金正日手下的臣民肯定认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已经是世界顶峰了。如果没有向西方的学习，郑先生的超越只能是象金二那样的胡作非为。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文革的摧残后，在改革开放30年时，终于迎来了复苏发展的春天。回顾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坎坷经历，令人不胜唏嘘。然而就在传统文化脚跟尚未站稳之际，有人竟要其担起超越西方文化的重任。窃以为中国文化要超越西方，除了要虚心向西方学习几十年外，还要反思传统文化百年来屡遭摧残、屡遭蹂躏的原因。为何在境外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得到悉心呵护与发扬光大，而在大陆却是风烛残年，奄奄一息，不把这个地球人都明白而只有大陆人不明白的事搞清楚，又谈何超越？今天可以让几位宿儒去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明天也可以把这些宿儒召回国重新关进“牛棚”。
六、价值之辨
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对立是引发“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抬头的原因。如何看待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对立，我们究竟应该把“反西化”进行到底，还是选择西方文化的优秀代表——马克思主义，这是笔者与郑得先生的分歧本质所在。
1，“个人价值本位”的进步意义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郑先生是持批判态度的，并以利己主义的泛滥来否定西方的“个人价值本位”。
虽然中国当前的语境与中世纪的欧洲却有不同之处，但不可否认，二者也有共同之处。中世纪的欧洲，个人是神（教会）的附属物，现今的中国，个人是集体（国家、民族）的附属物。总之，在从前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阶段”）向资本主义文明（第二阶段）过渡时，双方都面临着个人从“对人的依附”向相对独立的“对物的依附”的转变。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与当下的中国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
郑先生恐怕不能否认，中国目前不是“个人价值本位”，而是“官本位”的社会。这个“官本位”实际就是国家民族的代表。即使在改革开放后个人的世俗利益拥有了相对有限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今天，官贵民贱的价值格局仍无改变。以政治权威产生的对资本和个人的绝对支配权实际沿续了亚细亚社会的专制传统，只不过剥去了神圣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外衣、转而采取了赤裸裸的威权形态而已。
刘军宁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当下重提个人价值本位显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性，就是要从传统的集体、国家、民族本位转向个人价值本位，使民众的利益高于“官”和政府的利益。即使这种要求引发了利己主义的泛滥，也是历史的进步。因为非如此就不可能有“个人价值”从非理性向理性的转变，从“官本位”的奴役、压迫下的解放与回归，也不可能踏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道路。
3， 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本质
“反西化”无疑是某些人的历史使命。但是这些“反西化”的卫道士们可能不清楚，他们所反对的“西化”的价值，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成立的根基。
无论是西方中世纪的价值还是现今所谓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看来，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第一阶段的产物，都是主张人对人的依附、反对人的相对独立性的。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实际就是第一阶段价值与第二阶段价值的对立，是非工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坚持人对人的依附，不管套上如何耀眼的外衣，都是一种反动。
因此东西方文化对立的本质不是如何获取幸福的分歧，而是获取何种幸福的分歧。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文艺复兴所发现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终极人性价值基础上的，而东方文化是反对这些人性价值、主张一种蜜蜂蚂蚁社会和谐秩序的虫性价值的。更进一步说，这种对立的本质实际是人性与非人性的对立，所谓的非人性是神性、奴性、兽性、虫性、工具性等的综合。
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列宁主义则是前工业文明的产物。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是每个民族必须经历的自然的发展阶段，而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他的任务就是要率领东方民族跳过这个阶段，通过人对人的依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核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唯独没有马克思主义。
4，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部分
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价值和实现价值的方法这两个部分。对于文艺复兴树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价值，马克思并没有予以否定，而只是指出资产阶级在实现这些价值方法上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阐述了实现这些价值的科学原理和一般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这两部分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分散在其著作书稿与往来信件中。特别是其价值部分，由于西方文化的特殊语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价值往往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无需特别阐述与论证，因此在其著作中着墨不多，而是化为了他的观点和立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是这样论述人类基本价值与其学说的关系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引自《马恩全集》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120，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马克思不是从一个封建专制者走向共产主义者的，而是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从对劳苦大众深切同情的立场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马恩二人进行革命活动的时期，正是普鲁士德国由封建宗法制向资本主义转型期。普鲁士传统的封建专制和其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与英美法等国占统治地位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格格不入。难道受尽封建专制迫害的马恩二人会转而认同俾斯麦的铁血价值？公民布朗基先生是法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者，然而对于他的专制主义和密谋主义，马恩二人都极力反对，不仅反对其方法，更反对蕴涵于其方法中的落后价值。列宁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以革命阉割科学，以科学反对民主，以手段否定目标。
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方法部分，是人类学术史上一次勇敢的科学探索。因此其学说不可能是经学性的，必然会有因时代和个人局限而致的错误。但是作为其方法论中的三个部分（指社会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中的哲学部分，无疑具有较高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正是老毛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
5， 宝贵的思想平台
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含有错误，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因为是斯大林概括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这种论点显然不对，难道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我们就应因人废言吗？就如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瑕疵，但又有哪一种哲学可称十全十美的呢？相比较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瑕不掩瑜，特别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而言，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整合其他具有合理性思想的宝贵平台。
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和宽容思想渐成当代主流思潮。但任何多元社会实际都是一元为主、多元共存的，不可能在多元的旗号下没有一种基本、主导的价值取向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最适宜作为这为主的一元，与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化实行既互相批判、又互相补充地共存。一切真理与具有合理性的学说、思想都是互补的。譬如卡尔 波普尔，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实际他对马克思的批判大部分都是对列宁主义的批判），但凡是波普尔说的有道理的部分，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矛盾的。尽管波普尔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但波普尔思想的精彩之处正是来源于辩证法。因而，波普尔的学说在更多时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化与补充。
拿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孔孟学说比较，是以孔孟学说为平台来整合马克思主义还是相反更好呢？显然在价值观与科学性、全面性和包容性上而言，马克思主义比孔孟儒学更合理。郑先生的创新实际是想以儒学为平台来整合各种思想资源，不是本人武断，我断定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郑先生全文洋洋洒洒数千字，却对所谓的“自己的声音”不置一词，保密吗？无此必要。看来既要超越西方又要是“自己的声音”实在是难以靠谱。
既然如此，复兴儒教还不如复兴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象当年的文艺复兴发现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一样，重新发现摆脱了列宁主义污染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平台来整合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与超越。
2007－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