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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新马克思主义阅读[586] 回复[2]redragon54 [发纸条] [个人资料] [2007-07-05 09:01:53] [回复] [引用] [复制链接] [举报] ·人民币汇率与股市前景
·蒋经国的历史资产
·商业周刊:美大选面临自我认...
·商业周刊:美大选面临自我认... 精华帖数：62发主帖数：1296累积积分：3698当前等级：13
“新左”的主体是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左派人群早已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例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便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但中国的新左派基本上还未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框，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新马”或曰“西马”，包括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明的“依附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可是，新马克思主义始终拿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全球化的实施方案和政治纲领，所以它在西方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堂而上不了总统大选和议会立法的议事日程。
“新左”与“老左”、“中左”相比，属于小字辈，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成为中国学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角色。其代表人物多在45岁以下，属于未亲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本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便已传入中国，它之所以未能成为现在45岁到55岁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首选，可能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臭老九”、“插队知青”、“可教育好子女”们对于“文革”经历的集体记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不断激进化在“四五”运动后出现拐点，“探索的一代”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直接追溯到启蒙思想、自由民主主义，邓胡赵体制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青年知识分子激起更多的设计欲望而非批判意识，东亚四小龙崛起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突破等。但这样就为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有待采掘的理论宝藏。新左派虽然常常把“后殖民”、“反西方中心论”挂在嘴上，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却表现为学术理论界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往往全盘照搬在西方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自以为登上了当代学术的高峰。“新左”在丰富中国的思想理论流派方面发挥了拾缺补遗的作用，其贡献自然是有价值的，但若因此而目空一切就不免过份了。
由于“新马”或“西马”理论上的遗传基因的影响，“新左”与“老左”、“中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要维护的特定制度、阶级或利益，因此可以把理论上的批判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于是，“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受到了质疑，似乎只有彻底的解构才痛快。但是，中国的“新左”往往不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集团和社会强势群体，而是指向刚刚浮出水面的政治上极其脆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批判性”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即使承认“新左”在制度批判上很潇洒很“酷”，但一涉及到制度创新他们便表现出幼稚可笑的一面。例如，崔之元曾把“鞍钢宪法”说成是制度创新的典范，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但高华却撰文批评说，这纯属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党委领导和突出政治。崔之元、汪晖常喜欢谈论乡镇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意义。但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学者秦晖、温铁军、张晓山等却指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特徵的关键起因其实是不允许农民改变“二等公民”身份的现体制，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所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非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自1998年以来，江苏的学术理论界和地方党政领导已认识到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政府吸取能力过强，民间经济活力被压抑，“口号动员型”经济带来了损失和浪费；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苏南模式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不利于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苏南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与其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集体经济产权“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非排他性，使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成本总是以平均数的形式由全体成员均摊，因而可能造成对资源的滥用，“名义所有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关心公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同时集体财产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级安排，而非所有者委托，这种非所有者的委托人（上级）当然较之应该的委托人（村民）缺少监督的激励，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困难，监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瞒上欺下，多吃多占，追求在职消费，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上下级的“串谋”行为，从而最终导致集体财产的社区干部“灰色私有”。[6] 由于有了这些共识，目前苏南各地正着手准备“二次改制”，“改制”的对象正是崔之元等所推崇的股份合作制。
朱学勤曾明确地指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首先是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必须批判这一现实，应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入侵。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未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7]
笔者在“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兼评汪晖的现代性批判”[8]中亦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论断的影响，严灵峰和任曙等“动力派”便提出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在世界范围内，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和运动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如此；但在中国托派始终受到冷落，原因就在于它的论断远离中国现实，而且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解决“耕者有其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要求。
时隔七十年，汪晖的“批判思想”用新的话语重复着“动力派”的旧观点，是否就合乎时宜了呢?苏东国家、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份，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也已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制呢？尽管中国与上述二者有相当多的同一性，但并非同一性而是差异性才突显出“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会批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是否会同意扩大国际法庭的管辖权？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融入全球体制的既成事实。在中国，“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远远不是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对手，而且并不能排除以“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为由而重新关闭国门或缩小开放度的可能。“动力派”和“批判思想”都说了太多的“已经”，恐怕还是应当把“完成时态”改成“未来时态”才较为妥贴。
“新左”所推崇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回答下列建设性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知识社会的全球信息秩序应当遵循哪些规则等等。把中国问题放在上述的“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去“重新思考”，恐怕不会对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有多少帮助。真正的中国问题是大量有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混合经济、社会保障、直接选举、报刊民营、地方自治、少数民族、台湾统一等问题。如果说，中国学术界对于本国问题甚少建树，其主要原因并不在引进“批判学派”等西方时髦理论方面努力不够，而是自身调查研究的功力不够，以及学术以外的障碍远未排除。尽管“新左”摆出一副“全面批判”、“彻底解构”的姿态，但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是否要由“共同体”走向（腾尼斯意义上的）“社会”、由城乡分立走向城乡一体、由竹幕（半封闭半开放）走向全球化、由传统信仰幻灭走向新的伦理整合、由集权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关键性时代课题上，却常常不由自主地与政治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走到了一起。难怪对现实持不妥协批判立场的“中左”会对他们感到失望。
五、牵线人与游走者
在“老左”、“中左”和“新左”之间，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理论牵线人与游走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原本不同的思想与政治流派形成了一条连绵的战线；同时也使对手和观战者产生了浑然一体的错觉，忽略了左派各分支之间的差异，至少是忽视了“中左”的存在及其政治潜力。
“新马”、“西马”对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素无好感，在他们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会导致“人的异化”，塑造的全是“单向度的人”。但当汪晖提出“限制私有权的思想与限制国有权的思想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关系、特别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最佳的理性选择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评判”[9]时，他便在“新左”与“老左”之间牵了一条红线。暖昧态度后面隐藏着真实立场：不评判就是对“以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主体”这一既成事实的默许。
崔之元的理论立足点是“新马”，但他常常客串“中左”的角色，对“毛主义”投以青睐。他说：“‘***’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尽事业，是他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份。”李慎之和何家栋明确指出，这是对***“大民主”观的一种误读与篡改。毛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说得很清楚：“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毛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他在“文革”中搞“大民主”与在“反右”中搞“大民主”一样，都是针对敌人的──前者是打击“右派”，后者是针对“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这种敌我意识及两类矛盾划分与法治社会是不相容的，如果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就必须彻底告别毛主义的“大民主”（即“群众专政”与“全面专政”）[10]。
1968年前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曾把毛主义引为同道，直接标榜毛主义的政治团体也在欧、美、大洋洲和日本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十年后毛去邓来，“文革”的真实情况被逐渐披露，西方的“毛主义热”便迅速降温。再过十年，在“***”与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比下，再指望西方的“新马”与毛主义联姻就更像是天方夜谭了。崔之元笔下的“毛主义”与人们曾信奉和实践过的毛主义根本是两回事，如果他不能完成整合“新马”与毛主义的理论“创新工程”，也不能如“中左”要求的那样彻底地“毛化”，相信他最终仍会回到“新马”的行列，而不再在“中左”与“新左”之间游走。
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则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其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从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可以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衷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由于“老左”和“中左”出于同一位宗师，他们在许多观点上很容易一拍即合；但是，只要***思想和毛主义不能合二而一，只要“走资派”与“造反派”不能捐弃前嫌，他们在政治上真正携手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六、非神圣同盟
李宪源在与余世存商榷的文章中说：“对使其威风扫地的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国权力精英，与对文革冲击同样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11] 如果他说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指的是由政府“包下来”、“养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沈雁冰、雷洁琼，李宪源的说法或许还有一二分道理，但问题在于，实际上他们或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知识界老左派，早已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了；如果李宪源指的是朱学勤、徐友渔这些人，那就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了。朱学勤、徐友渔、秦晖这一辈插队知青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曾在社会底层长期生活过，他们确实受过“文革冲击”，但与因“威风扫地”而对“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权力精英不同，他们受到的冲击主要在思想上，经历的痛苦主要是理想幻灭的痛苦。中国的权力精英与思想精英在经过“四五”运动前后的一段短暂的蜜月后，到了“理论务虚会”和“西单民主墙”时期便已分道扬镖。如果二者之间现在确实还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为什么前者屡屡封杀后者的言论，甚至打碎他们的饭碗（如最近对秦晖、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却听任左派言论在各种大陆网站上与民族主义言论相互呼应呢？
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另一种政治同盟关系，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与左派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在思想和政治光谱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通常被归入右派，与左派相对立。例如，二十年代中共与“联俄联共”的***左派的主要理论对手便是以“醒狮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当然，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左派和右派携手夹击中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先例。在德国的魏玛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和希特勒的纳粹党都把执政的中派政党作为主要政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想在理论上调和社会主义左派与民族主义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他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式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英国唯物主义色彩的范畴。斯宾格勒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把德国式的政治观念与英国式的政治观念相对照，认为前者偏向共同体、主张社会主义，后者则着重于个体的独立、拥护个体主义；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等概念，不过是英国的一套把戏，根本就不适用于德国。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他的眼里，社会主义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息息相通，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约的。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历史更值得借鉴。它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军部，一是民间的草根法西斯主义者。军部的军国主义者又分为统制派与皇道派，后者受北一辉等草根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甚深。北一辉等在其著述中杂揉左右两方面的思想，称“革新阵营”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推翻“财阀政权”、实现“维新政权”。他们“反对外来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吹“复古”，“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即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正日本主义”的“国民主义”。
从本质上说，左派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后一群体重视社会稳定、朝野同心、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底层革命、犯上作乱、在自家锅里抢食。其理想是“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是“强国家”，即使反对豪门也是出于贫富两极分化会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担心，他们绝不会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么“经济文革”和“大民主”。因此，这两个群体牛头不对马嘴，硬贴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如果毛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中左”成为左派阵营的掌门人，将会加速非神圣同盟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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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的主体是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左派人群早已大大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例如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便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但中国的新左派基本上还未摆脱马克思主义的大框框，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新马”或曰“西马”，包括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明的“依附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等。可是，新马克思主义始终拿不出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全球化的实施方案和政治纲领，所以它在西方只能停留在大学讲堂而上不了总统大选和议会立法的议事日程。
“新左”与“老左”、“中左”相比，属于小字辈，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成为中国学术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角色。其代表人物多在45岁以下，属于未亲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本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便已传入中国，它之所以未能成为现在45岁到55岁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首选，可能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臭老九”、“插队知青”、“可教育好子女”们对于“文革”经历的集体记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不断激进化在“四五”运动后出现拐点，“探索的一代”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然后直接追溯到启蒙思想、自由民主主义，邓胡赵体制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青年知识分子激起更多的设计欲望而非批判意识，东亚四小龙崛起对“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突破等。但这样就为下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保留了一个有待采掘的理论宝藏。新左派虽然常常把“后殖民”、“反西方中心论”挂在嘴上，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却表现为学术理论界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往往全盘照搬在西方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自以为登上了当代学术的高峰。“新左”在丰富中国的思想理论流派方面发挥了拾缺补遗的作用，其贡献自然是有价值的，但若因此而目空一切就不免过份了。
由于“新马”或“西马”理论上的遗传基因的影响，“新左”与“老左”、“中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没有任何要维护的特定制度、阶级或利益，因此可以把理论上的批判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于是，“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将自身的奋斗与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的态度”统统受到了质疑，似乎只有彻底的解构才痛快。但是，中国的“新左”往往不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集团和社会强势群体，而是指向刚刚浮出水面的政治上极其脆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批判性”就大大地打了折扣。
即使承认“新左”在制度批判上很潇洒很“酷”，但一涉及到制度创新他们便表现出幼稚可笑的一面。例如，崔之元曾把“鞍钢宪法”说成是制度创新的典范，是“后福特生产方式”的一个源头；但高华却撰文批评说，这纯属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党委领导和突出政治。崔之元、汪晖常喜欢谈论乡镇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制度创新意义。但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学者秦晖、温铁军、张晓山等却指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特徵的关键起因其实是不允许农民改变“二等公民”身份的现体制，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所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既非合理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自1998年以来，江苏的学术理论界和地方党政领导已认识到苏南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政府吸取能力过强，民间经济活力被压抑，“口号动员型”经济带来了损失和浪费；政府管得太多、花得太多、汲取太多、借债太多、官员太多，从而造成了普通百姓家底不实，相对贫困；苏南模式单一的“干部主体社会结构”不利于市场化、民主化、现代化进程；苏南城市形态初级化、产业结构低级化、经济布局割据化、干部考核数字化等弊端与其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集体经济产权“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非排他性，使资源使用中的边际成本总是以平均数的形式由全体成员均摊，因而可能造成对资源的滥用，“名义所有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关心公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同时集体财产的代理人受命于上级安排，而非所有者委托，这种非所有者的委托人（上级）当然较之应该的委托人（村民）缺少监督的激励，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监督困难，监督成本高，代理人有可能瞒上欺下，多吃多占，追求在职消费，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上下级的“串谋”行为，从而最终导致集体财产的社区干部“灰色私有”。[6] 由于有了这些共识，目前苏南各地正着手准备“二次改制”，“改制”的对象正是崔之元等所推崇的股份合作制。
朱学勤曾明确地指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学术分歧首先是在对基本国情的判断上。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进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泛滥成灾，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必须批判这一现实，应抵制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入侵。而自由主义一方则认为，中国并没有进入后现代，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更远未卷进全球化；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不是外来的资本主义、跨国公司，而是内在的陈旧体制与意识形态，必须坚定不移地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7]
笔者在“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兼评汪晖的现代性批判”[8]中亦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统治的地位”论断的影响，严灵峰和任曙等“动力派”便提出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在世界范围内，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和运动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如此；但在中国托派始终受到冷落，原因就在于它的论断远离中国现实，而且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解决“耕者有其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要求。
时隔七十年，汪晖的“批判思想”用新的话语重复着“动力派”的旧观点，是否就合乎时宜了呢?苏东国家、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份，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也已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制呢？尽管中国与上述二者有相当多的同一性，但并非同一性而是差异性才突显出“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中国要不要继续推进金融自由化？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会批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是否会同意扩大国际法庭的管辖权？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不是融入全球体制的既成事实。在中国，“无处不在的资本活动”远远不是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对手，而且并不能排除以“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为由而重新关闭国门或缩小开放度的可能。“动力派”和“批判思想”都说了太多的“已经”，恐怕还是应当把“完成时态”改成“未来时态”才较为妥贴。
“新左”所推崇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回答下列建设性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建构新的全球金融体系，理想的世界秩序是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还是世界联盟或世界政府，如何开放有秩序的世界人口流动，知识社会的全球信息秩序应当遵循哪些规则等等。把中国问题放在上述的“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的大框架中去“重新思考”，恐怕不会对眼下的中国现实问题有多少帮助。真正的中国问题是大量有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例如混合经济、社会保障、直接选举、报刊民营、地方自治、少数民族、台湾统一等问题。如果说，中国学术界对于本国问题甚少建树，其主要原因并不在引进“批判学派”等西方时髦理论方面努力不够，而是自身调查研究的功力不够，以及学术以外的障碍远未排除。尽管“新左”摆出一副“全面批判”、“彻底解构”的姿态，但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是否要由“共同体”走向（腾尼斯意义上的）“社会”、由城乡分立走向城乡一体、由竹幕（半封闭半开放）走向全球化、由传统信仰幻灭走向新的伦理整合、由集权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关键性时代课题上，却常常不由自主地与政治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走到了一起。难怪对现实持不妥协批判立场的“中左”会对他们感到失望。
五、牵线人与游走者
在“老左”、“中左”和“新左”之间，有一些自觉不自觉的理论牵线人与游走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原本不同的思想与政治流派形成了一条连绵的战线；同时也使对手和观战者产生了浑然一体的错觉，忽略了左派各分支之间的差异，至少是忽视了“中左”的存在及其政治潜力。
“新马”、“西马”对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素无好感，在他们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会导致“人的异化”，塑造的全是“单向度的人”。但当汪晖提出“限制私有权的思想与限制国有权的思想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关系、特别是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我们无法根据一个最佳的理性选择对它们进行筛选和评判”[9]时，他便在“新左”与“老左”之间牵了一条红线。暖昧态度后面隐藏着真实立场：不评判就是对“以国有企业为国民经济主体”这一既成事实的默许。
崔之元的理论立足点是“新马”，但他常常客串“中左”的角色，对“毛主义”投以青睐。他说：“‘***’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大民主’是毛的未尽事业，是他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份。”李慎之和何家栋明确指出，这是对***“大民主”观的一种误读与篡改。毛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说得很清楚：“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毛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一观点，他在“文革”中搞“大民主”与在“反右”中搞“大民主”一样，都是针对敌人的──前者是打击“右派”，后者是针对“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这种敌我意识及两类矛盾划分与法治社会是不相容的，如果中国要走向法治社会，就必须彻底告别毛主义的“大民主”（即“群众专政”与“全面专政”）[10]。
1968年前后，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曾把毛主义引为同道，直接标榜毛主义的政治团体也在欧、美、大洋洲和日本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十年后毛去邓来，“文革”的真实情况被逐渐披露，西方的“毛主义热”便迅速降温。再过十年，在“***”与柏林墙倒塌的鲜明对比下，再指望西方的“新马”与毛主义联姻就更像是天方夜谭了。崔之元笔下的“毛主义”与人们曾信奉和实践过的毛主义根本是两回事，如果他不能完成整合“新马”与毛主义的理论“创新工程”，也不能如“中左”要求的那样彻底地“毛化”，相信他最终仍会回到“新马”的行列，而不再在“中左”与“新左”之间游走。
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则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其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从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可以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出，即使是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都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旧政府”与以林彪、江青为代表的“新文革”之间搞折衷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
由于“老左”和“中左”出于同一位宗师，他们在许多观点上很容易一拍即合；但是，只要***思想和毛主义不能合二而一，只要“走资派”与“造反派”不能捐弃前嫌，他们在政治上真正携手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
六、非神圣同盟
李宪源在与余世存商榷的文章中说：“对使其威风扫地的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那些中国权力精英，与对文革冲击同样抱有深仇大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精英，具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11] 如果他说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指的是由政府“包下来”、“养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如沈雁冰、雷洁琼，李宪源的说法或许还有一二分道理，但问题在于，实际上他们或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知识界老左派，早已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精英”了；如果李宪源指的是朱学勤、徐友渔这些人，那就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了。朱学勤、徐友渔、秦晖这一辈插队知青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曾在社会底层长期生活过，他们确实受过“文革冲击”，但与因“威风扫地”而对“文革冲击深怀怨恨之心”的权力精英不同，他们受到的冲击主要在思想上，经历的痛苦主要是理想幻灭的痛苦。中国的权力精英与思想精英在经过“四五”运动前后的一段短暂的蜜月后，到了“理论务虚会”和“西单民主墙”时期便已分道扬镖。如果二者之间现在确实还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同盟关系”，为什么前者屡屡封杀后者的言论，甚至打碎他们的饭碗（如最近对秦晖、刘军宁、何清涟等人），却听任左派言论在各种大陆网站上与民族主义言论相互呼应呢？
现在人们司空见惯的是另一种政治同盟关系，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与左派共同反对自由主义的同盟关系。在思想和政治光谱中，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通常被归入右派，与左派相对立。例如，二十年代中共与“联俄联共”的***左派的主要理论对手便是以“醒狮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当然，在世界现代史上也出现过左派和右派携手夹击中派──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先例。在德国的魏玛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德国***和希特勒的纳粹党都把执政的中派政党作为主要政敌。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想在理论上调和社会主义左派与民族主义右派，著名者如《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他在《普鲁士的精神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批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式范畴，而是带有明显的英国唯物主义色彩的范畴。斯宾格勒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把德国式的政治观念与英国式的政治观念相对照，认为前者偏向共同体、主张社会主义，后者则着重于个体的独立、拥护个体主义；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议会多党制等概念，不过是英国的一套把戏，根本就不适用于德国。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他的眼里，社会主义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息息相通，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约的。
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的历史更值得借鉴。它有两个主要源头，一是军部，一是民间的草根法西斯主义者。军部的军国主义者又分为统制派与皇道派，后者受北一辉等草根法西斯主义者的影响甚深。北一辉等在其著述中杂揉左右两方面的思想，称“革新阵营”的“主要目标”是“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限制私有财产、统制劳动”、推翻“财阀政权”、实现“维新政权”。他们“反对外来思想”，反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鼓吹“复古”，“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即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纯正日本主义”的“国民主义”。
从本质上说，左派是世界主义者、阶级至上主义者，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文化中心主义者。后一群体重视社会稳定、朝野同心、举国一致、团结对外、争取生存空间，反对阶级斗争、社会冲突、底层革命、犯上作乱、在自家锅里抢食。其理想是“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是“强国家”，即使反对豪门也是出于贫富两极分化会削弱国家凝聚力的担心，他们绝不会同意自下而上地搞什么“经济文革”和“大民主”。因此，这两个群体牛头不对马嘴，硬贴在一起终究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左派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者的同盟是非神圣同盟，也就是说，同盟破裂是命中注定的，不过是或早或迟而已。如果毛主义逐渐占据上风，“中左”成为左派阵营的掌门人，将会加速非神圣同盟的破裂。
